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印度释迦时代的社会性质新探
根睿
闽南佛学
前言
佛教始创至今已有几千年的漫长岁月，由于古印度不注重史学，有关社会发展的史料不多。由此对于释迦所处的社会性质便成了后人争论的焦点，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总括前人留了的见解，大概有三种不同的见解：第一、认为释迦时代是初期奴隶制社会；第二、认为释迦在世时古印度已进入封建社会；第三、认为释迦时古印度正处于封建社会趋向没落而走向前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时代。
持以上观，点者都采取了传统的研究手法，即从剖析当时古印度的社会政治、经济的沿革情况等方面人手，对—些零碎不全的材料的引用，多半抱着各取所需的态度，从而借此得出各自不同的结沦。比如说在公元前—千年左右雅利安人就已经征服了整个北印度，整个社会可分成征服者奴隶主和被征服者奴隶两大对立阶级，奴隶制社会已形成。等到释迦出现时，社会已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其间有标志着奴隶制盛衰的种姓制度的确立、发展和衰弱。因此如果还认为释迦时代尚停留在初期奴隶制占有阶段，显然论据不够充分，也不符合当时印度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样，如果仅仅根据当时国王的亲耕仪式和“刹帝利”释义为“田主”这两点就将释迦时代划为封建社会电不免牵强附会。国王的亲耕仪式在奴隶社会就已出现，并不为封建社会所独有，而与社会性质的关系也不大，不足为据。“田主”一词，在古代有两个意思，一是指田神，即神农氏；另一个意思是田地产的主人。这里的“田主”显然是指奴隶主。他不仅占有生产资料，并占有奴隶的劳动成果和奴隶本身。这样的解释才与刹帝利的社会地位相符，否则，便是曲解了“刹帝利”的原意。
因此，我们在研究古印度的这段历史时，不应老是在政治、经济的范围里兜圈子，从而忽略了印度这个国家的特殊性。
从古代圣典和佛经的记载可知，印度民族是一个既长于思辨又极为重视思想记录(尽管大都是口头形式)的民族，而对于现实生活的处理却又那么草率、随便，以至于从那些现存的古代历史文献中，我们根本无法理出时代发展的脉络，而只能从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去发现若干有关政治、经济情况的模糊面目。所以，为尽可能准确地把握释迦时代的社会性质，我们顶着种姓制度的兴衰这条主线，结合封建统一理想的形成过程，深入到当时思想界的种种异说和佛教僧团内部的组织情况，作一个全面的探讨。我们发现，释迦时代既非奴隶社会，也不是封建社会，更不可能是封建社会趋于没落、资本主义兴起的阶段，而是处于奴隶社会晚期向着封建社会过渡的非常时期。基于这一观点，本文将从三个方面给予论证：
一、释迦时代社会经济的迅速发
展促进了封建统一思想的形成
恒河流域是印度文明的发祥地。根据考古材料，早在公元前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两河流域的土著居民(主要是达罗毗茶人)就已经能够制作精美的陶器、种植谷物和饲养牲口，有的地方甚至能够造船、织布了。到公元前两千年左右，亦即雅利安人侵入西北印度遮普时，当地的土著居民已达到相当高的文明水平。
雅利安人在巩固了印度河上游的既得地盘之后，便开始向恒河流域推进。同时，不断地掠夺被征服者手中的生产资料，并强迫他们去扩大农业耕地。这样，在客观上刺激了原始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更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有了足够的粮食，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自然成为顺理成章的事。随着手工业内部分工的扩大和细密，商品经济便日趋发达起来。同时，商品经济的繁荣又孕育”了海外贸易的兴起。因此，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年间，印度实际上已进入奴隶社会。但其具体年限，我们尚无法确定。
当时间推移到公元前六、五世纪时，原先发达的“中国”地区由于奴隶主们沉湎于争夺地盘，相互杀戮，长期的兼并战争，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已衰微。很多国王—卜分残暴，为所欲为。在早期佛教经典中，把“国王之难”与“盗贼之难”相提并论。不少人为躲避战乱和残暴统治而逃到山林等边远地区，或者修行以寻求解脱。而当初曾被讥为半野蛮，半开化的摩揭陀，侨萨罗等恒河中下游地区这时却乘机得到发展，终于逐渐地取代了“中国”的称号。
当时新兴的国家加上旧“中国”的国家，总共有十六个大国。这十六个大国电是在不断的兼并中产生的。其中最强大的是恒河南岸的摩揭陀国，西北边的侨萨罗国和东北边的跋耆国。释迦牟尼所在的迦毗罗卫国夹在摩揭陀国和侨萨罗国两国之间，是个附属小国，不在十六国之列。由于铁器农具的普遍使用，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产量的普遍提高，手工业分工更加细密，商业也格外发达。更重要的是，金属货币已投入了流通，从事海外贸易的大规模航运商队也在印度洋上游弋。这时，封建社会的萌芽已经破壳出土了。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称霸和统一印度的政治野心也在某些国王心中日益膨胀。这种统一的理想最初可以上溯到吠陀时代(Vedatimes)。《吠陀书》中也曾不时地提及象征统一理想的“灌顶大礼”。所谓“灌顶大礼”，指的是一些国王在进行登基大典时，举行的一个具有宗教和政治双重意义的祭祀活动，其中有取四海之水沐浴国王头顶这一节，以象征统一四天下的理想。这种祭祀活动，通常是由那些多少实现了他们帝国野心的国王来主持的。
随着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达，兼并其它国家，统一整个社会的愿望在各国统治者的心中更加强烈了。他们甚至希望有——个“转轮圣王”的出现，这些文字在佛经里是屡见不鲜的。如迦毗罗卫国的净饭王，由于担心国单力薄，恐为大国所吞并，当预言家阿私陀仙预言悉达多长大后不是成佛就会成为统一四天下的“转轮圣王”时，净饭王就想方设法的以各种优越的环境使太子悉达多长大后成为“转轮圣王”，以便将迦毗罗卫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继而跻身强国之列，最终实现他统一天下(指印度)的宏伟计划。这种思想的出现决非偶然。由于后来发展起来的新兴的地主阶级势力集团，如摩揭陀国和憍萨罗国都企图凭借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统一印度，而其他小国又反对这种兼并。因此，战火不息，生灵涂炭。在这种情况之下，人民渴望出现一个封建的大一统局面，以求安定的生活是很自然的。但是，这种思想也只能停留在理想阶段。当时的摩揭陀国限于自身的实力，加上宫廷里篡夺之事日盛不已，后来又有来自北方的波斯人和希腊人的入侵，并未能够征服北印度的全境，更不必说统一整个印度了。
由此，我们可以说古代印度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其发展是相当缓慢的。这一点在四种姓制度的沿革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种姓制度与印度社会性质的关系
“种姓”一词为梵语“瓦尔那”(Vavna)和后起的“雅提”(Jati)的意译。“瓦尔那”意指颜色或品质，“雅提”意指族籍，英语则译为“卡斯特”(Caste)，意指“阶级”。但是种姓与阶级是有区别的，种姓是孤立的，内婚的以世袭职业相结合的人类集团。而阶级乃是—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有四种：第一是婆罗门(Brahmana)属于最高级的。高的是国王的顾问，低的是祭司，他们利用宗教势力来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第二是刹帝利(Kstriya)，包括王族、王亲、地方小邦的首领和战士，国家的统治权是由刹帝利掌握的。第三是吠舍(Vaisya)，包括手工业者、商人、农民、牧人，他们向国王贵族纳税，他们绝大部分是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第四是首陀罗(Sudva)，包括平民和奴隶。据奥义书记载，首陀罗与其它三种种姓分开，其他三种种姓都有诵吠陀和祭神的权利，到了相当年龄可依宗教生活而得到新的生命，所以叫做再生族(Dvija)，首陀罗不能这样，只能依俗文学的叙事诗及俗话之类而得一点宗教的意味，所以电存在着矛盾。刹帝利有不断扩张自己的统治权的要求，而吠舍随着手工业的发展，也有参加政治的愿望，婆罗门根据宗教的教义，要求进一步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因此当时思想界的反映，比较复杂和混乱。
对于四种姓，我们已有了大概的了解，现在，我们从种姓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兴衰来探讨它与当时社会姓质的关系：
顺着历史的脉络，早在雅利安人入侵西北印度之后，为了使当地的土著居民臣服，他们除了采取征伐的手段之外，还起用了一些祭祀人员从事宗教活动，为这种侵略寻找宗教上的理论根据。这些祭祀人员就是最早的婆罗门。以后，随着征服地区的日益扩大，祭祀人员也由零星发展到群体，逐步形成祭祀集团，其崇拜对象也由原先尚处于原始社会后期的土著居民崇拜的自然神(诸如太阳神、雨神等)渐渐地演变为战神——因陀罗(indra)。这个手持金刚杵，象征威力的神，因为符合雅利安人征服土著的需要，而成为这个时期最高的神。这种崇拜，直到公元前一千年左右，雅利安人基本控制了整个北印度时为止。这个时候，也正是北印度奴隶制度渐趋确立的时期。而且《吠陀书》也多半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大自然的征服能力比以前增强了。人们认识与思考问题的能力也比以前增强了。婆罗门对神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梵”(Brahman)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人也有一个恒常的主宰——“我”(Atman)。这个“我”和“梵”本来不二，只要通过自身的精进修持，就能达到与神合为一体的目的，追求的是与神一样的永恒的人生价值。这个阶段“梵我合一”的观点，乃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同时“梵书时代”(Brah—mana Times)对《吠陀书》所作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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