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禅法理論也無一語正面敘述，而充溢全文的，卻是一瀉到底的英雄頌——對于一個孤獨英雄“殉命忘軀”曆程的贊頌。這個英雄的大背景，在文中被反複強調指出，這就是“能大師滅後二十年中，曹溪頓旨沈廢于荊吳，嵩嶽漸門焯盛于嵩嶽。”北宗一系“勢力連天”，“雄雄若是，誰敢當沖？”而南宗門下又如何呢？那裏的局面沈重而慘烈：“嶺南宗徒，甘從毀滅，法信衣服，數被潛謀。……傳授碑文，兩遇磨換！”荷澤神會正是在這種沈痛時刻踏上曆史舞臺中心的：他“親承付吃，豈敢因循？直入東都，面抗北祖。”對于神會從此開始所經曆的“百種艱難”，宗密甚至堅信達摩“(命如)懸絲”之記，並不是應驗于五祖密授六祖的那個時代，而是“驗于此矣！”
用“感情沖動”形容這篇《七祖傳》，顯然是不足以解釋宗密這位宗師級的人物何以將一篇傳記寫得如此具有強烈感情色彩——同樣，也遠不足以解釋千載之下另一位大學者在神會面前的又一次“感情沖動”。這就是胡適先生在他那本《神會和尚遺集》的總結之語：
“南宗的急先鋒，北宗的毀滅者，新禅宗的建立者，《壇經》的作者——這是我們的神會，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第二個人有這樣偉大的功勳，永久的影響。”
叁十年後，晚年的胡適先生，在利用新發現的敦煌文獻並作過大量的新校重校工作之後，對自己的上述結論有所修改，但是其鮮明的“感情色彩”仍未能像通常習見的那樣，因其暮氣與研究的成熟而消遁：
“中國佛教史上最成功的革命者，印度禅的毀滅者，中國禅的建立者，袈裟傳法的僞史的製造者，西天二十八祖僞史的最早製造者，六祖壇經的最早原料的作者，用假造曆史來做革命武器而有最大成功者——這是我們的神會。”
雖然後一結論更爲老到而略顯拖沓，但我們仍應當承認，在本世紀中國佛教史的研究領域中，胡適先生評品神會的總結性文字仍然是最有神采的。如同“片面的深刻”現今已被人們所正視和印可一樣，宗密與胡適相隔千載立場迥異，而同樣富于激情的上述文字，也屬于“片面的激情”，對此，學者可以根據重重史料指出其中一百個不足，但那都只是“形”甚至于形而下的事情，惟宗密、胡適得其神得其髓，他們爲神會所作的“傳語”，也許形尚未足，而神宗氣足，將永遠銘刻于神會研究的金字塔尖上。
無論古人宗密，還是近人胡適之，他們不期而遇的曆史激情，都來源于神會自己所創造的曆史。“龍鱗虎尾，殉命忘軀”(宗密語)也好，“急先鋒”、“毀滅者”、“建立者”、“製造者”、“革命者”、“最大成功者”(胡適語)也好，無一不描摹著神會爲建立南宗正統地位奪門一生的真精神。然而，正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一樣，神會因這種真精神而終于達成爲南宗爭正宗的目標，成爲“最大成功者，”同樣，又因此而成爲最大的悲劇角色——對于中國人包括中國佛教宗師來說，還有什麼比二世而亡、香火斷絕而更悲慘的呢？
現在的問題是：造成這一悲劇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僅僅是神會在禅法理論上缺少創造性(甚至連六祖已有的革新成果都未消化完全，致有“知解宗徒”之纰漏把柄)，因而注定缺乏思想的可繼承性，無法造就傑出弟了嗎？
這當然是一個顯而易見的直接原因：對于一個革命性的曆史人物來說，兼顧“革命”和“建設”(建立自己的“選佛場”)當然是再完美不過的事，晚出一代的石頭希遷，尤其是馬祖道一，就是這樣的兩個幸運者，然而，神會所面臨的曆史責任遠比他們要尖銳、現實和緊張得多。他必須在“嶺南宗徒甘從毀滅”和“北宗門下勢力連天”的對比局面下，爲馬祖、石頭這樣的後輩開出一條血路來——曆史沒有給他留下可供悉心琢磨自己“思想體系”的時間，甚至連爲後來者指示一個新方向也來不及，遑論從思想血緣上培養接法傳人！
然而，這遠遠不是全部原因，事實上，中國佛教史造成了“這一個”革命者神會——溯而言之，這一對革命的師徒慧能與神會，卻拒絕了第二對“革命者”師徒、特別是第二個神會式“親承付囑”爲自己的宗派而“殉命忘軀”的徒弟産生的可能。在這一意義上，胡適之感慨“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第二個人有這樣偉大的功勳，永久的影響”，實屬有感而發之語。之所以在神會以後，再未曾出現這等個性強烈、爲師命和宗派的地位而一往無前畢生赴之的人物，當然有著比上述個人意義要寬廣和深刻得多的原因。其中，禅宗史繼神會之後，以建設而不再見革命爲中心的大局面之來臨(以五家七宗的相繼建立發展爲標志)，是“小氣候”層面上的轉變；佛教各宗各派在中唐以後逐漸走向總體上和諧並存乃至圓融的趨勢，是中觀層面的原因，至于儒釋道叁家在總體上亦走向所謂“叁教合一”，以及理學複興、革新乃至革命的人材逐漸集中于儒門(以理學和心學的産生爲標志)，則更是宏觀層面上的原因。但是，在所有這些重要的原因背後，還有一個無法令人回避的屬于佛教史自身的原因。這就是：唐宋以下，佛教史逐漸失卻了再造慧能與神會式的革命者之內在驅動力。換句話說，在一片“圓融”“融合”聲中，作爲佛教這樣的宗教的立足之本，其宗派各自的存在必要性與特點逐漸被消解，以至于爲宗派的生存、發展和盡可能合法、崇高的地位而奮門——也成了羞于提起的事情。這當然只能算是神會不再來這一現象留給我們的一種思考，不屬確定不易之論，只是，作爲一種反證，中國佛教史發展到晚清以後，宗派林立的局面確實歸于消解了。這當然飽含諸多因緣，但是否與佛教內部缺乏神會式的衛道士兼衛派(宗派)式人物確有關系呢？良足深思。
神會已矣，法燈則從此長明，流布天下，並將在南宗的故鄉——南中國腹地形成燎原燭天之勢，照耀人間。
《第四章 南宗分燈 一、荷澤神會》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