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而形成的这种思想，也恰好是种姓制度产生的渊源所在。这个发现(确切地说应该是创造)是由婆罗门完成的。在四种姓中，婆罗门被认为是最尊贵的种姓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缘由。

　　据《摩奴法典》记载：宇宙万有皆由梵天(Brahma)而生，由梵天的口而产生出婆罗门，因而婆罗门以人中最为尊贵的种族自居。他们主要从事祭祀和解释古代圣典的工作；由梵天的肩而产生出“刹帝利”，故刹帝利族应肩负国家重任，他们由国王，军政大臣和武士组成；吠舍是从梵天的肚脐出生的，所以生来就是为以上两个种姓提供服务，他们是商人，农夫和手工业者；再就是首陀罗了，他是从“梵天”的足出生，自然就成为最下等，最低贱的人，他们属于奴隶，或者是相当于奴隶的穷人。前三者是雅利安人世袭的职业阶级，亘古不变；后者为被征服者的贱民阶级，他们是没有社会地位和人身自由的，一切都受奴隶主的摆布。

　　从种姓制度的产生和解释中，我们可以发现，其阶级对立和森严的等级观念是—卜分明显的。当这种等级制度凝固定型的时候，正是印度奴隶制社会最发达的时期。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导致种姓制度没落的原因，除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之外，主要是种姓制度本身严重的不合理性。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繁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趋频繁，人们的思想也活跃起来子。这个时期释迦牟尼所倡导的“一切众生悉皆平等”的思想已经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婆罗门教义在思想界逐渐失去了统治地位，人们迫切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种姓制度。拥有经济实力的商人因为需要扩大商品流通市场，进行更多的贸易活动，并希望有保护自身既定利益的权利，所以有涉足政治的要求，但其表现方式并非凭借经济优势，采取非常手段，直接步入政界，而是间接地在经济上支持反对种姓制度的势力。这样使得那些长期受压迫的人民想推翻当时腐败的政权而没有了后顾之忧。例如富商须达多长老欲将一座园林送给释迦牟尼佛作为讲经说法的场所。而园林的拥有者——该国王子故意刁难他，长老竟不惜以黄金铺地与该国王子比富，终于如愿以偿。这说明了长老并不被恶势力所压迫而低头。

　　军政大权的执掌者刹帝利，因为不甘心久居婆罗门种姓之下，也通过公开支持非婆罗门的思想派别，从思想理沦上形成一个反对婆罗种族特权的阵线，以期达到从其手中夺取权力的目的。如摩揭陀国的频婆娑罗王和侨萨罗国的波斯匿王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有力支持者，并非没有道理。而且，有的佛典也特别将刹帝利排在婆罗门之前，在提到“沙门”(S”ramana)和婆罗门时，也将婆罗门贬在其后。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首陀罗也不满于自己的卑贱地位，纷纷起来反抗。他们利用罢工，破朝；劳动工具或者逃跑来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甚至有些少数出身婆罗门族的人也对四种姓的等级制度不以为然。由此可见，婆罗门垄断的那一套繁琐的经院式悦教已经不得人心，他们赖以支撑的种姓制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这时，婆罗门教所制定的关闭式的等级制度已经僵化了，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婆罗门这个居于最高地位的等级不仅对吠舍和首陀罗加强压迫和剥削，而且对刹帝利也加强施以压力。婆罗门造的法经里规定：“国王当极力以天下公仆自任”。就是说，要刹帝利作他们的公仆，要求刹帝利将剥削来的剩余产品和争夺来的战利品让给他们。他们企图地区分立，等级关闭，永远统治人民。但刹帝利兵权在握，不会愿意完全为他们效劳，相反的，积极意图夺取他们的最高权力，因此，婆罗门与刹帝利之间兴起了斗争。吠舍这个等级虽然比首陀罗高一等，但其本身电是受着贵族统治者的剥削与压迫的，反映在《阿含经》中的有组成数百车队的商业，这些致富了的商人极需要扩大市场，扩拓自己国家的版图，电企图插手到政权中来，对婆罗门的专横神权政治感到了厌恶。首陀罗被压迫和被剥削得活不下去，人的尊严受到极大的污辱，反对奴隶主政权是自然而然的了。在形成反婆罗门的运动过程中，奴隶制度渐渐地趋向崩溃。

　　三、从沙门思想和佛教僧团组织情况看社会性质的转变

　　种姓制度是印度奴隶制的支柱，它的动摇和衰落，表明奴隶制社会正趋向瓦解，—个新型的封建社会开始从遥远的地平线上走来，与此相适应的是印度这—时期的思想界正呈现出空；前的活跃局面。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为着本阶级的利益而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发表各自的观点。

　　总之，由于恒河中下游地区经济的急剧发展和列国兼并战争引起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使思想文化领域变得十分敏感，加上婆罗门教文化同这个地区土著文化的交汇激荡，以及《奥义书》哲学的兴起，终于在前六世纪形成了以婆罗门教为一方，由诸沙门团体为一方的两大思潮。其中沙门的组成比较复杂，观点繁多，耆那教称它共有“363见”，佛教则称有96种“外道”或“62见”。归纳起来，除佛教之外，可分六大流派，佛教称之为“六师外道”。佛典中，关于“六师外道”的情况，较为详细的记载有三个本子：一是《长阿含·沙门果经》；一是《涅槃经》；另一是《维摩诘经注》。其观点都大同小异，今取《沙门果经》的记载来论述。

　　(1)末伽梨(Markhali—Gosala)，出身于首陀罗家庭。宿命论者。其学说否定业报，否认父母，认为一切都是虚妄的，其修电是徒劳，只有一切任其自然，数百劫后白会解脱。佛教称之为“邪命外道。”

　　(2)波浮陀(Pamdha Kaccayana)，首陀罗出身。认为人是由地、水、火、风、生命、苦、乐七大元素合成的。聚即生，散则死。但元素本身是永存不坏的。

　　(3)不兰迦叶(Purana Kassapa)，他主张善恶没有固定的标准，不过因社会习惯而得名。对一切宗教及社会道德都表示怀疑和否定，认为无沦杀人或被人杀，吃苦或让人吃苦，都不会产生什么因果报应，布施、祭祀统统无效，不会有福报，作恶也没有罪过，无业报轮回，寿终人死，一切归于无。他的观点带有浓厚的否定一切的倾向，佛教称之为“无因无缘论”。

　　(4)阿耆多(Aiitakesa Kmnbala)，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认为人和世界都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和合而成，人死后复归四大。四大元素是永远不坏的。主张及时行乐。为其后顺世派之先驱。

　　(5)散惹夷(Sanjava——VelatthiPutta)，对一切事物作不决定论，说有即有，说无即无，人称诡辩派。但他们又主张踏实地修行，以获得真正的智慧。舍利弗，目犍连原为该派信奉者，后归依佛陀。

　　(6)尼乾子(Nirgrantna Jnatiputra)，又称“大雄”。刹帝利出身，为耆那教始祖。以“立命”(Jiva)和“非命(ajiva)之二元论来解释世界上的一切。在宗教实践中，主张极端苦行，以加快业报结束，同时严禁杀生。

　　上述六师，尤其是后四师的学说，均系后人追述，而又支离破碎，时有相互混淆之处，但从总体上表现出一股强大的怀疑，批判的思潮。六师之间观点不同，也有争论，有责难，但都反对婆罗门教，这是其共同点。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六师外道”把矛头直接指向种姓制度的支柱——一切皆由“梵”生的理论，大胆地提出世界是虚妄的，是由多种元素构成的。或者用二元论来解释世界的起源。这就从本体论上否定了有一个主宰—切、派生一切的“梵天”。

　　六师中的前三师都是奴隶出生，这一点非常值得重视。它表明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奴隶制度已相当松动，因此有相当一部分的首陀罗已经转化为自由民，并有了受教育的权利，他们已经作为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崛起中。他们开始在思想界发表自己的见解，与正统的婆罗门种姓争雄。六师中有四师公开为第四等级(首陀罗)的利益说话，所占比例很大，这说明首陀罗的不合理地位已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同情。

　　处于吠舍一级的商人虽然似乎没有正式插足思想界，但从佛典中有关商人大量供养佛教僧团和沙门集团的记载来看，他们对这一股反对婆罗门教义的社会力量是抱着兴高彩烈和积极参加的态度的。刹帝利为实现从婆罗门手中夺过第一等级的特权，也多少容忍甚至支持了这股力量的产生和发展。罪恶的种姓制度已成为众矢之的，奴隶制社会正处于崩溃的前夜。

　　摩揭陀国的王舍城，侨萨罗国的舍卫城和跋耆的毗舍离是当时印度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接受新思想最为敏感的地区。因此这些地区释迦牟尼弟子的人数与其他所有地区相比占绝对比例。当然，这与释迦牟尼在以上地区传教多年有关。事实证明，他宣扬的“众生生而平等，反对种族歧视”的主张和采取的中道思想，是在批判婆罗门专制的同时，博取诸家学派之长的墓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他的思想主张不独为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三种姓所信奉，佛教势力遍及十六国，几乎达印度全境。更重要的是，也受到了其对立面婆罗门的欢迎，其归依佛教的人数远远超过其它三个种姓。如释迦牟尼佛身边著名的十大弟子中就有四个是婆罗门种姓，其数量正好与刹帝利相等。所有这些，足可说明佛陀的教义是何等的深入人心，而种姓制度又是怎样的每况愈下了。

　　结 语

　　总的来说，释迦时代由于政治经济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造成了商业发达，贸易兴旺和人门相互交流日益(下转92页)(上接第105页)扩大以及思想异常活跃的气氛，整个社会都迫切要求打破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传统种姓制度的桎梏，转到封建大—统的局面上来。在当时经济和思想双重浪潮的冲击下，种姓制度日趋瓦解，奴隶主阶级开始在各个领域逐步让位于新兴的地主阶级，陈旧、落后的奴隶社会正向着崭新、先进的封建社会过渡。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过渡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和曲折的道路。

《古代印度释迦时代的社会性质新探(根睿)》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