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如果雖遭舉罪之事證俱在，而猶不肯認罪者，可由僧團會議，公推一位清淨的有德比丘，去向施主宣布他的罪過，以期斷絕他的信施，使他就範忏悔。可見，雖然比丘與比丘之間，也不得隨意宣說他人的過失，何況俗人能夠議論僧事？
但是，俗人對于犯戒的僧人，並非沒有說話的機會，唯其須是最最親善的人，以私人的關系，密下爲之勸告，終不得發諸議論而筆諸文字。
還有一個規矩，那就是舉罪與忏罪的問題。佛弟子共分僧俗大小的七衆，僧人可舉俗人之罪，並可受俗人的悔過，俗人則不得舉僧人之罪，亦不得受僧人的悔過；大衆(比丘與比丘尼)可舉小衆(式叉摩尼與沙彌沙彌尼)之罪，並可受小衆的悔過，小衆不得舉大衆之罪，亦不得受大衆的悔過；比丘可舉其下六衆之罪，並得受其悔過，其下六衆不得舉比丘之罪，亦不得受比丘悔過。即在比丘之中，戒臘在五夏之前，不得爲師，也不得離師──以其尚未通曉戒律的輕重與持犯，因此，比丘雖已超過五夏的戒臘，乃至已屆百歲高齡，如其不學無知，不明戒律的輕重持犯，仍然不得舉人之罪。准此而言，俗人而來議論僧事，而來討論批評僧人的威儀作法，自爲佛製之所嚴禁的事了。
這不是佛陀製戒包庇僧人，實在是未屆其位而不識其境的緣故。佛弟子的七衆之中以比丘的位置最高，戒律之中，也以比丘及比丘尼律最繁，即使身爲比丘，潛心于律製的研究，也非十年八年的工夫所能窮究透徹，何況是一介俗人，單憑主觀眼光的好壞，而來批評僧事呢？正像一個國家的法律，只有律師懂得較多，但至于解釋憲法，又非由大法官來專任不可了。如果下一個譬喻，俗人之論僧事者，則似小學的蒙童而去評閱博士的論文，試問：那能評閱出什麼名堂來呢？
我不怪今時的俗人議論僧事，所謂「不知者不罪」，因爲那是出于他們由于「不知」而産生的錯誤。同時這一錯誤的産生，多半還是出于愛護佛教的熱忱。
但我希望我的這篇文字，能起一點說明的作用，能使俗人最低限度不再不知高下地批評僧事。誠然，最要緊的，還要靠我們身爲僧人的人，大家都能尊重律製、學習律製，並且盡可能地遵行律製。否則，以謗止謗，固然不對；實則不善而又欲人無謗者，也是不公道的。即使在俗的佛子們，爲了持戒而不謗僧，卻也無法禁止非佛弟子乃至外道徒衆的借機破壞！
如今，我國的佛教，尤其在臺灣，根本少有遵行僧團製度的約束與製衡，要想事事如律，自也無法辦到。但是我們如能多懂一點律製的知識，至少也可有些警策的效用，至少在我們犯了過失之後(戒是條條都有犯的可能的──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未得定共戒、道共戒之前的凡夫，犯戒是難免的，特別是威儀戒)，也會生起慚愧之心，無法求得清淨僧中悔過，自在佛前懇切忏悔，小罪也可忏除的。(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于朝元寺無住樓，《覺世》一九二期)
論安居
現時人們所說的安居，好象是單指出家人的結夏安居，其實，安居分有大乘與小乘的兩種，出家人的結夏安居，只是小乘的一種而已。
至于安居的由來，在比丘律的記載中，是這樣的：
釋迦佛住在舍衛城的時候，當時尚未製定比丘必須安居的戒律，比丘弟子們，一年到頭，都在人間遊行，尤其到了四月十六日之後，印度的雨季開始，路上處處都有蟲蟻，比丘外出，不免踩殺；同時，比丘們在雨中遊行，所帶的衣物，也常常淋得既濕且重，攜帶吃力，行走疲勞。但是印度當時的其它外道出家，每到夏天的雨季來臨時，便過安居生活，不再到處遊行。因此佛教的比丘，便受到俗人的批評了，他們說：「諸外道沙門婆羅門，尚知叁時，夏則安居；衆鳥猶做巢窟，住止其中，而諸比丘不知叁時。」
這事被佛陀知道之後，便爲比丘結戒，每年入夏，必須安居。
在佛教的規製中，好多是根據印度古宗教的原有習慣，改良而來，除此之外，比如非時食戒、六齋日、布薩日等等，都是運用原有而通行的宗教慣例，換上佛教的內容而成立的。但那都是對的，外道固然不及佛教，卻不必說凡是外道的，全是不好的。
當佛陀規定了安居的原則之後，安居中的問題，並未得到徹底的解決，比如住的問題、吃的問題、依止的問題、外出的問題、意外危險的問題，還有不肯安居及不能安居的問題等等，于是，佛陀又一一爲之規定和釋示。
安居者的第一件事，便是住，住在何處，如何住法？佛說，除了不應露地安居，其余的，若樹下，若小屋內，若山窟中，若樹洞裏，凡是能夠坐而容膝，且不碰頭，沒有風吹雨打，與毒蟲蛇蠍之擾者，打掃之後，便可用作安居的處所。但是安居中的比丘，不得遠行乞食，所以必得靠近村落而住。同時，爲了施主的便利，施主可以請比丘到家裏及其附近安居；如果施主是船家，比丘可在船上安居(必須是不在航行中的)。如此，皆得成爲安居。所以比丘安居，不一定是集體的，可以很多比丘在一處安居，也可以一個比丘單獨安居；不過到了布薩日，仍須集僧(衆)以布薩界的範圍(最大可至二由旬半──約爲周圍七、八十裏的區域)，各到集會之處參加布薩。所以，比丘在白安居詞之中，要說：「我比丘某甲，依某甲僧伽藍，某甲房，前(後)叁月夏安居。」比丘單獨安居而住，但他們仍在界內(結界法此處略)，仍在僧中。如果是新學比丘，五夏之內，乃至九夏之內，不得無依止師而安居，最低限度不得離師太遠，應依一位知律的阿阇梨安居。
安居的方式，雖可自由尋找適當的處所，但于通常而論，仍以伽藍(衆園──寺院)中爲普遍，在安居期中，大家一心修持，沒有旁鹜雜事，飲食是由施主送供，或在就近乞取，但絕不得行出界外。因此，今日的泰國比丘，他們在安居期中，除了不到遠方去旅行，日常仍到市內沿門乞食。
如果爲了叁寶的事及信徒的事，可以向出家的五衆，一人前一說，便得走出界外，最長可至七日，若在阿蘭若一人獨住者，可例外。如有重要事，要行遠路，七日之中不能往返者，可在僧中白二羯磨，出至界外可以多至一月(《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中准許多至四十日)。若有如此的情形，乃能算是結夏，否則的話，或無故，或不說，或未做羯磨法，走出界外，便算破夏。
但是還有例外，在僧伽藍中安居，若有生命的危險，或有破戒的威脅，或有破僧的可能者，均可自行出界，不算破夏；若爲施主請去安居，如果有生命的危險，或有破戒的威脅，也可自行離去，不算破夏。
安居的期限，共爲九十天，但若由于種種的差別因緣，不能于四月十六日，實行安居者，可以逐日延遲，至五月十六日爲止。因此，結夏安居，雖以四月十六日爲准，但卻不必非在四月十六日開始。于是，安居的名稱，有分爲兩種的，也有分爲叁種的。一種是以四月十六日安居者爲前安居，四月十七至五月十六的二十九日中，任何一天安居者，皆稱後安居；另一種則以四月十六日開始爲前安居，五月十六日開始爲後安居；而中間開始的爲中安居。但皆住滿了九十天之後，始得解夏。
在安居期中，若是集體生活，除了不去人間遊行之外，仍同平日一樣，或坐禅，或說法，每至黑月十五日與白月十五日(印度當時以半月計算，上下兩個半月，稱爲黑白兩月)，仍然照常集僧布薩說戒，不得受啞法──互相禁語不說話，犯者偷蘭遮罪，應該相互規勸，彼此策勵。這在今日的泰國比丘，確是如此作法的(見《海潮音》四叁卷叁月號淨海法師〈泰僧安居記〉)，在我們中國的佛教，可說是變了樣的，真正懂得安居律製的人，實在太少了！
安居的起因，是在護生，安居的功用，則在修道。以九十天的時間，一心辦道，任修一種法門，只要精進以赴，當必有所成就，所以安居的功德很大。因此安居以後，佛陀允許比丘受功德衣，可得五種方便利益(另于〈迦絺那衣是什麼？》文中詳明)，破夏的比丘，便不得享受功德衣的方便利益。所以比丘于七月十五日安居圓滿之期，施主應該大施供養，所得的功德，也是最大，因爲叁月之中的修持，必有很多比丘證得聖果了。這一點，我國未能遵行佛製，出家人如此，在家弟子也是如此。
但是破夏的比丘，除了不能接受功德衣的五事利益之外，其余一切照常，不會因了破夏而變小了，所以義淨叁藏要說：「破夏非小。」而且破夏的比丘，雖不能于解夏之後接受功德衣，但其仍有一個月的時間，能夠享受功德衣的五事利益(安居者可以享受五個月)。五事利益最要緊的是蓄長衣，如果破夏者不許一月乞蓄長衣，勢將裸身一年了，所以佛陀慈悲。
我們再說大乘菩薩的安居。
大乘菩薩的安居，與小乘比丘的安居，在要求上是頗有不同的。菩薩安居不必一定要在夏季，並且不必全是出家人。凡是要修一種法門，限期取證，而能志同道合者，不論在家出家，男衆女衆，均可參與。例如：《圓覺經》的〈圓覺菩薩章〉中，就有安居的方便，茲抄其經文如下：
若複無有他事因緣，即建道場，當立期限：若立長期有百二十日，中期百日，下期八十日，安置淨居。若佛現在，當正思惟。若佛滅後，施設形像，心存目想，生正憶念，還同如來常住之日。懸諸幡華，經叁七日，稽首十方諸佛名字，求哀忏悔。遇善境界，得心輕安，過叁七日，一向攝念。若經夏首，叁月安居，當爲清淨菩薩止住，心離聲聞，不假徒衆。至安居日，即于佛前作如是言：我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某甲，踞菩薩乘，修寂滅行，同入清淨實相住持，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涅槃自性無系屬故。今我敬請，不依聲聞，當與十方如來及大菩薩叁月安居，爲修菩薩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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