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也從這一年開始，他在臺、美兩地輪流主持叁個道場，和一個「佛學研究所」。在臺灣未曾見到像聖嚴法師在「北投農禅寺」模式──以文化人爲中心的寒暑兩波段的禅修活動，也沒有見到中國式寺廟佛學院會升格爲學院式研究教學場所。
在「定慧雙修」上，是中國比丘僧在承擔「佛教行解」兩端兼顧教育、負起「升華」責任的第一人。佛教的曆史包袱太重，聖嚴法師的文化使命，將使他成爲宗教兼顧發展佛教學術的推動人。「佛教」能不能由于他的實踐其文化使命而再生新枝，這都在他的深弘大願裏成爲盡形壽奮鬥的目標。
美國的道場──禅中心(東初禅寺)最初設在紐約皇後區，柯羅娜街叁十一號。過了五年之後(一九八二年)由于不敷使用，轉到同一條街的五十六號，到今天以西方的佛寺標准而言，已具規模。
這座道場，占地面積五千平方英呎，建築面積爲九千一百平方英呎，分別設爲停車場、禅堂、講堂、寮房、圖書室、會客室，它是財團法人組織。起初，聖嚴法師原意爲英語人士爲對象來弘揚「中國禅」，可是現在中國人卻超過了美國人。這個道場平時是雙語教學，「小參」則是以英語交談。這一道場，也成爲中國法師引用雙語傳道的第一人。
這裏與臺北的農禅寺，每六個月分別訂有「行事曆」，「行事曆」決定了聖嚴法師什麼時候在紐約，什麼時候又到了臺北。「行事曆」決定了「中西」兩個道場文化與禅修的實際內容。
紐約平時有常住五人，其中兩位青年比丘，兩位待落發的女衆。平時參與活動的「中美」人士，經常是五十到一百人。此間所創辦的英文《禅通訊》月訊及《禅雜志》季刊，發行到世界各地約二千多份，寄發地區有二十五個國家。在紐約創立的法鼓出版社，已爲聖嚴法師出版了六種英文的禅學著作，也行銷世界各國。
東初禅寺，在紐約地區已算重點道場，它的活動頻率、信徒人數，以及中英文報紙見報率，已成爲世界各地佛教的重點新聞。
▲一九七六年聖嚴法師于美國紐約大覺寺擔任住持並開設禅坐班與十位學生攝于該寺觀音殿。
在臺北，農禅寺從一九七八年，聖嚴法師接承文化館之時，經過一番策畫，到一九七九年開始對外開放設立「禅道場」，由聖嚴法師親自主持，並且接受中國知識青年剃度以及社會知識分子定期打坐、參禅，以及對內對外的演講弘法活動。迄今在農禅寺學習禅坐的人數及接受了叁皈依的信衆，已超過四萬及五萬二千多位，該寺出版的《人生》月刊及《法鼓雜志》，發行數量合計已超過十二萬。聖嚴法師一身而兼有東西兩個道場的弘法大任，真可謂席不暇暖，以佛教興滅爲己任了。
可是爲了對佛教「從根救起」，舍高級教育之人才培養之外，別無他途。當一九八一年已改爲大學的文化學院佛學研究所正式成爲教育機構，七月底招收第一屆碩士班學生八名。同年六月聖嚴法師受聘爲中國文化大學的華岡教授。到一九八四年，文化大學佛研所因爲受到學校當局政策性影響而停辦，于是聖嚴法師在一九八五年假北投「佛教文化館」創立「中華佛學研究所」招收大專畢業學生，授以叁年學術訓練，再做重點培養出國深造，修讀博士學位，到一九八七年獲得教育部核准立案，所址移入「佛教文化館」重建後的新址，正式負擔起「培養高級佛教學術人才與悲智雙修的弘法人才」的重任。
「中華佛學研究所」到一九九五年的夏天已十四度招生，它的教學特色，除聘請國內外佛學著名師資教學，課程與一般碩士研究所應修的相同之外，重點在「巴、梵、藏」文的學習，以利原典的研究，並藉這一途徑與國際佛教學術界互相溝通。
在作風上，采開放教學製，除本所學生之外，凡有國際著名教授來所開設中短期講座，一律邀約。
在學術交流活動上，一九九○年元月十二日到十五日，在臺北中央圖書館由聖嚴法師主持的「第一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網羅世界一百四十位學者參與，又于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八日到二十日假臺北圓山飯店主辦了「第二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與會學者一百五十余位，這兩次會議將臺灣佛學研究氣氛，帶到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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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元月由聖嚴法師主持的「第一屆中華國際佛學會議」，邀請了世界各地一百四十位學者參與，將臺灣佛學學術研究風氣，帶到最高
。
在重要目標上，除培養高級學術弘法人才，也兼及訓練「管理」人才、修道及弘法專才。務必做到「解行並重」、「定慧兼修」。到一九九六年爲止，在東西兩半球依止聖嚴法師出家修行的男女弟子，已超過了八十位。
聖嚴法師本身是「修道」與「學術」兼重，他深以爲沒有「行持」的基礎，研究學術者，則與佛法無法相應；終致學術歸學術、佛法歸佛法的內在歧異現象，他要的是既要有學養，又要有道行的承傳弟子。
他對日本佛學者「行解雙運」十分敬佩，日本有很多學者，淡泊一生，不是參禅便是念佛；像鐮田茂雄教授修禅、水谷幸正教授念佛，他們卻有相當深厚的根基，極爲崇高的宗教情操。
同時，被誤認爲日本佛道場與佛教徒都飲酒肉食的印象，日本人有不同的文化認知，但真正的修道者是不肉食的。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聖嚴法師的理想中國佛教與佛教比丘僧，是兼具日本佛教人的謹嚴、學養、宗教情操與中國比丘僧的持清淨戒律與重視有道高僧的人格模式。只有具備這種道德素質的佛教人才，才是複興中國佛教的最大寄望！
淘金琢玉，造就龍象
在一九九叁年五月以前，「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的優秀研究生，出國深造的已有十一位，分別有在日本東京大學獲得文學博士的惠敏法師、鄧克銘居士、同校博士班的厚觀法師、名古屋大學博士班的郭瓊瑤居士、九州大學博士班的陳宗元居士、京都大學碩士班的果赜法師、京都龍谷大學的開智法師；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修畢博士課程的梅乃文居士、密西根大學交換研究員的果祥法師、夏威夷大學碩士班的李美煌居士、佛羅裏達大學碩士班的陳秀蘭居士。
曆屆留在國內的畢業研究生，已有數位留在本所教授初級佛典語文，分別有教授初級藏文賴隆彥及曾德明居士、教授初級梵文的宗玉媺居士、教授佛學英文的杜正民居士。另有數位在各佛學院及高職學校教授佛學課程，爲臺灣的佛教教育帶來一批優秀的師資及弘化人才。
自一九九二年七月起學成返國的惠敏法師、鄧克銘居士，各方爭相延聘。惠敏法師目前是西蓮淨苑副住持，並在中華佛研所、法光佛研所、國立藝術學院擔任教職。鄧克銘居士目前是「華嚴法律事務所」的負責人，也是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專任副研究員。
▲一九九四年叁月十七日中華佛學研究所與國際上知名的學術機構日本駒澤大學締結學術交流合約，建立了合作關系。
中華佛學研究所與國際上知名的學術機構建立了合作關系，目前已有日本京都的佛教大學、東京的立正大學及駒澤大學；美國的夏威夷大學、密西根大學；泰國的法身基金會。爲提升中國佛學的學術地位，貢獻頗多。
中華佛學研究所從創立時筚路藍縷、搖搖欲墜的困境中，到今日的開花結果、穩定成長的局面，不僅促使臺灣佛教界開始重視佛學研究及高等佛教教育，也爲中國佛教造就一批法門龍象，爲中國佛教的發揚光大奠定了初基。這一切都憑借著聖嚴法師堅定的意志力及推廣佛教教育的大願力。
悲智雙運，寰宇弘法
一位中國比丘僧的身影，自一九七六年以來經常于夏冬之際，遊化于歐美各國五十座著名學府之間，主講超過百余場有關中國禅宗及佛教的精辟演講。聖嚴法師在美洲大陸弘揚中國禅法及正信佛教，其艱辛的情況超乎一般人的想象。法師除了堅毅面對困境之外，更積極地講經說法、弘揚佛教，弘法地區也遍及加拿大、英國、哥斯大黎加、香港、捷克等國家。
在臺灣，二十年前的大學校園，出家僧尼是不准進去的，不僅不准弘法，連穿僧裝讀書都會受到排斥。而今各大學能夠尊重宗教的自由，允許大學佛學社團邀請法師至大學校區演講。聖嚴法師曆年在國內期間，經常應邀到各大學做過許多場的佛學講座，並舉辦佛學課程充實的「大專佛學夏令營」。法師希望能藉此開拓學佛青年的視野，使其了解到要深入佛法或發揚佛教，須先重視佛教教育及佛學學術研究。
法師所著近六十本的佛學及禅學著作，曾影響並扭轉當代許多知識分子認爲信仰佛教就是迷信的傳統看法，並進而學習佛法及參禅。而其著作中的八本英文禅學著作，也接引許多異國人士了解中國禅宗的思想及修行法門。
聖嚴法師不僅在學術領域上，引導臺灣佛教界能從佛教曆史、經論及近代佛學研究作品中，了解佛陀的本懷及認識真正的佛法。他也在臺灣、美國、英國等地，迄一九九六年爲止，主持了近一叁○期的禅七，並在法鼓山舉辦了十屆的「社會菁英禅修營」，指導許多中外人士進入禅宗修行的領域。法師在佛教教理及修行實證兩方面均能兼顧並加以弘揚，使信衆能走向「教證合一」的理想境界，他認爲唯有教證兼弘，佛教才能真正的發揚光大及源遠流長。
一九五六年，中華佛教文化館發起每年一次冬令救濟活動。一九七八年聖嚴法師晉任該館館長後，繼續擴大辦理，救濟更多的貧苦人士。透過冬令慰問的救濟活動，聖嚴法師以佛法開示及佛書結緣，令受濟者在物質及精神雙方面，均能蒙受利益及法益。法師並經常將十方檀越善心布施的財物，捐贈給榮民總醫院惠衆基金會、智障團體、養老院、育幼院、聾啞福利協進會、流浪動物之家、野鳥協會、臺北木柵動物園建野生鳥類複健鳥籠等二十余所慈善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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