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画师等，大陆佛教艺术的输入，一时达于鼎盛。其中以法隆寺的建筑，日人称为现存世界的最古木造建筑物。原物系推古天皇十五年所建，但可能会被火烧一次而于元明天皇和铜年间(西纪七○八──七一四)重建，纵然如此，距今也有一千两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
二、讲经制疏：圣德太子深达佛理，故于推古十四年秋，受天皇之请而讲胜鬘夫人经三日。其次又于冈本宫讲赞法华经，颇得天皇嘉许，而将播磨国之水田百町施太子，太子转施法隆寺。太子说法时，于俗服之上加着袈裟，宛如沙门，而以优婆塞之身份自居。唯仅以三日的时间，讲完胜鬘经，其简略可知。太子选择胜鬘经，是因此经是叙述一位皈依释尊的女性菩萨胜鬘夫人；推古天皇为女性，日本开国神话中的天照大神，也是女性的太阳神，此可谓观机逗教之举。至于
法华经，乃为中国佛教家誉为经中之王的一部重要经典，会三归一，畅佛陀的本怀，示佛教的极致。中国的天台智者大师，也正好活动在这个时代，此真所谓：“东海有圣人出也，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也，此心同此理同。”
圣德太子不但讲经，并且为经制疏。他作有法华义疏四卷、胜鬘疏一卷、维摩义疏二卷，合称谓“上宫御制疏”。此为日本最早的佛教著述，就中的太子亲笔草本法华义疏四卷，现仍存于日本的皇宫，视为传国之宝。
三、对外交通：推古之世，太子的政治建设是在休养生息的原则下完成的，对内对外，皆不主张用兵。尤其对外政策，愿以不亢不卑的对等地位，与中国接触，并尽量吸收中国的文化，以助长日本的进步。从中日交通史上看，推古之世，遣使入隋，先后计有四次。初次是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即推古八年，第二次为隋炀帝大业三年，即推古十五年，第三次为大业四年，第四次为大业十年。第一次在日史无记载，而见于中国的隋书倭国传。自第二次起，日本派遣了大批通晓中国文化的学者来中国留学，例如隋书倭国传中说：“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天皇的日本读音)遣使朝贡，使者曰：“闻西海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使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这就是使臣小野妹子及其所带的一批人员。其中有名的有八人：倭灌直福音、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学问僧新汉人日文、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惠隐、新汉人广齐。这些人的头上两字如奈罗、高向、南渊、志贺，都是地名，汉人是指研究汉学的人，下面两字才是名字。他们到了中国，留学时间极长，都在十五年至三十二年之间。直至唐有天下，他们才回日本。将其所学，建设日本。比如学问僧日文，文化革新时被任国博士，且举为僧官的十师之一。
当然，除了遣使入隋之外，对于朝鲜半岛的往还，更加密切，故有惠慈、惠聪、惠观、观勒、昙徵等沙门，先后自半岛赴日，传播佛法。因此，又藉这些朝鲜半岛的沙门为媒介，将盛行于中国南北各地的佛教及其他文化如天文、地理、方术、历书，介绍到了日本。试看圣德太子在未遣使入唐之时，所讲所疏的三部佛经、胜鬘经，是刘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西纪四三五)自印度到江南扬都的求那跋陀罗，译于丹阳；法华及维摩二经，是姚秦弘始三年(西纪四○一)到长安的鸠摩罗什所译。胜鬘出于南方，法华、维摩出于北方。以此可见，到了飞鸟时代，盛行于中国南北朝时代的佛典，日本都已由朝鲜半岛输入了日本。不过，尚有一个事实，我们切不要忽略了，那就是直接由中国大陆移民而去的中国人，也是主要的文化使臣。
僧官及僧尼令
由于政府提倡佛教的信仰，寺院及僧尼数目日增。推古天皇三十二年(西纪六二四)，已有寺院四十六座，僧八百十六人，尼五百六十九人。天武天皇九年(西纪六八一)之敕中，有“京内二十四寺”之语，以此可以推知飞鸟京都的佛教盛况。持统天皇四年(西纪六九○)，于七大寺作夏安居的僧数，竟达三千三百六十三人。
僧尼人数激增的结果，必有流弊发生，是以在推古三十二年，开始设立僧官制度。僧官分为僧正、僧都、法头的三等。迄大化革新之际(六四五──六四九)，又选十师任命为僧官。于天武天皇二年(西纪六七四)，成立三纲之施设，即以僧正、僧都、律师，称为僧纲。养老六年(西纪七二二)以后，置僧纲所于药师寺。各寺亦设三纲，即为寺主、上座、都维那。僧尼本有戒律制裁，但到养老年间。朝廷所颁的养老律令之中，即有专门为僧尼而制的二十七条，称为僧尼令，将僧尼纳入政府法令的管束之下。它的隶属系统，由上至下是：治部省──玄蕃寮──僧纲──三纲──僧尼。
初期佛教的思想
我们在未结束本章之前，应了解一下初期的日本佛教，其思想状态究竟如何？
此所谓初期，是指奈良时代以前的飞鸟时代。
由于日本早期已有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及神祇的信仰，所以，佛教虽为日本接受，却已和印度及中国所行者略有不同，此即日本化的佛教或佛教化的日本之特色，此与以后的发展颇有关系。
圣德太子深信佛法，但他却于推古十五年，颁发祭祀神祇之诏，信佛崇佛，仍不废日本古来的诸神崇拜。太子亲率群臣，祭祀诸神。以作国民的示范。此在日本学者，以为是独立性的文化自主的表现，实则是为适应当时民间的要求而行的权巧方便。
由于祀神的旧习俗，初期的日本佛教，特重助德之祈祷，史家称之为祈祷佛教。
物部氏灭亡之后，苏我氏在政治上的势力很大，待苏我氏灭后，由孝德天皇即位(西纪六四五)，继圣德太子的余绪而革新政治，称为大化(年号)革新。在佛教方面，自推古十四年以来，规定各寺于每年四月八日及七月十五日设斋会，即是浴佛会及盂兰盆会，这种仪礼的形式，颇合日人的口味。
当时盛行的佛经有金光明经、法华经、仁王般若经、金刚般若经、药师经、观音经等，他们不求明白经义，只期藉咒愿力而延长寿命、消灾、愈病、祈雨、护国，他们仍以求神的心情奉佛，祈得现实生活的平安与如意。
其对净土之信仰，也有可述者，古代日本对于墓窟的建筑，非常讲究。由古墓的发掘，见其凡为人间的生活所需之衣食器物，墓中一应俱全，尚有家畜家禽及仆从奴婢的土制偶像。此系认为墓窟即是死人的国度。但至大化革新之际。鼓励薄葬，代之而起的是沙门道昭随佛教的输入，而带去的火葬法。此时佛教的净土思想，已为日本人所接受，取代了墓窟思想。在日本人看净土，乃墓窟世界的升华。接着，为求冥福，乃改原先的建墓思想而为热烈地建筑佛教的寺院。他们的建寺心理，有同中国人的修建宗祠。例如推古天皇二年，诸臣连(官阶)等，各为酬报君亲之恩
而建佛舍，又如葛城氏的葛城寺、秦氏的广隆寺、藤原氏的山阶寺(即兴福寺)、纪氏的纪寺，都可说明这一倾向。故而直到近世，日本之信佛与奉神，并行而不冲突，寺院及神社，也互通生气。日本佛教史上之有僧兵、一揆(匪类)之战祸杀伐，皆为其他佛教地区之所绝无。原因在于日本初期的佛教思想之中，即混有日本神道教的成分了。
由于信仰佛教而着重现实生活的祈祷，故至文武天皇时代(西纪六九七──七○七)，有一位叫做役君小角的人出现，这是一个道教化的佛教人物，他能役使鬼神，为之采薪汲水，若不用命，即以咒术缚之。他诵的有密教所博的孔雀明王经神咒，他虽与道教关系密切，后世称之为“修验道”或山岳宗教的鼻祖，将之列为日本密教的一个旁支。
二、奈良时代
(一)古京六宗
何谓古京六宗
所谓古京，乃后世史家为便利，以古京平城京与新京平安京，两相对… 《日本佛教史(圣严法师)》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