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宋代曹洞宗

　　至少從公元１０世紀中葉起，曹洞宗進入了百年孤獨的年代。

　　臣主相忘古殿寒，萬年槐樹雪漫漫。

　　千門坐掩靜如水，只有垂楊舞翠煙。

　　這首詩，本來是曹洞宗用以形容其臻于“偏正回互”、“君臣道合”、成佛作祖之至上境界的，但是從後世史家的眼光來看，卻不免成爲一種纖語：這個富于思想家特質的大宗派，在經曆了８－９世紀的輝煌之後，失去了其強健的思想活力，在萬看槐樹、千門坐掩之中再也不見有“人天師”之主體出世，惟余“偏正回互”的余緒言，如垂楊在曆史的風中漫舞，這真是一種刻骨銘心的百年孤獨。

　　這種孤獨，當然不是表相的。從曆史上看，幾乎是在剛剛跨入十世紀的門欄之時，初期曹洞宗的最後一顆明星——雲居道膺即告入滅(９０２)，從此，在整個十世紀的上半葉，亦即所謂五代十國時期，相繼有同安道丕、同安觀志、梁山緣觀在繼嗣宗脈。雖然以上叁師在曆史上記載過簡，傳世機級語錄寥寥無幾(如同安志甚至缺語錄傳世)，但曹洞宗譜不可言中斷，甚至對同安丕、同安志、宗門尚有“同安祖”、“鳳棲祖”之尊稱，可以想見宗門香火絕如縷之親切狀。不過，在這個時期的最後一位嗣法者梁山緣觀禅師那裏，顯然已經透露出某種令人不安的焦慮消息來了：

　　(緣觀)示衆雲：“停機罷賞，匿迹潛蹤……談玄唱道，莫非雲水高人；鳥道無蹤，乃是道人行履。談玄則不挂唇吻，履踐則鬼神難覓，悟之則刹那成佛，迷之則永劫生死。有疑即決，不可守株待兔，抱拙守愚，潦倒無成，空延歲月。”

　　這與乃祖從容細密、回互綿延之風，相去何啻百千裏！觀此急切焦慮之狀，實與禅師個人修行見地功夫無關，而事關曹洞禅之全局：雲居道膺之後，數十年間，曹洞宗門參學者劇減，從當初動辄門下聚集千百徒衆，演變而爲門可羅雀，至于登堂入室窺其奧區者幾稀，《景德傳燈錄》梁山觀本傳記曰：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觀)師曰：“資揚水急魚行澀，白鹿松高鳥泊難。”

　　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難和。十載訪知音，未嘗逢一個(頌一)，紅焰藏吾身，何須塔用新。有人相肯重，灰裏邈全真。(頌二)

　　自石頭希遷源、曹洞立宗以來，氣象闊大渾厚的曹洞大宗，何以一變而爲“魚行澀”又“鳥泊難”？何以驟失吸引力？簡略地說來，這與其立宗之初內在義理思想的早熟、外在名相語彙的貧弱匮乏大有關系，這在上文已作分析。是以，洞山開宗以後，經曹山本寂、雲居道膺，不過二世，其內在與外在的舊有資源忽忽告罄，新的當時代之機的生長點尚未呈現，延至同安丕、同安志，竟無一新義可以語人。此門淡泊，收拾不住，天下參學者盡歸當機之雲門、臨濟二宗門下，面臨此一光景，梁山觀如何不深重憂慮自己門下“潦倒無成，空延歲月？”

　　試進一步觀察梁山觀接引大陽警玄一案。大陽警玄(９４８－１０２７)，江夏張氏子，少年在金陵崇孝寺依出家之仲父爲師，年十九爲大僧。其谒梁山而契悟事迹，在《禅林僧寶傳》中記載如下：

　　問：“如何是無相道場？”觀指壁間觀音像曰：“此是吳處士畫。”延(即警玄，宋祥符中避國諱易名警延——引者注)擬進語，觀急索曰：“這個是有相，如何是無相底？”于是延悟旨于言下，拜起而侍。觀曰：“何不道取一句子？”延曰：“道即不辭，恐上紙墨。”觀笑曰：“他日此語，上碑去在。”

　　在梁山觀“急索”之下，大陽警玄終于契悟，可以“上碑”傳世，梁山觀禅師懸懸之心，總算落一實處。

　　很難說這種傳承是否過于勉強，但是無論如何，到大陽警玄之世，曹洞宗竟至中斷。這種暫時的中斷，與其說是自然演化的結果，毋甯說是出于他的高度自覺、高度負責任的毅然抉擇。

　　史家往往因大陽警玄留皮履布直綴托付浮山法遠代爲覓傳人的戲劇情節，而謂警玄門下乏嗣。然而，事實遠非如此簡單，據《天聖廣燈錄》、《建中靖國續燈錄》等記載，警玄法嗣並不乏人，動以一二十人計，即使警玄入滅之後，亦有福嚴審承等人尚在世，不可謂無人承嗣。其中審承、清剖兩人還號稱奇傑，有語錄傳世，著名于時，所以曆來所謂後繼無人，不過是史家臆測之語。那麼大陽警玄何以出此壯士斷腕之舉？

　　上文言及，曹洞宗自十世紀初以來，傳承脈息遽弱，自同安丕、同安志到梁山觀，難以爲繼之窘迫狀日甚。此並非外在壓製使然，而系內在泉源枯竭，無從當機接人，至警玄之世，以玄之機警聰慧，仍無以改觀。自同安丕叁傳以至警玄，百年有余，曹洞門下靜如止水，新意生機喪事失殆盡。這種難乎爲繼的孤獨之狀，並不僅僅表現爲門下冷清，更在于承其法統者精神深處的痛苦和無告。警玄傳世語錄甚簡，但亦可透露其孤獨心迹：

　　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師曰：“白雲複青山，青山頂不露。”雲：“如何是妙玄無私句？”師雲：“寶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師雲：“手指空時天地轉，回途石馬出紗籠。”

　　“自以先德付受之重，足不越限，脅不至席者五十年。年八十，坐六十一夏，歎無可以繼其法者，以洞上旨訣寄葉縣省公之子法遠，使爲求法器傳續之。……以天聖五年(１０２７)七月十六日升座辭衆。又叁日，以偈寄王曙侍郎，其略雲：“吾年八十五，修因至于此。問我歸何處，頂相終難睹。”停筆而化。”

　　所謂“先德付受之重，”實乃曹洞禅法難乎爲繼、乃師梁山觀勉以爲繼之危，警玄痛感乎此，足不越限，脅不至席五十年，而終于未能別開生面，此中悲苦，夫複何言！

　　警玄最後不是從自己門下聊選一人，姑且付托——他從梁山觀和自己身上已明察此路不通，而是明乎因緣未具，時節未至，毅然壯士斷腕，斷絕門下任何法嗣之念，將曹洞法統，以皮履直綴爲記，莊重托付如日中天的臨濟高僧浮山法遠，囑其代覓天旋地轉時節出世之曹洞真傳。

　　這是何等大智大勇之舉！設若警玄此時一念苟且，草率付法，則其個人自不必冒斷絕法嗣之風險，而曹洞宗門必步入陳陳相因、徹底枯竭之絕境！須知，爲宗譜續法嗣極易，爲精神擇傳人極難。由此反觀佛教史、禅宗史上諸宗興衰內在奧秘，可知苟且極易、不苟且極難，苟且必衰、不苟且必興之至理！就這一意義而言，大陽警玄真爲千古一高僧！

　　大陽警玄這一千古絕唱，因其後投子義青的成功接續，而往往爲論者忽略不識，史家常歸功于浮山法遠，殊不知陽警玄爲其關鍵。大陽警玄以非凡氣魄與手段，了斷曹洞宗在公元十至十一世紀前期尴尬獨的百年史，爲曹洞宗的長遠發展帶來了真正的轉機。

　　選擇浮山法遠，來代覓曹洞真傳之人，是大陽警玄高著眼的一個明證。浮山法遠(９９０－１０６７)爲臨濟名僧，在禅林中有“遠公虎子”之名。歐陽修聞其說法之後，曾感歎：“修初疑禅語爲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于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法遠早歲遊學時，曾參大陽警玄門下，得到警玄印可。是以警玄識人，托付傳法大事于法遠，　法遠當此大任，未敢絲毫疏忽，曆經二十余年，始得擇中投子義青，嗣其嗣法警玄。

　　投子義青(１０３２－１０８３)，俗姓李，青社(今安徽舒州)人。十歲出家，數年間精通《法華》、《華嚴》和《百法論》等經論。後隨法遠數年，兼習臨濟與曹洞禅法。宋英宗治平元年(１０６４)，受法遠囑，接續曹洞法統，其來曆深厚，眼界開闊，又值盛年，上接曹洞中斷二十余年法脈，有生機勃發，無陳腐逼仄，煞是清新可喜可觀：

　　聖節上堂：“天垂玉露，地湧祥雲，千江澄萬頃煙波，四塞賀堯風舜化。山連碧漢，樹起清風。瓊林華綻于瑤池，禦柳莺啼于玉苑……諸仁者，正當恁麼時，且道“君臣道合”一句作麼生道？”良久雲：“道泰君臣清宇宙，時豐齊賀舜堯年。”

　　謝化主上堂：“碧岫橫空，白雲自異。靈苗獨秀，繁草何生。金雞啼處，月落叁更。玉兔眠時，日輪當午。瓊林上苑，枯木逢春，寶殿苔生，歌謠萬裏。然雖如是，且道“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雲：“夜來深雪裏，天曉數枝開。”

　　試比較投子義青與警玄門下審承諸人的機鋒，則其高下，不啻天壤。由警玄而經法遠，一只看不見的巨手，如是終于校正了曹洞禅法脈，此等大手筆，非玄、遠等第一流禅者所不能夢見。

　　義青嗣法弟子中，以芙蓉道楷最著名，芙蓉道楷(１０４２－１１１８)，沂州(今山東臨沂)人，俗姓崔，少辟谷學道，後遊京師，試《法華》得度，具戒遊淮西，時義青住白雲山海會寺，道楷遇而言下悟入，先後住持安徽馬鞍山、江西洞山和湖北大陽等地寺院。宋徽宗崇甯二年(１１０３)，住持京城淨因寺，後五年移住天甯寺。開封尹李孝壽以其道行卓冠叢林，請帝賜紫衣和師號。道楷謝恩愛拒受，被逐出京外遣放，次年敕放釋，令自便，即仍庵于芙蓉湖上，學徒數百，環繞坐臥，楷慮禍，乃日各食粥一杯，不堪者稍稍減退，隨侍者猶百余人。徽宗政和七年(１１１７)，帝爲所居庵賜額“華嚴禅寺”。明年入滅，遺偈雲：“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叁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

　　曹洞宗曆代傳人中，超出江西湖南，長期住持帝京者，道楷爲第一人，這本身就說明曹洞宗較之以往，活動範圍大增，而眼界亦大，至于道楷的突出個性與節氣，更令曹洞宗增色，設若當初曹洞宗無大陽警玄毅然“斷腕”之舉，依然苟且局促于區區同安道院，後來義青、道楷之嶄新局面氣象，豈可夢見？

　　對于喜好以“君臣偏正”來說明自己哲學體系的曹洞宗來說，宋徽宗之于芙蓉道楷間的戲劇性情節，其實可以視作對曹洞宗風的一次檢驗，茲錄道楷上表拒受帝賜之文如下：

　　“……伏念臣行業迂疏，道力綿薄，常發誓願不受名利，豎持此意，積有歲年，庶幾如此傳道後來，使人專意佛意，今雖蒙異恩，若遂忝冒，則臣自違素願，何以教人。豈…

《第十一章 曹洞法系(上)——唐宋時期 叁、宋代曹洞宗》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