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佛教在學術研究方面有輝煌的成就,俨然已執世界之牛耳。對研究資料的整理提供,再沒有其他國家可比。
而國內的佛教教育普遍的低落,僧衆不受一般人士的重視。爲了提高佛教學術的地位,因此發願到日本留學深造。雖然此時他已叁十九歲,而且從未受過中等及高等教育,到達日本,進入日蓮宗創辦的立正大學,便直接由碩士課程開始攻讀。
兩年之後,完成碩士學位,回到臺灣,同時把日文的碩士論文《大乘止觀法門之研究》翻成中文,交給《海潮音》雜志連載,東初長老希望他回來之後,就不要再去讀書,但是他的指導教授,當時立正大學校長
本幸男博士,認爲他的程度和努力的方向,最好能繼續完成博士學位才有意義。因此,雖然許多國內僧俗大力勸阻,並且斷絕經濟後援,但他仍然再度赴日,繼續博士課程。
一開始,他准備博士論文,以明末的蕅益大師爲中心,這與碩士論文有關,都屬于天臺系統。而從慧思到明末的階段,所有天臺的問題,幾乎都被人家研究過了,只有這個論題未被開發。
從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這四年過程中,他除了攻讀學分外,所有時間都在東京各大學圖書館浏覽。並利用寒暑假期,去訪問道場,實際去參加日本各宗派的修行活動。有傳統式禅宗的禅七和密宗的加行,也有各新興佛教教派的宗教活動。不但了解到日本在學術方面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在宗教活動上,不論是傳統的佛教方式,或新興宗教的活動,也值得借鏡。比如他接觸到臨濟宗的妙心寺派和建長寺派、曹洞宗的大本山永平寺及總持寺派和黃檗宗派的傳統禅,還有龍澤寺派新興的禅。
又接觸到天臺宗傳統的比睿山派的修行者,新興的孝道教團,還有傳統的淨土宗大德寺派和日本新淨土宗東本願寺、西本願寺派;傳統密宗的高野山派、成田山派;日本宗教的傳統日蓮宗身延山派和新興的日蓮正宗,立正佼成會、靈友會、國柱會等。
他接觸到這些宗派的領導人和年輕一代優秀的人才,而且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誼,並接受各宗派的邀請和招待,遊曆各地。除四國之外,南至沖繩,北至北海道,處處都曾有他的足迹。因此,得以見到日本從上到下全面深入的普遍的佛教現況。
在學術界,當他撰寫論文期間,拜訪過東京、京都有關天臺學及中國佛教的專家學者,同時參加了下列學術團體的活動:第一,「印度學佛教學會」;第二,「道教學會」;第叁,「西藏學會」;第四,「日本佛教學會」;第五,「日蓮宗學會」;並提出論文,在會議上發表。由于學術會議是由南到北在各大學輪流召開。因此,他接觸到日本全國的有關學者,因他對東京的學術環境最爲熟悉,並且東京是日本人文荟萃之地,因此,他也有機會接觸到世界性的學術會議。
▲一九七五年聖嚴法師與一位印度同學于取得博士學位證書後合影。
他的博士課程進行至第二年,指導教授
本博士去世,生活費用也告罄。但他記取
本教授的話:「道心中有衣食,衣食中無道心。」同時,他記取東初上人的訓示:「願爲宗教家,不爲宗教學者。」內心默默祈求觀音菩薩加被。後來,他得到兩位指導教授:一位是印度學的權威,金倉圓照博士;一位是中國佛教史學權威,野村耀昌博士。他們看過他寫作論文的計畫和搜集的資料之後,都表示十分歡喜,支持與鼓勵他繼續寫完。
當他博士論文完成的時候,學校的同學及東京的學術界都感覺不可思議,一個中國人能在四年之內完成博士課程,並獲得博士學位,在日本尚無前例。立正大學的博士課程開了十八年之久,他的博士文憑編號是第叁號,這也是令日本佛學界驚歎的一件事。
日本之長,中國之短
聖嚴法師在日留學六年,一瓢一飯,生活備曆艱辛,但也是中國比丘在日本埋頭吸收彼邦學術、獲得博士的第一人,因而極受國內外佛教及學界之仰歎。
他的博士論文,以研究智旭大師爲中心而寫成的《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日文版已于一九七五年在日本問世,中文版于一九八九年由關世謙中譯,臺北學生書局出版。
聖嚴法師在日本六年,深深地投入了佛法的海洋,當他在美濃時,讀遍佛家大經大論,建立佛家思想的骨架,在日本六年,則遍讀《大正》、《卍續》兩藏,除了重複的典籍略過,所有經論一概吸收化爲自己乳血,因此乃能眼界爲之大開,胸臆爲之壯闊,然後再把自己的思想投回到中國佛學的土壤上。
根據聖嚴法師留學六年,從日本「取經」再運回中國佛域,再將這些精華溶入于著作之中,使我們對日本佛教真正的面目,有了一番清晰地認知。吾人眼前,現在透過法師東渡修學的鏡面,我們對日本佛教作如是觀:
日本佛教最大的成就在于,他們爲佛法忘身的企圖心來建立佛教教育、文化、學術研究的方法與理念;一經參與佛教千萬年大計的學者、高僧、禅和子,無不與身家性命一並投入。
在中國人的眼裏,日本「有佛學而無佛教」,或「有真居士沒有真和尚」是有出入的。聖嚴法師透過六年的「和光同塵」生活,才驚異地發現,他們不僅有人修行,更有許多人嚴格在修行。
他們在明治維新時代之後,「蓄妻帶子」的家族傳承製度,卻是日本佛教得以延續的一項憑借。除了「大本山」的專修道場之外,也有「隱居獨修」、「集體修」、「行腳修」的各種修行方式。
他們的「寺院」,是他們弘法的大本營、延續佛教的命脈,各宗各派的「大本山」及「本山」也創造了日本佛教的高等學府,培植了許多傑出的人才。
日本的佛學成就在于,方法學、語言學、梵文、巴利文原典的研究,及文獻學的開發與擴展,造成了日本今天的世界性學術地位;雖然日本沒有産生過東晉以後像道安、智顗、慧能這一類型的思想大師;他們只能夠解決早期文獻上的疑難,卻沒有解決義理的突破。
但是聖嚴法師還是從日本這塊佛教紮實的土壤獲得了現代中國所沒有的法乳滋養。
日本佛學者的敬業、勤勉、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挖掘、精密的研究方法,以及锲而不舍的樸實,值得我們贊美學習。
聖嚴法師不僅得到日本學者的素樸精神,也受日本佛學者的人格感召,與前輩對後生的無限慈愛與關懷,不厭其煩地諄諄善誘,愛生徒如己出,尤其對窮苦、努力的弟子,百般呵護。像
本幸男教授,就是典型的日本良師。
禅在彼方,禅在此方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這位比丘學者,受到美國佛教會沈家桢居士之請,自東京赴美弘法,並在紐約大覺寺,以美國人爲對象,開設「坐禅訓練班」。
在攻讀博士的繁忙生活中,聖嚴法師每日早晚的焚香拜佛常課仍未中辍。在東京,他所參訪過的道場,有曹洞宗派下的總持寺,隨原田祖嶽禅師的弟子伴鐵牛老師學禅,在博士學位最後一年,有過叁次禅七的經驗。足迹遍踏日本九州、本州東北部道場。他在禅七中也獲得日本禅師的印可,並贊成他去美洲弘揚禅法。
日本曹洞禅的特色:是「只管打坐」。「坐!坐!坐!」;把「念」放在坐的姿勢的正確、挺直;直到「雜念」漸漸消融。
日本臨濟禅的特色,是只參「無」字公案,滴水不漏,先從數息入手,俟妄心已息,再由「無」越到「公案」,直到你明心見性。
原田祖嶽禅師是曹洞與臨濟禅的兩個系統傳承者。
聖嚴法師在從事學術研究之余,不忘佛門本分事,當他在一九五○年以前,也留心過中國禅宗叢林,接觸到當代禅匠虛雲及來果禅師著作,對于唐宋中國禅師們的語錄,也曾做探索。
他到日本參訪道場,學禅、學教之際,才發現日本禅單純、形式化、千年不變;而中國禅則千變萬化,靈光閃忽;因此,學成之後,便決定采用本國的禅法來建立自己的禅道場,所以每次建立禅七,方法與機製都有所不同,這是中國禅的特色!
他一九七五年二月,獲得博士學位。爲了接洽出版和校對論文,又在東京待了十個月。剛得到博士學位,他受到政府駐日代表馬樹禮先生的祝賀,于叁月四日特假東京「六本木的隨園」,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慶祝會,接著又收到了教育部、青輔會及救國團叁個政府單位,聯合邀請出席「第四屆海外學人國家建設研究會」的邀請函。于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回臺參加了會議的活動。
會議完畢,回到東京以後,辦理赴美的手續,到了第二年(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九日出席在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召開的第一屆佛教史學會議,這是他第一次參加世界性的國際佛教學術會議,在會中,提出「中國近代史上的四位佛教思想家」的論文,同時也成爲國際佛教研究會的創始會員之一。
一九七六年八月,美國佛教會在沈家桢先生的支持下舉辦一次松壇大法會,慶祝美國立國二百周年。
他和沈家桢居士分別在會場演講,這在美國是一種難得的盛況。同年九月,成爲美國佛教會的董事、副會長、大覺寺住持。一九七八年底于美國成立「禅中心」,一九七九年七月將禅中心命名爲「東初禅寺」,並剃度美國青年出家,出版英文《禅雜志》季刊及《禅通訊》月刊,同年並在哥倫比亞大學演講並教授禅法。
仁爲己任,任重道遠
聖嚴法師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出任大覺寺住持,直到一九七八年十月爲止。在同年二月,則應臺灣中國文化學院邀聘,回臺擔任哲學研究所教授。
一九七八年叁月二十四日,因剃度師父──東初上人(于先一年底)圓寂,由東公遺囑指定爲「中華佛教文化館」及農禅寺繼承人,並晉任爲該館館長,十月九日應聘爲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所長。
這一年,聖嚴法師是四十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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