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重揚律學之時代意義
作者：俞朝卿
少林寺與中國律宗》論文集
社會上對“清規、戒律”有誤解以爲它只有束縛，限止人們的思想行爲的消極作用，因而經常作爲貶義詞使用。人們當然不知清規戒律在佛教史上的積極作用，但人們卻認同“不依規矩，不能成方圓”這一古訓。今世，社會講法治，政黨有紀律，任一社會團體、組織，均有自身活動的章程、准則。至于佛教，更是“以戒爲法”、“以戒爲師”。衆所周知，有唐一代，正是律學大興，律師輩出，才促使標志中國化佛教曆史任務得以實現的諸宗，先後燦然創立。其中就有道宣律宗和慧能禅宗。也正是律學精神爲佛界共識，戒律、律儀爲曆代各宗諸大德高僧所普遍範行，致使佛教在中國人心目中聲望卓著。所謂“叁學”(戒定、慧)共高、內涵豐富的“叁藏”(經、律、論)大法師是也。佛教屢經劫難曲折，越2000年而至今生生之不息，且漸有再複興之勢，某種程度上實有賴于律學之助，戒律之功。
進入新世紀、新千年，少林寺發願重舉律學大旗。筆者認爲，此乃契理契機之莫大善舉，審時度勢的高遠良策。近代中國有一偉人說過，事有適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群需要，而爲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重揚律學，正屬此舉。如果說，2000年11月中國佛協與上海市佛協聯合舉辦的《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討論會，是佛界迎接新世紀、新千年之“破題”——良好開局，則《重揚律學傳統》之討論，可謂由佛教內部重行展開之一篇華章。其重大時代意義約言有叁。以下試分述之。
一、提高佛門自身素質的必由之路
曆史在前進，社會在發展。凡關心佛教事業前途、命運者，不妨正視、思考一下這樣一個問題：當今各地寺庵之道風如何
僧尼素質如何
值此黨和國家號召、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索質和思想道德素質之際，政府的國民教育指導方針，亦因此而由應試教育轉向強調素質教育。此何故
適應形勢發展所需耳!佛教是社會的一部分、一方面。社會對外開放，市場經濟迅速發展，其積極戰果，自然爲社會人士享用，佛界亦同受其益，如電視、空調等家用電器，日益普遍使用就是。但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使社會上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思想泛濫，這會直接、間接不同程度地影響到寺庵之道風，僧尼之思想信仰，怕是毋可諱言的。爲此，趙樸老在《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年》的總結報告中早就號召：
“各級佛教協會和全國佛教界都必須把注意力和工作重點，轉移到加強佛教自身建設、提高四衆素質上來。”①強調“加強自身建設，就是加強信仰建設、道風建設、教製建設、人才建設、組織建設”，而這“五大建設”中，“信仰建設是核心，道風建設是根本，……教製建設是基礎”，並具體指明“加強信仰建設、道風建設、教製建設，首先是要求寺院僧尼，具足正信，勤修叁學，遵守戒規，嚴肅道風”。應該說，這些論斷和要求，既高瞻遠矚、深刻有力又切中時弊，針對性強。僅據筆者在江南幾所寺院所見，實情離樸老所提要求，尚有相當距離。甚至有個別方丈，當問其是否常組織、督促僧衆讀經學戒時居然回答說，戒律經典一律不叫學，他們本來信仰不堅定，如若接觸戒律經典，反倒要嚇跑了……。也許這是一定的實際情況，但回避矛盾，終非解決問題之計。俗話說，打鐵先要自身硬。度人先度己，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出家人或可說是某種意義上的教育者。否則，怎能履行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神聖職責
怎樣實施佛祖普度衆生，同登彼岸的宿願呢
從迎接新世紀、新千年的曆史高度，讓佛教契合未來社會發展，發揮其應該發揮的社會作用。因此而宣揚律學，精嚴戒行，這是提高佛教自身素質的一項基本建設，是一種新思路。這既切合佛界實際現狀，又緣自中國佛教曆史傳統和佛門本旨。遠的且不說，近現代的印光、歐陽競無、弘一、太虛、圓瑛、巨贊等諸大師高僧，不僅以自身的高風亮節爲教內外所景仰，且在學識精進方面，給我們後學既樹立了學佛爲人的榜樣，又留下了豐厚的精神遺産。比如，弘一大師曾多次言行並舉地敬仰印光大師的“道行精嚴，道風清正”。②而弘一大師自身則更以精研南山律學爲職志，著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南山律在家備覽要略》等精心之作，自己身體力行，一絲不苟；又循循善誘後輩。總之，全心支助同道修學上進。如其弟子豐子恺所說，弘一師“一舉一動，都有規律(矩)，做人認真得很”。爲此，當弘一大師生西5周年時，他在爲《弘一大師全集序》一文中特別強調，他是“十分像人的一個人”。因爲那個時代(1947年)在子恺先生看來，“做人”做得9分、8分像人“已很偉大”，7分6分像人“也已值得贊譽”，③而弘一師之品格鶴立雞群，居然是“十分像人的一個人”!人們知道，正是印光老晚年特別強調學做人與學佛的統一，他在《人字發隱》中說，“人以贊天地之化育，繼往聖開來學爲德能。設無人之德能，則天地之德能猶有所憾。由得人之參贊繼開之德能，俾天地之德能圓滿具足”。④用現代通行語說，即人以參與、贊頌天地自然之變化發展及實現社會繼往開來的曆史事業爲基本職責，假如沒有人的這種社會作用(德能)，則天地自然界的作用就不能充分發揮。只有人能動地發揮了上述應有的社會作用，那末，天地自然對人的作用，才能圓滿實現。這是人與自然環境的統一觀，而且以人爲本，頗合當今保護生態的科學思想和時代要求。可見，學佛與做人是統一的，成佛與成聖(不同層次)也是可以統一的。
如果說，切實做到勤修叁學，加強信仰建設；重揚律學，實現嚴肅道風，精嚴戒行之目標等，正是當代佛教提高自身素質的必由之路，那末，進一步要求，佛界“出一批佛學大師”，⑤更是審時度勢的莊嚴號召。筆者認爲，這是需要與可能相結合的正當要求，因而是可以逐步實現的一種時代性目標。說需要，有兩方面：一是曆史性的。即進入新世紀、新千年，佛教自身繼往開來、承先啓後的曆史重任所需。君不見，寺內外、國內外的實際狀況嗎
客觀上有著一種時代性的呼喊。佛教文化，作爲東方文化、中國傳統文化重要一部分，已經並將繼續受到西方人士、國內各界人士的日益重視。這是伴隨國家強盛、國際地位提高而來的。我佛界有責任、有義務向外界系統介紹。至于佛教自身的整頓、改革提高、發展等等，亦需有人通盤籌劃，深謀遠慮，提出方案，讓人研究抉擇等等。近現代佛教史上，太虛、巨贊大師等的這樣、那樣的“改革”、“整理”方案，亦需有人結合現時情況，加以思考研究，以便繼續發揚。俗話說“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佛學大師，就該是這樣的帶頭人吧!二是社會性的需要。人們不能把視線僅僅局限于寺內(這是首要的)，同時應擴展到寺外。“上海會議”有僧人主張“寺院對外開放”，正是此意。大乘佛教本來有“利他”“度人”的義務。當社會上大呼“道德滑坡”雲雲之時，我們是否意識到某種責任和義務呢
特別是*輪功邪教肆虐猖獗的狀況，我們是否在狠加揭批的同時，由此看到、想到，社會有某種精神空間，需要填補，需要充實，需要引導，需要示範……。當黨和政府以某種原因，還未及或未能用科學的思想、信仰去武裝這一部分群衆時，我們不是應該及時以正信去引導他們嗎
結果卻不幸被*輪功邪教鑽了大空子。豈不令人深長思之!古人雲，往者不可谏，來者猶可追。痛定思痛，補牢未晚。時代不同了，佛學大師或正在揭批邪教*輪功或其他什麼“功”的鬥爭中，茁壯成長哩!
二、適應社會發展新的契合點
這裏想說叁層意思：即發揚傳統，善抓機遇；響應號召，有所作爲；倡行“德治”，新的契合。
先說發揚佛教固有傳統。如所周知：弘傳佛法，要契理契機。不僅要看對象的根器，而且要依時節因緣。當年印光強調唯“淨土超勝”，弘一專修律宗，太虛倡人間佛教，園瑛主禅淨雙修，等等，諸大師雖各有所見，互具專長，但在契理契機這方面則是大同小異的。何能致此
大師們熟知中國佛教史傳統，又經深入審時度勢所致也。時至佛教傳人中國，進入第叁個千年，又值世紀之交，有識者不是更該審察佛教內外，國內、國外之時機因緣嗎
宜將世出與世間統一起來，立足世間，向著世出，把按佛教優良傳統(如契理契機以弘法)，運用于現時。不是停留于消極地慨歎“末法時代”，而是有所超越，充分利用當今“建國以來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最好時期”這一時節因緣，有所作爲，積極精進。近代西方一位偉大哲人說過，曆史的曲折，常常由曆史的進一步發展來補償。看來，這是包括宗教在內的宏觀領域(整個社會曆史)的普遍規律。中國佛教，既經受了“史無前例”的曲折劫難，是否也已到了該有“進一步發展”來“補償”之期呢
古人雲：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重揚律學，是否正是善抓機遇一個表現呢
次說積極響應黨和國家的有關號召。筆者曾幾次在有關文章中引證並試釋過這一號召，也在有關全國性佛教學術會議上強調過這一適時號召，以期引起我佛界重視。這一號召就是“改革不適應社會主義的宗教製度和教條，利用宗教教義、教規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積極因素爲社會主義服務”。⑥在這前面，江主席對宗教和宗教工作，還有一段綱領性的指示，即：全面正確地理解和執行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些指示和號召是一貫的、內在聯系的。這是在上世紀90年代前期發出的，佛教界對此似乎沒有引起及時的廣泛重視。現既進入新千年、新世紀，一切關注佛教事業前途命運者，似該引起廣泛重視，認真學習，結合當今佛教內外情況，好好體會、從長計議。這一號召和指示，似可簡括爲“一改革、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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