二十世紀的中國佛教

　　---中國佛教發展史略

　　第一節 清代以來佛教的衰敗

　　一、宗派的沒落

　　自十七世紀的中葉，清朝入關以後，佛教雖然仍被敬信，但是清廷爲了籠絡蒙藏地區邊疆民族的關系，對密教的佛法，尤極尊崇，這自元朝以來，已經相沿成習，且爲國家政策的一貫傳統。內地的佛教，自雍正以後，禅宗一派，在叢林製度的庇蔭下，其法統的傳承，有形式的保留，但實際上，已是一蹶不振，只有淨土一宗還能保持劃日的陣容，普遍流傳于民間社會。此外，如天臺一宗，也是若隱若現，不絕如縷。華嚴、唯識等宗，大多已名實不符，附和于禅宗、天臺、淨土叁宗之間。這是當時佛教的一般概況。

　　我們如就佛教學術的盛衰，及其學術的立場，嚴格說來，到了明末清初階段，佛學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已經盛極而衰，而且因理學的陽明之說大行，明末少數禅師和法師們，雖然身爲僧衆，有些還是從陽明之學才理解到佛法的心要。所以，從清初到以後叁百年間，(一)士大夫們，竭誠致力于匡複大業，大多專志于經世實用之學。出家的師僧們，在佛學見地上，又無特別的創獲，所以佛學在知識分子間，不能再有唐宋以來的聲望。(二)佛教本身，人才衰落，極少有如唐宋高僧的嘉言懿行，以爲風世的楷範。到了清朝中葉以後，許多號稱禅宗的大和尚們，爲了虛譽，爲了流傳，剿襲曆代禅師的語錄，閉門虛構一些所謂“語錄”的“傳家之寶”，吩咐後代法子徒孫，爭取編入《大藏經》，以爲光榮。比較稍具學識的名僧，則又競相入京，奔走權門，納交官府，一意攀高結貴，希望求得皇帝的封號。如果能夠得到一紙诏書的敕封或稱號，便可以國師自命，而誇耀于善男信女之間。所以民間俗謠，便有“在京和尚出京官”的感歎了。這種風氣，由明末開始，到雍正時代，已經相當嚴重，因此雍正一再下诏，切責師僧們不必學習詩文，一心只想以文字因緣，與士大夫們來往。他說：“你們作詩再作得好，總也比不上我們翰林學士們，既然出家爲僧，便應努力修行證果，何苦與文人們爭取文名呢”！這些倒是很誠懇的老實話，決不能因人而廢言了。有清一代，專重真參實證，以打坐參禅相標榜的，以南方的金山寺和高旻寺兩大名刹最爲有名。他如天童、育王諸寺院，比較已在其次。

　　二、師僧和寺院的變質

　　因爲唐宋以來叢林製度的遺蔭，全國各地，無論庵、堂、寺、院，都有相當的私産，如山林，如寺田，産業數目，相當可觀。民國初年，有人作過初步的調查，認爲如果集中佛教的全國寺院財産，大可富埒天主教，可與羅馬教廷的財富柏媲美。雖然調查末必准確，然其資財的富有，爲不爭的事實，由此殆可以想見一斑。但自明末以至清代，這個本來完美的製度，已經産生很大的流弊，全國各地，除了少數有名的幾個大叢林寺院，還保留著它的“共有”“共享”製度，而爲公天下的“十方叢林”以外；有些地方寺院，已經一變而爲“子孫叢林”的私天下了。所謂“子孫叢林”，便是師徒曆代傳授法統，同時也授受了本寺資産的管理權。如果一師數徒，他們也同世俗人家一樣，分爲數房，如大房、二房等房份，以次遞分，爭權奪利的事情，也處處可見，因此師僧結交官府，稱霸一方的也不少。除了“子孫叢林”以外，在教內的術語，還有“小廟”，“小廟”的南方僧衆，又有“禅門”與“應門”的分別。所謂“禅門”，講究清修；所謂“應門”，專作佛事。他們念經拜忏，乃至薦亡送死，藉此賺些報酬，聊資糊口。至于招收皈依弟子，造成信衆的派系等，已經不在話下。我們回溯往史，釋迦牟尼昔以充滿慈悲的宏願，創爲救世的佛教，如今已是自救不暇，衰頹到了極點。所有宗教，大約都不許違背良心說謊話，所以我寫到這裏，也只好實活實說，俾明大概，以爲有遠見的佛徒們，對佛教的興衰成敗，作一策勵的檢討和反省的惕勉。

　　第二節 清末民初佛教的複興運動

　　中國的佛教，自隋唐以來，便已成爲中國文化中鼎足而叁的儒、釋、道叁大主流之一。因隨曆史演變，由于朝代的遞嬗，而有盛衰的起伏，直到上世紀末和本世紀的現在，這個遞延原前，還是一仍舊貫，好像並未更變。在近代史上，自中英鴉片戰爭開始至中日甲午戰爭以後，中國因爲受到一連串喪師辱國、失地賠款的慘痛教訓，使安貧樂道、襲故蹈常的國人，深受外來刺激，這才一夢驚醒，從此便注視西洋文化，漸漸對于西洋文化思想，也轉變觀念而加以探究。跟著，西洋文化，就相繼進入中國。而初期來華的各國教士，他們一面宣揚天國的福音，一面傳播西洋的學術，究其行動背景，不無侵略色彩，所謂文化侵略，原系挾其帝國勢力而來，這在當時情況，也足勢所難免。清廷國勢衰落，既已暴露無遺；同時西洋人根本也不明白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遺産究竟有些什麼，所以把中國人也一律看作落後地區的野蠻民族一樣，這種歧視扡格之處，到目前爲止，中外兩方，還沒有充分了解和完全消釋。這是東西方人類文化交流史上一大障礙，因此障礙而造成西洋人在中國人的曆史地位上，有了許多難以估計的損失。現在雖然于發掘研究之余，漸有較佳的體認和好轉的迹象，但其前途的成就，還待曆史的考驗。

　　我們對于文化曆史，有了整個認識，然後簡單述說二十世紀的佛教，才能順理成章，可以鑒往知來。茲就“二十世紀的佛教”，試論撰爲：(一)中國佛學的複興。(二)中國佛教的演變。(叁)世界佛教的動向。分述如下：

　　一、中國佛學的複興

　　關于中國佛學的複興，就事論事，首先應該歸功于佛學大德的學者居士們。因爲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肩負佛教傳統家業的僧衆們，也如清朝政府一樣，都是不明世界大勢，閉關自守，故步自封的一般人物。只有知識分子的學者居士們，隨著時代潮流轉變，因溫故知新，才能開啓這個複興的機運，而開啓此一複興機運的耆德元勳，如所周知，毫無異議的，首先應推石埭楊仁山先生。仁山先生，名文會，安徽石埭人，近代學者尊之爲楊仁山大師。他的祖父與清廷中興名臣曾國藩爲同年，他在十幾歲時，便隨祖父見過曾國藩前輩。曾文正公當時一見便加賞識，勸他努力功名，他對文正公說：我不要求異族的功名。文正公只好一笑罷了，從此便很留意他，後來還吩咐他的公子曾紀澤，好好培植這個人才。到了曾紀澤出使歐洲，便請他幫忙，擔任參贊的名義，實際上由他大權獨攬。他在遊曆歐洲的階段，極力留心科學。後來又到了日本，他得到日本佛學家南條文雄的幫助，使他發現了許多唐宋遺留在日本的佛學寶典。回國以後，便絕意仕進，立志畢生弘揚佛學。後來舍宅刻經，與他的弟子歐陽竟無先生，在南京成立著名的金陵刻經處，弘揚佛學的事業。所刻佛經與佛學要籍的版本，必力求精審，廣事搜羅，詳加厘訂。一時風聲所播，舉如：戊戌政變中名列六君之一的譚嗣同，現代文化啓蒙導師梁啓超等前輩，乃至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等，也都深受影響致力佛學。總之，仁山先生在清末民初之間，名重公卿，震聲朝野，但始終爲弘揚佛學而努力，畢生以居士身應化衆生，可謂稀有難得。

　　後來繼承楊仁山先生弘揚佛學的事業，有歐陽竟無先生。先生名漸，宜黃人，與李證剛先生等，皆遊于仁山先生之門，可以說是佛學的巨子，佛教的龍象，學者亦尊稱之爲大師。他繼仁山先生遺志，創辦支那內學院，專門闡揚佛學的般若、唯識之學。從他門下的，有出家的法師們，有在家的學者們，如呂秋逸、熊十力、王恩洋、梁潄溟、黃忏華等，都是他的弟子。目前許多學者，大半也是他的再傳弟子，或是間接受他影響的。內學院在抗戰時期，遷移到了四川江津，竟無先生也在四川逝世。內學院所刊印的佛經及序文，都是辭章典麗，考據精詳的傑作，這又大都出自呂秋逸先生所手訂，他曾遍考梵文、日文等版本，其態度之矜慎，可以想見。這時在北方並以佛學大師出名的，還有韓清淨先生，所以一般學者，便有“南歐、北韓”之稱。

　　由楊仁山、歐陽竟無先生階段，時代已經轉入民國，也正是二十世紀的初期。受仁山先生一系的影響，在京滬一帶專門從事佛學的弘揚事業者，便有了丁福保先生編纂的《佛學大辭典》，和梅光羲先生講述的唯識，還有聶雲臺先生的護法，馬一浮先生創辦的複性書院，融會叁教理論，專主禅理與儒家經學合參的門風，自成一家學系。但是可以認定，那些都是因爲楊仁山先生直接或間接啓發的關系。總之，到了民國初年，二十世紀的初期，中國學術界，對于研究佛學的風氣，顯見一反常態，特別勇猛精進，方諸雨後春筍，向陽花木，大有競豔爭發，茁壯滋長之勢，這種風氣，一直延續發展有四、五十年之久。

　　大凡一種學術風氣的形成，必然有它時代意義的背景，即其前因後果，所謂“法不孤起”，決不會無故幻出空中樓閣的。准此以論，關于二十世紀之(一)中國佛學的複興，以及(二)佛學思想的趨向兩課題。同樣也會附屬于一般法則，而有它勢所必然的因果律的。

　　笫一，有關中國佛學複興的答案，質直地說，實在足受西洋文化思想刺激的反應。因爲十九世紀的末期，中國人爲了注視西洋文化思想，先由學習自然科學而發現西洋的人文科學和政治思想，因此便源源輸入西洋各種政治主義的理論，新思潮便勃然而興。爲了探求政治思想，自然而然便要追尋領導政治思想的哲學，所以自希臘以來，西洋的各種哲學學說，也就源源而來。尤其此時新興的唯物主義思想，有如滔天巨浪，淹沒一切。這種新思想的進入，促使中國曆史起了革命性的轉變，一般知識分子，在學術思想上，因襲宋明理學，或者向來關門閉戶，自尋煩惱地搞他叁教異同的學說，忽然面對新近輸入的西洋各種哲學理淪，倉卒之間，便有瞠乎其後的錯覺。因此一般富于民族意識，而且比較保守，又有較深國學修養的青年知識分子，在潛在的意識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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