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扬律学之时代意义
作者：俞朝卿
少林寺与中国律宗》论文集
社会上对“清规、戒律”有误解以为它只有束缚，限止人们的思想行为的消极作用，因而经常作为贬义词使用。人们当然不知清规戒律在佛教史上的积极作用，但人们却认同“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这一古训。今世，社会讲法治，政党有纪律，任一社会团体、组织，均有自身活动的章程、准则。至于佛教，更是“以戒为法”、“以戒为师”。众所周知，有唐一代，正是律学大兴，律师辈出，才促使标志中国化佛教历史任务得以实现的诸宗，先后灿然创立。其中就有道宣律宗和慧能禅宗。也正是律学精神为佛界共识，戒律、律仪为历代各宗诸大德高僧所普遍范行，致使佛教在中国人心目中声望卓著。所谓“三学”(戒定、慧)共高、内涵丰富的“三藏”(经、律、论)大法师是也。佛教屡经劫难曲折，越2000年而至今生生之不息，且渐有再复兴之势，某种程度上实有赖于律学之助，戒律之功。
进入新世纪、新千年，少林寺发愿重举律学大旗。笔者认为，此乃契理契机之莫大善举，审时度势的高远良策。近代中国有一伟人说过，事有适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群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重扬律学，正属此举。如果说，2000年11月中国佛协与上海市佛协联合举办的《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讨论会，是佛界迎接新世纪、新千年之“破题”——良好开局，则《重扬律学传统》之讨论，可谓由佛教内部重行展开之一篇华章。其重大时代意义约言有三。以下试分述之。
一、提高佛门自身素质的必由之路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凡关心佛教事业前途、命运者，不妨正视、思考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当今各地寺庵之道风如何
僧尼素质如何
值此党和国家号召、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索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之际，政府的国民教育指导方针，亦因此而由应试教育转向强调素质教育。此何故
适应形势发展所需耳!佛教是社会的一部分、一方面。社会对外开放，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其积极战果，自然为社会人士享用，佛界亦同受其益，如电视、空调等家用电器，日益普遍使用就是。但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使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泛滥，这会直接、间接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寺庵之道风，僧尼之思想信仰，怕是毋可讳言的。为此，赵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总结报告中早就号召：
“各级佛教协会和全国佛教界都必须把注意力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四众素质上来。”①强调“加强自身建设，就是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而这“五大建设”中，“信仰建设是核心，道风建设是根本，……教制建设是基础”，并具体指明“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首先是要求寺院僧尼，具足正信，勤修三学，遵守戒规，严肃道风”。应该说，这些论断和要求，既高瞻远瞩、深刻有力又切中时弊，针对性强。仅据笔者在江南几所寺院所见，实情离朴老所提要求，尚有相当距离。甚至有个别方丈，当问其是否常组织、督促僧众读经学戒时居然回答说，戒律经典一律不叫学，他们本来信仰不坚定，如若接触戒律经典，反倒要吓跑了……。也许这是一定的实际情况，但回避矛盾，终非解决问题之计。俗话说，打铁先要自身硬。度人先度己，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出家人或可说是某种意义上的教育者。否则，怎能履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神圣职责
怎样实施佛祖普度众生，同登彼岸的宿愿呢
从迎接新世纪、新千年的历史高度，让佛教契合未来社会发展，发挥其应该发挥的社会作用。因此而宣扬律学，精严戒行，这是提高佛教自身素质的一项基本建设，是一种新思路。这既切合佛界实际现状，又缘自中国佛教历史传统和佛门本旨。远的且不说，近现代的印光、欧阳竞无、弘一、太虚、圆瑛、巨赞等诸大师高僧，不仅以自身的高风亮节为教内外所景仰，且在学识精进方面，给我们后学既树立了学佛为人的榜样，又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比如，弘一大师曾多次言行并举地敬仰印光大师的“道行精严，道风清正”。②而弘一大师自身则更以精研南山律学为职志，著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要略》等精心之作，自己身体力行，一丝不苟；又循循善诱后辈。总之，全心支助同道修学上进。如其弟子丰子恺所说，弘一师“一举一动，都有规律(矩)，做人认真得很”。为此，当弘一大师生西5周年时，他在为《弘一大师全集序》一文中特别强调，他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因为那个时代(1947年)在子恺先生看来，“做人”做得9分、8分像人“已很伟大”，7分6分像人“也已值得赞誉”，③而弘一师之品格鹤立鸡群，居然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人们知道，正是印光老晚年特别强调学做人与学佛的统一，他在《人字发隐》中说，“人以赞天地之化育，继往圣开来学为德能。设无人之德能，则天地之德能犹有所憾。由得人之参赞继开之德能，俾天地之德能圆满具足”。④用现代通行语说，即人以参与、赞颂天地自然之变化发展及实现社会继往开来的历史事业为基本职责，假如没有人的这种社会作用(德能)，则天地自然界的作用就不能充分发挥。只有人能动地发挥了上述应有的社会作用，那末，天地自然对人的作用，才能圆满实现。这是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观，而且以人为本，颇合当今保护生态的科学思想和时代要求。可见，学佛与做人是统一的，成佛与成圣(不同层次)也是可以统一的。
如果说，切实做到勤修三学，加强信仰建设；重扬律学，实现严肃道风，精严戒行之目标等，正是当代佛教提高自身素质的必由之路，那末，进一步要求，佛界“出一批佛学大师”，⑤更是审时度势的庄严号召。笔者认为，这是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正当要求，因而是可以逐步实现的一种时代性目标。说需要，有两方面：一是历史性的。即进入新世纪、新千年，佛教自身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历史重任所需。君不见，寺内外、国内外的实际状况吗
客观上有着一种时代性的呼喊。佛教文化，作为东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重要一部分，已经并将继续受到西方人士、国内各界人士的日益重视。这是伴随国家强盛、国际地位提高而来的。我佛界有责任、有义务向外界系统介绍。至于佛教自身的整顿、改革提高、发展等等，亦需有人通盘筹划，深谋远虑，提出方案，让人研究抉择等等。近现代佛教史上，太虚、巨赞大师等的这样、那样的“改革”、“整理”方案，亦需有人结合现时情况，加以思考研究，以便继续发扬。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佛学大师，就该是这样的带头人吧!二是社会性的需要。人们不能把视线仅仅局限于寺内(这是首要的)，同时应扩展到寺外。“上海会议”有僧人主张“寺院对外开放”，正是此意。大乘佛教本来有“利他”“度人”的义务。当社会上大呼“道德滑坡”云云之时，我们是否意识到某种责任和义务呢
特别是*轮功邪教肆虐猖獗的状况，我们是否在狠加揭批的同时，由此看到、想到，社会有某种精神空间，需要填补，需要充实，需要引导，需要示范……。当党和政府以某种原因，还未及或未能用科学的思想、信仰去武装这一部分群众时，我们不是应该及时以正信去引导他们吗
结果却不幸被*轮功邪教钻了大空子。岂不令人深长思之!古人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痛定思痛，补牢未晚。时代不同了，佛学大师或正在揭批邪教*轮功或其他什么“功”的斗争中，茁壮成长哩!
二、适应社会发展新的契合点
这里想说三层意思：即发扬传统，善抓机遇；响应号召，有所作为；倡行“德治”，新的契合。
先说发扬佛教固有传统。如所周知：弘传佛法，要契理契机。不仅要看对象的根器，而且要依时节因缘。当年印光强调唯“净土超胜”，弘一专修律宗，太虚倡人间佛教，园瑛主禅净双修，等等，诸大师虽各有所见，互具专长，但在契理契机这方面则是大同小异的。何能致此
大师们熟知中国佛教史传统，又经深入审时度势所致也。时至佛教传人中国，进入第三个千年，又值世纪之交，有识者不是更该审察佛教内外，国内、国外之时机因缘吗
宜将世出与世间统一起来，立足世间，向着世出，把按佛教优良传统(如契理契机以弘法)，运用于现时。不是停留于消极地慨叹“末法时代”，而是有所超越，充分利用当今“建国以来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最好时期”这一时节因缘，有所作为，积极精进。近代西方一位伟大哲人说过，历史的曲折，常常由历史的进一步发展来补偿。看来，这是包括宗教在内的宏观领域(整个社会历史)的普遍规律。中国佛教，既经受了“史无前例”的曲折劫难，是否也已到了该有“进一步发展”来“补偿”之期呢
古人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重扬律学，是否正是善抓机遇一个表现呢
次说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有关号召。笔者曾几次在有关文章中引证并试释过这一号召，也在有关全国性佛教学术会议上强调过这一适时号召，以期引起我佛界重视。这一号召就是“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宗教制度和教条，利用宗教教义、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⑥在这前面，江主席对宗教和宗教工作，还有一段纲领性的指示，即：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些指示和号召是一贯的、内在联系的。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发出的，佛教界对此似乎没有引起及时的广泛重视。现既进入新千年、新世纪，一切关注佛教事业前途命运者，似该引起广泛重视，认真学习，结合当今佛教内外情况，好好体会、从长计议。这一号召和指示，似可简括为“一改革、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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