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印度釋迦時代的社會性質新探

　　根睿

　　閩南佛學

　　前言

　　佛教始創至今已有幾千年的漫長歲月，由于古印度不注重史學，有關社會發展的史料不多。由此對于釋迦所處的社會性質便成了後人爭論的焦點，根據目前所掌握的資料，總括前人留了的見解，大概有叁種不同的見解：第一、認爲釋迦時代是初期奴隸製社會；第二、認爲釋迦在世時古印度已進入封建社會；第叁、認爲釋迦時古印度正處于封建社會趨向沒落而走向前期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時代。

　　持以上觀，點者都采取了傳統的研究手法，即從剖析當時古印度的社會政治、經濟的沿革情況等方面人手，對—些零碎不全的材料的引用，多半抱著各取所需的態度，從而借此得出各自不同的結淪。比如說在公元前—千年左右雅利安人就已經征服了整個北印度，整個社會可分成征服者奴隸主和被征服者奴隸兩大對立階級，奴隸製社會已形成。等到釋迦出現時，社會已經曆了數百年的發展，其間有標志著奴隸製盛衰的種姓製度的確立、發展和衰弱。因此如果還認爲釋迦時代尚停留在初期奴隸製占有階段，顯然論據不夠充分，也不符合當時印度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同樣，如果僅僅根據當時國王的親耕儀式和“刹帝利”釋義爲“田主”這兩點就將釋迦時代劃爲封建社會電不免牽強附會。國王的親耕儀式在奴隸社會就已出現，並不爲封建社會所獨有，而與社會性質的關系也不大，不足爲據。“田主”一詞，在古代有兩個意思，一是指田神，即神農氏；另一個意思是田地産的主人。這裏的“田主”顯然是指奴隸主。他不僅占有生産資料，並占有奴隸的勞動成果和奴隸本身。這樣的解釋才與刹帝利的社會地位相符，否則，便是曲解了“刹帝利”的原意。

　　因此，我們在研究古印度的這段曆史時，不應老是在政治、經濟的範圍裏兜圈子，從而忽略了印度這個國家的特殊性。

　　從古代聖典和佛經的記載可知，印度民族是一個既長于思辨又極爲重視思想記錄(盡管大都是口頭形式)的民族，而對于現實生活的處理卻又那麼草率、隨便，以至于從那些現存的古代曆史文獻中，我們根本無法理出時代發展的脈絡，而只能從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中去發現若幹有關政治、經濟情況的模糊面目。所以，爲盡可能准確地把握釋迦時代的社會性質，我們頂著種姓製度的興衰這條主線，結合封建統一理想的形成過程，深入到當時思想界的種種異說和佛教僧團內部的組織情況，作一個全面的探討。我們發現，釋迦時代既非奴隸社會，也不是封建社會，更不可能是封建社會趨于沒落、資本主義興起的階段，而是處于奴隸社會晚期向著封建社會過渡的非常時期。基于這一觀點，本文將從叁個方面給予論證：

　　一、釋迦時代社會經濟的迅速發

　　展促進了封建統一思想的形成

　　恒河流域是印度文明的發祥地。根據考古材料，早在公元前五千年的新石器時代，兩河流域的土著居民(主要是達羅毗茶人)就已經能夠製作精美的陶器、種植谷物和飼養牲口，有的地方甚至能夠造船、織布了。到公元前兩千年左右，亦即雅利安人侵入西北印度遮普時，當地的土著居民已達到相當高的文明水平。

　　雅利安人在鞏固了印度河上遊的既得地盤之後，便開始向恒河流域推進。同時，不斷地掠奪被征服者手中的生産資料，並強迫他們去擴大農業耕地。這樣，在客觀上刺激了原始生産工具的改進和更新，促進了農業生産的迅速發展。有了足夠的糧食，農業和手工業的分工自然成爲順理成章的事。隨著手工業內部分工的擴大和細密，商品經濟便日趨發達起來。同時，商品經濟的繁榮又孕育”了海外貿易的興起。因此，大約在公元前一千年間，印度實際上已進入奴隸社會。但其具體年限，我們尚無法確定。

　　當時間推移到公元前六、五世紀時，原先發達的“中國”地區由于奴隸主們沈湎于爭奪地盤，相互殺戮，長期的兼並戰爭，使生産力遭到嚴重的破壞，政治、經濟和文化都已衰微。很多國王—蔔分殘暴，爲所欲爲。在早期佛教經典中，把“國王之難”與“盜賊之難”相提並論。不少人爲躲避戰亂和殘暴統治而逃到山林等邊遠地區，或者修行以尋求解脫。而當初曾被譏爲半野蠻，半開化的摩揭陀，僑薩羅等恒河中下遊地區這時卻乘機得到發展，終于逐漸地取代了“中國”的稱號。

　　當時新興的國家加上舊“中國”的國家，總共有十六個大國。這十六個大國電是在不斷的兼並中産生的。其中最強大的是恒河南岸的摩揭陀國，西北邊的僑薩羅國和東北邊的跋耆國。釋迦牟尼所在的迦毗羅衛國夾在摩揭陀國和僑薩羅國兩國之間，是個附屬小國，不在十六國之列。由于鐵器農具的普遍使用，大大解放了生産力，促進了農業産量的普遍提高，手工業分工更加細密，商業也格外發達。更重要的是，金屬貨幣已投入了流通，從事海外貿易的大規模航運商隊也在印度洋上遊弋。這時，封建社會的萌芽已經破殼出土了。隨著經濟和軍事實力的不斷增強，稱霸和統一印度的政治野心也在某些國王心中日益膨脹。這種統一的理想最初可以上溯到吠陀時代(Vedatimes)。《吠陀書》中也曾不時地提及象征統一理想的“灌頂大禮”。所謂“灌頂大禮”，指的是一些國王在進行登基大典時，舉行的一個具有宗教和政治雙重意義的祭祀活動，其中有取四海之水沐浴國王頭頂這一節，以象征統一四天下的理想。這種祭祀活動，通常是由那些多少實現了他們帝國野心的國王來主持的。

　　隨著政治、經濟的進一步發達，兼並其它國家，統一整個社會的願望在各國統治者的心中更加強烈了。他們甚至希望有——個“轉輪聖王”的出現，這些文字在佛經裏是屢見不鮮的。如迦毗羅衛國的淨飯王，由于擔心國單力薄，恐爲大國所吞並，當預言家阿私陀仙預言悉達多長大後不是成佛就會成爲統一四天下的“轉輪聖王”時，淨飯王就想方設法的以各種優越的環境使太子悉達多長大後成爲“轉輪聖王”，以便將迦毗羅衛國從危難中拯救出來，繼而跻身強國之列，最終實現他統一天下(指印度)的宏偉計劃。這種思想的出現決非偶然。由于後來發展起來的新興的地主階級勢力集團，如摩揭陀國和憍薩羅國都企圖憑借自己的經濟和軍事力量統一印度，而其他小國又反對這種兼並。因此，戰火不息，生靈塗炭。在這種情況之下，人民渴望出現一個封建的大一統局面，以求安定的生活是很自然的。但是，這種思想也只能停留在理想階段。當時的摩揭陀國限于自身的實力，加上宮廷裏篡奪之事日盛不已，後來又有來自北方的波斯人和希臘人的入侵，並未能夠征服北印度的全境，更不必說統一整個印度了。

　　由此，我們可以說古代印度由奴隸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其發展是相當緩慢的。這一點在四種姓製度的沿革上表現得尤爲明顯。

　　二、種姓製度與印度社會性質的關系

　　“種姓”一詞爲梵語“瓦爾那”(Vavna)和後起的“雅提”(Jati)的意譯。“瓦爾那”意指顔色或品質，“雅提”意指族籍，英語則譯爲“卡斯特”(Caste)，意指“階級”。但是種姓與階級是有區別的，種姓是孤立的，內婚的以世襲職業相結合的人類集團。而階級乃是—些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

　　古代印度的種姓製度有四種：第一是婆羅門(Brahmana)屬于最高級的。高的是國王的顧問，低的是祭司，他們利用宗教勢力來控製人們的精神世界。第二是刹帝利(Kstriya)，包括王族、王親、地方小邦的首領和戰士，國家的統治權是由刹帝利掌握的。第叁是吠舍(Vaisya)，包括手工業者、商人、農民、牧人，他們向國王貴族納稅，他們絕大部分是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第四是首陀羅(Sudva)，包括平民和奴隸。據奧義書記載，首陀羅與其它叁種種姓分開，其他叁種種姓都有誦吠陀和祭神的權利，到了相當年齡可依宗教生活而得到新的生命，所以叫做再生族(Dvija)，首陀羅不能這樣，只能依俗文學的敘事詩及俗話之類而得一點宗教的意味，所以電存在著矛盾。刹帝利有不斷擴張自己的統治權的要求，而吠舍隨著手工業的發展，也有參加政治的願望，婆羅門根據宗教的教義，要求進一步控製人們的精神世界。因此當時思想界的反映，比較複雜和混亂。

　　對于四種姓，我們已有了大概的了解，現在，我們從種姓製度的産生，發展和興衰來探討它與當時社會姓質的關系：

　　順著曆史的脈絡，早在雅利安人入侵西北印度之後，爲了使當地的土著居民臣服，他們除了采取征伐的手段之外，還起用了一些祭祀人員從事宗教活動，爲這種侵略尋找宗教上的理論根據。這些祭祀人員就是最早的婆羅門。以後，隨著征服地區的日益擴大，祭祀人員也由零星發展到群體，逐步形成祭祀集團，其崇拜對象也由原先尚處于原始社會後期的土著居民崇拜的自然神(諸如太陽神、雨神等)漸漸地演變爲戰神——因陀羅(indra)。這個手持金剛杵，象征威力的神，因爲符合雅利安人征服土著的需要，而成爲這個時期最高的神。這種崇拜，直到公元前一千年左右，雅利安人基本控製了整個北印度時爲止。這個時候，也正是北印度奴隸製度漸趨確立的時期。而且《吠陀書》也多半是這個時期的産物。

　　隨著生産力的發展，人們對大自然的征服能力比以前增強了。人們認識與思考問題的能力也比以前增強了。婆羅門對神提出了新的看法，認爲“梵”(Brahman)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和主宰者。人也有一個恒常的主宰——“我”(Atman)。這個“我”和“梵”本來不二，只要通過自身的精進修持，就能達到與神合爲一體的目的，追求的是與神一樣的永恒的人生價值。這個階段“梵我合一”的觀點，乃是這種思想的集中體現。同時“梵書時代”(Brah—mana Times)對《吠陀書》所作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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