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畫師等，大陸佛教藝術的輸入，一時達于鼎盛。其中以法隆寺的建築，日人稱爲現存世界的最古木造建築物。原物系推古天皇十五年所建，但可能會被火燒一次而于元明天皇和銅年間(西紀七○八──七一四)重建，縱然如此，距今也有一千兩百五十多年的曆史了。
二、講經製疏：聖德太子深達佛理，故于推古十四年秋，受天皇之請而講勝鬘夫人經叁日。其次又于岡本宮講贊法華經，頗得天皇嘉許，而將播磨國之水田百町施太子，太子轉施法隆寺。太子說法時，于俗服之上加著袈裟，宛如沙門，而以優婆塞之身份自居。唯僅以叁日的時間，講完勝鬘經，其簡略可知。太子選擇勝鬘經，是因此經是敘述一位皈依釋尊的女性菩薩勝鬘夫人；推古天皇爲女性，日本開國神話中的天照大神，也是女性的太陽神，此可謂觀機逗教之舉。至于
法華經，乃爲中國佛教家譽爲經中之王的一部重要經典，會叁歸一，暢佛陀的本懷，示佛教的極致。中國的天臺智者大師，也正好活動在這個時代，此真所謂：“東海有聖人出也，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聖人出也，此心同此理同。”
聖德太子不但講經，並且爲經製疏。他作有法華義疏四卷、勝鬘疏一卷、維摩義疏二卷，合稱謂“上宮禦製疏”。此爲日本最早的佛教著述，就中的太子親筆草本法華義疏四卷，現仍存于日本的皇宮，視爲傳國之寶。
叁、對外交通：推古之世，太子的政治建設是在休養生息的原則下完成的，對內對外，皆不主張用兵。尤其對外政策，願以不亢不卑的對等地位，與中國接觸，並盡量吸收中國的文化，以助長日本的進步。從中日交通史上看，推古之世，遣使入隋，先後計有四次。初次是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即推古八年，第二次爲隋炀帝大業叁年，即推古十五年，第叁次爲大業四年，第四次爲大業十年。第一次在日史無記載，而見于中國的隋書倭國傳。自第二次起，日本派遣了大批通曉中國文化的學者來中國留學，例如隋書倭國傳中說：“大業叁年，其王多利思北孤(天皇的日本讀音)遣使朝貢，使者曰：“聞西海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使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這就是使臣小野妹子及其所帶的一批人員。其中有名的有八人：倭灌直福音、奈羅譯語惠明、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國、學問僧新漢人日文、南淵漢人請安、志賀漢人惠隱、新漢人廣齊。這些人的頭上兩字如奈羅、高向、南淵、志賀，都是地名，漢人是指研究漢學的人，下面兩字才是名字。他們到了中國，留學時間極長，都在十五年至叁十二年之間。直至唐有天下，他們才回日本。將其所學，建設日本。比如學問僧日文，文化革新時被任國博士，且舉爲僧官的十師之一。
當然，除了遣使入隋之外，對于朝鮮半島的往還，更加密切，故有惠慈、惠聰、惠觀、觀勒、昙徵等沙門，先後自半島赴日，傳播佛法。因此，又藉這些朝鮮半島的沙門爲媒介，將盛行于中國南北各地的佛教及其他文化如天文、地理、方術、曆書，介紹到了日本。試看聖德太子在未遣使入唐之時，所講所疏的叁部佛經、勝鬘經，是劉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西紀四叁五)自印度到江南揚都的求那跋陀羅，譯于丹陽；法華及維摩二經，是姚秦弘始叁年(西紀四○一)到長安的鸠摩羅什所譯。勝鬘出于南方，法華、維摩出于北方。以此可見，到了飛鳥時代，盛行于中國南北朝時代的佛典，日本都已由朝鮮半島輸入了日本。不過，尚有一個事實，我們切不要忽略了，那就是直接由中國大陸移民而去的中國人，也是主要的文化使臣。
僧官及僧尼令
由于政府提倡佛教的信仰，寺院及僧尼數目日增。推古天皇叁十二年(西紀六二四)，已有寺院四十六座，僧八百十六人，尼五百六十九人。天武天皇九年(西紀六八一)之敕中，有“京內二十四寺”之語，以此可以推知飛鳥京都的佛教盛況。持統天皇四年(西紀六九○)，于七大寺作夏安居的僧數，竟達叁千叁百六十叁人。
僧尼人數激增的結果，必有流弊發生，是以在推古叁十二年，開始設立僧官製度。僧官分爲僧正、僧都、法頭的叁等。迄大化革新之際(六四五──六四九)，又選十師任命爲僧官。于天武天皇二年(西紀六七四)，成立叁綱之施設，即以僧正、僧都、律師，稱爲僧綱。養老六年(西紀七二二)以後，置僧綱所于藥師寺。各寺亦設叁綱，即爲寺主、上座、都維那。僧尼本有戒律製裁，但到養老年間。朝廷所頒的養老律令之中，即有專門爲僧尼而製的二十七條，稱爲僧尼令，將僧尼納入政府法令的管束之下。它的隸屬系統，由上至下是：治部省──玄蕃寮──僧綱──叁綱──僧尼。
初期佛教的思想
我們在未結束本章之前，應了解一下初期的日本佛教，其思想狀態究竟如何？
此所謂初期，是指奈良時代以前的飛鳥時代。
由于日本早期已有他們自己的風俗習慣及神祇的信仰，所以，佛教雖爲日本接受，卻已和印度及中國所行者略有不同，此即日本化的佛教或佛教化的日本之特色，此與以後的發展頗有關系。
聖德太子深信佛法，但他卻于推古十五年，頒發祭祀神祇之诏，信佛崇佛，仍不廢日本古來的諸神崇拜。太子親率群臣，祭祀諸神。以作國民的示範。此在日本學者，以爲是獨立性的文化自主的表現，實則是爲適應當時民間的要求而行的權巧方便。
由于祀神的舊習俗，初期的日本佛教，特重助德之祈禱，史家稱之爲祈禱佛教。
物部氏滅亡之後，蘇我氏在政治上的勢力很大，待蘇我氏滅後，由孝德天皇即位(西紀六四五)，繼聖德太子的余緒而革新政治，稱爲大化(年號)革新。在佛教方面，自推古十四年以來，規定各寺于每年四月八日及七月十五日設齋會，即是浴佛會及盂蘭盆會，這種儀禮的形式，頗合日人的口味。
當時盛行的佛經有金光明經、法華經、仁王般若經、金剛般若經、藥師經、觀音經等，他們不求明白經義，只期藉咒願力而延長壽命、消災、愈病、祈雨、護國，他們仍以求神的心情奉佛，祈得現實生活的平安與如意。
其對淨土之信仰，也有可述者，古代日本對于墓窟的建築，非常講究。由古墓的發掘，見其凡爲人間的生活所需之衣食器物，墓中一應俱全，尚有家畜家禽及仆從奴婢的土製偶像。此系認爲墓窟即是死人的國度。但至大化革新之際。鼓勵薄葬，代之而起的是沙門道昭隨佛教的輸入，而帶去的火葬法。此時佛教的淨土思想，已爲日本人所接受，取代了墓窟思想。在日本人看淨土，乃墓窟世界的升華。接著，爲求冥福，乃改原先的建墓思想而爲熱烈地建築佛教的寺院。他們的建寺心理，有同中國人的修建宗祠。例如推古天皇二年，諸臣連(官階)等，各爲酬報君親之恩
而建佛舍，又如葛城氏的葛城寺、秦氏的廣隆寺、藤原氏的山階寺(即興福寺)、紀氏的紀寺，都可說明這一傾向。故而直到近世，日本之信佛與奉神，並行而不沖突，寺院及神社，也互通生氣。日本佛教史上之有僧兵、一揆(匪類)之戰禍殺伐，皆爲其他佛教地區之所絕無。原因在于日本初期的佛教思想之中，即混有日本神道教的成分了。
由于信仰佛教而著重現實生活的祈禱，故至文武天皇時代(西紀六九七──七○七)，有一位叫做役君小角的人出現，這是一個道教化的佛教人物，他能役使鬼神，爲之采薪汲水，若不用命，即以咒術縛之。他誦的有密教所博的孔雀明王經神咒，他雖與道教關系密切，後世稱之爲“修驗道”或山嶽宗教的鼻祖，將之列爲日本密教的一個旁支。
二、奈良時代
(一)古京六宗
何謂古京六宗
所謂古京，乃後世史家爲便利，以古京平城京與新京平安京，兩相對… 《日本佛教史(聖嚴法師)》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