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道，欲誕布化元，冀來際不泯者，豈當與諸部阿笈摩教爲隨行耶？”(舊梵語阿含，新雲阿笈摩，即小乘教也。)或曰：“《瑜伽論》、《璎珞經》，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哉？”師曰：“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異大小乘。當博約折中，設于製範，務其宜也。”于是創意別立禅居。
昔時居律寺，別院啓禅門。大智禅師後，方知祖道尊。
這一段，說明百丈祖師別立禅居的本意及其創設《清規》的原則。別立禅居，是因爲禅宗居于律院之中，禅宗的說法、住持，未合規度。從達摩大師少室山傳禅開始，到曹溪六祖慧能大師的時候，禅宗已經蔚爲壯觀了，最初，禅者雖則依寺而住，但實際多是離寺而居，達摩大師即是在山洞之中面壁修禅，其他如佛窟惟則開始亦是在天臺山的岩洞裏修行的，鳥巢道林則是在一棵大樹之上修行的，像石頭希遷則是在寺院外面的一塊大石頭上結庵而居住。然而隨著國家對僧團的管理加強以及律宗的迅速發展，禅僧一度曾被要求在律寺之中居住。然而，律宗的修行生活，對于禅者的開悟心性來說，似乎成了一種障礙。律宗行人雖也有其業理可尋，然而更多的是憑藉對佛陀的信仰而學習戒律的生活，由于對佛陀圓滿福德智慧的堅信，從而對佛陀製定的戒律産生信心，由此信心而安住于戒律的持守，舍離了自我虛妄的種種衆生知見，依戒依律而作意起心、行住坐臥、應對接物，循規蹈矩，不越規度。在戒律的持守中對治、淨化自我的煩惱，從而達到解脫。而禅宗重在啓迪行人的自信、自尊、自性，要把佛陀叁藏十二部的智慧變成自己的智慧，在堅信佛陀的圓滿福德智慧的基礎上，更多地要求禅者的是要提起話頭，參悟疑情，不疑不悟、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依疑情方便而攝心一處，成辦明心見性，開悟成佛。禅者的說法，又是本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態度，要讓禅者熟處變生，生處變熟，每每讓人意想不到而不落窠臼，總是那麼活潑而靈性。禅者的依自疑而入佛智的特殊方法，面對傳統戒律的依堅信佛智而舍自之疑、依戒依法、如律作意，自然就有了信與疑的矛盾，百丈禅師對禅者的修行方便和傳統戒律之間的矛盾“常爾介懷”，到底該對戒律采取一種什麼樣的態度，才能和禅宗的修行方式有機的結合起來呢？最後作出了他的決擇，即是站在大乘佛教的立場，爲發揚禅宗諸祖開悟自性的佛道妙法，本著與傳統戒律不一不異的原則，勇敢地對小乘的戒律觀加以修正，以適應禅者的修學生活。然而，即或是站在大乘佛教的立場之上，爲什麼不依大乘戒律修學卻另創清規呢？百丈製定清規的原則是“非局大小乘，非異大小乘，當博約折中，設于製範，務其宜也”。即是既不是完全脫離大小乘的傳統戒律，也不是完全照搬大小乘戒律，對于清規的內容，是希望既不像大小乘佛教那樣的浩博無際，也不是太過脫略的東方簡約式思維，而是在博約之間取其中道，本著務必宜于中土禅者開悟自性的增上權巧而設製立範，以期禅祖之道能燈燈相傳而薪火無盡。
然而，戒唯佛製，只有佛的圓滿智能，才能識因達果到毫厘不爽，才能依法爾如是不增不減的法界因果來製定戒法，降佛以還，其他人都是沒有這種能力製定戒法的。曆史上凡是涉及到對戒律的改動時，總是伴隨著僧團激烈的紛爭，所以，百丈懷海禅師的清規引起一定的意見，也是很正常的。
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如西域道高臘長呼須菩提等之謂也。既爲化主，即處于方丈，同淨名之室，非私寢之室也。
道德兼隆者，方能嗣祖宗。須菩提雅號，無垢稱家風。
禅林中設長老爲化主，禅林中的領導者，是居住于方丈的長老，是住持一方的化主。化主，是指有能力教化衆生之人，這是以釋迦世尊爲娑婆世界的教化之主。 但是在禅林之中，教化之主即是一寺的住持，相對于學衆而言，住持是能化，居于主位，學衆是所化，依化主而修學。而長老，要由具備“道眼”和相當德行資格的人擔任。長老，指年齡長而法臘高，智德俱優之大比丘。由此可以知道，禅宗在佛陀入滅後的時空領域中，選舉開悟自性、戒德俱長之大比丘作爲長老，住持一方，代佛說法，接引衆生。佛陀自性流露出來的智慧，其言傳身教，被記錄成經律論叁藏，這在佛陀滅後，在藉由文字名言傳播各地的時候，似乎總有那麼一些僵化的味道，但禅者的教育，本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的指導思想，藉由長老住持個體佛法的體驗而再現出來，那些由文字組成的名句本身，好像又充滿了靈性。
方丈，古來之說，乃維摩居士之石室，四方有一丈，丈室之名，始基于此。維摩，即維摩诘，爲佛陀之在家弟子，乃中印度毗舍離城之長者。雖在俗塵，然精通大乘佛教教義，其修爲高遠，雖出家弟子猶有不能及者。《法苑珠林·感通篇》曰：“吠舍厘國宮城周五裏，宮正北六裏有寺塔，是說維摩經處。寺東北四裏許有塔，是維摩故宅基，尚多靈神。其舍疊磚，傳雲：積石，即是說法現疾處也。于大唐顯慶年中敕使長吏王玄策，因向印度過淨名宅，以笏量基，止有十笏，故號方丈之室也。”案方丈之名，先唐王玄策已有其說。王簡棲《頭陀寺碑文》曰：“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注，高誘曰：“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爲方丈。銑曰：宋孝武皇帝時也，言立方丈之室，覆以茅茨之草，以置經家也。”則方丈唯言僧坊之狹小而已，必非由于維摩也。住持一方佛教的長老，不僅要精通佛法，而且要以身作則，連居住的地方，亦要有樸素檢約的特色。
不立佛殿，惟樹法堂者，表佛祖親囑授，當代爲尊也。
入門無佛殿，升座有虛堂。即此傳心印，當知是法王。
禅林中以法堂代替了佛殿，這是禅林中非常特別的地方。佛在世時，以佛爲師，佛滅寂以後的佛教，特別興起了對佛陀的懷念，如建塔、造佛像等。在《四分律》中的事塔功德，以及中國佛教中建造佛像、佛殿的極盡能事，可以說都突顯了這一層面的意識，所以佛殿在寺廟裏一般都是處在中心的位置。然而，建築佛寺、佛殿、佛像等等，都是希望通過這些事象來啓發人們自性的佛寶--如來藏的功德。如果忽略了自性的證悟，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來建設高廣豪美的寺宇，就會把依佛像而修自性的方便淪爲偶像的崇拜，這對于佛法真實層面的啓悟反倒成了莫大的障礙。百丈大膽地對這種傳統的寺廟建築格式進行了改革，禅林中不樹佛殿，唯建法堂，應該是對當時中國大地上這種流弊的反思與回應吧。大乘以佛寶爲究竟的歸依對象，爲了引導中、小二乘的行者，次第轉入大乘，所以才方便設立叁種不同的皈依。而懷海禅師不樹佛殿，只建法堂的創意，突顯住持僧寶依禅林中有佛法證悟體驗的長老爲住持，和合修學，可以說極盡現實的權巧方便。
所褒學衆，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堂中，依夏次安排。設長連床，施[木+施]架，挂搭道具。
學徒無衆寡，高下入僧堂。道具安[木+施]架，周圍設廣床。
百丈清規的這一舉措，體現了和戒律不異的精神。在佛世已有僧堂之名，大小乘律依夏次法臘安衆也是一貫的。但在原始佛教僧團中，僧堂是指僧房與精舍，故性質與百丈時的僧堂應該是有差異的。現今僧堂的製度，是依據唐代百丈懷海禅師所製定之禅門清規而更加具體化。我國自唐、宋以降，于僧堂之中央安置聖僧像，衆僧圍之，周圍設置坐床，是禅林中僧衆日常起臥的堂舍，更是僧衆坐禅辦道之道場。僧堂依其作用，具有多重意義，故有多種稱呼。是雲水僧群集之處，所以稱爲雲水堂；是選出佛祖之道場，稱爲選佛場；僧衆于此堂凝然坐禅，猶如枯木，稱爲枯木堂。亦有廣堂之稱。後世稱爲禅堂，是與明、清禅規中之坐禅堂相混淆了。
僧堂系禅寺最重要之場所，故對僧堂之位次及日常之進退行法，敕修、備用等諸清規，均有極嚴格之規定。僧堂多建于寺之東側，隨堂之廣狹設四板、八板、十二板等床位。在僧堂，各人之座位橫占叁尺，頭上之椽有叁條，故古來有“叁條椽下，七尺單前”之語。在僧堂內所定之座位，稱爲堂位。此堂須保持緘默，因此與浴室、西淨共稱爲叁默堂。
禅林中的學衆，不管有多少，不分高下，全部都在僧堂中，這體現了僧衆間的平等原則。彼此間依受戒後的結夏安居的年數而定先後，僧衆受戒後的結夏安居次數，實際就是僧人的戒臘，因爲佛教僧徒每年要舉行安居靜修，安居一次，戒臘也就增長一歲。《梵網經》菩薩第叁十八條輕戒規定：“若佛子，應如法次第坐，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在後坐，不問老少、比丘、比丘尼、貴人、國王、王子乃至黃門奴婢，皆應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次第而坐。”【《梵網經菩薩戒》第叁十八條《乖尊卑次序戒》，《大正藏》卷二四，1008b。】百丈清規的依夏次而定先後，可說與此是一致的。
臥必斜枕床唇，右脅吉祥睡者，以其坐禅既久，略偃息而已，具四威儀也。
斜枕床唇臥，安祥右脅眠。暫時調四大，敷坐複安禅。
清規要求住在禅林中的僧衆，必須具備行住坐臥四威儀。四威儀，一行，二住，叁坐，四臥。此四者各有儀則不損威德，謂之四威儀。《觀無量壽經》曰：“具足衆戒，不犯威儀。”由此可知“威儀”一詞常和“戒”連在一起用，幾乎就是戒的同義語。對威儀一詞，《左傳·襄公叁十一年》的解釋是：“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則謂之儀。”《釋氏要覽》下曰：“經律中皆以行住坐臥名四威儀，其他動止，皆四所攝。”
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准。
入室參玄理，摳衣請益時。任他勤與怠，上下勿常儀。
此段謂采取靈活的修學生活。請益，即學人請師示誨之意。本爲《禮記》、《論語》中之用語。《禮記》：“請業則起，請益則起。”于禅林中，多指學人受教後，就尚未透…
《《百丈清規》初探(智海)》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