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敦煌叁界寺 寺學教育與佛教傳播
祁曉慶
《青海社會科學》 2009年第2期
有關敦煌叁界寺，前人已經作了相當深入的研究。最早注意到敦煌叁界寺問題的學者是孫修身先生，他在《敦煌的叁界寺》一文中著重探討了敦煌叁界寺修建的年代是在五代時期，而不是吐蕃統治沙州的中唐時期，還對叁界寺的所在地進行考證。之後，施萍亭先生又作《叁界寺•道真•敦煌藏經》一文，著重探討叁界寺的藏經及叁界寺的重要人物道真的藏經活動。鄭炳林先生從叁界寺藏經的來源及所反映的幾個問題進行論述，進一步梳理了敦煌叁界寺的藏經狀況。前人的研究成果爲本文的撰寫提供了極大的幫助。諸位學者在研究叁界寺時都會提到叁界寺的寺學，說明敦煌的叁界寺曾經辦有寺學是不言而喻的。本文擬就叁界寺的寺學教育以及叁界寺在佛教教育傳播方面所作出的貢獻進行探討，能力所限，不足之處敬請指教。
一、叁界寺的寺學
敦煌的寺院開辦寺學教育已爲學界所共知，從敦煌的大量的寫經題記中我們可以明確地獲知敦煌寺院的寺學中有稱爲“學郎”、“學士郎”的學生。對于這個問題，李正宇先生已經做過相關的研究。巧的是，在有關叁界寺的記載中也有關于“學士郎”的記載。S．0707(孝經》後有題記：“十月□日叁界寺學士郎曹元深寫記”；S．0173(李陵與蘇武書》、《蘇武李陵往還書》等後有題記：“乙亥年六月八日叁界寺學士郎張英俊記之也”；P．3582楊滿山詠《孝經》十八章(存十至十八章)末題：“七月二十二日叁界寺學士郎張富望記”；s3187《開蒙要訓》末題：“叁界寺學士郎張彥宗寫記”；P．3393／(雜抄》末署：“辛巳年十一月十一13叁界寺學士郎梁流慶書記之耳”；P．3336號《醜年寅年替普新加福田轉大般若經分付諸寺維那曆》記載了頒經給叁界寺的事情。此外，敦煌石室所出的藏經中，有多處見钤有“叁界寺藏經印”，足見叁界寺寺學的發達與藏經的豐富。
可以看出，在敦煌的叁界寺也開辦有寺學，敦煌寺學的學生稱爲“學郎”、“學士”、“學仕”、“學士郎”、“學仕郎”、“學生”，其中稱“學士郎”、“學仕郎”者，在金山國以前的歸義軍時期使用過，但主要用來指學生的記載，顯然出現在金山國以後。”叁界寺的學生有文書記載的都稱爲“學士郎”，可能在曹氏政權以後，都統稱爲“學士郎”了。在叁界寺受教育的學士郎們是在寺院學習的世俗人，接受的是傳統的儒學教育。其中《孝經》是儒家最基本的經典，也是曆代科舉考試的必考科目，唐朝規定官學(包括中央官學與地方州縣學)學生必須讀《論語》、《孝經》，通過二經以上者始准出學應舉考試；《開蒙要訓》是童蒙識字類的教材，是兒童學習用的初級教材；《李陵與蘇武書》講的是李陵和蘇武這兩個人的曆史故事，是教育學生要做忠孝節義的人。我們有理由相信，學士郎們抄寫的這些經典就是當時寺院教育學生所使用的教材。這些教材所要傳授的內容與當時社會所進行的儒學教育相吻合，也都明顯地提示寺學偏重孝道倫理知識的傳授。
從寺學的教師角度來看，敦煌的寺學教師絕大多數是由寺院的僧侶擔任。他們不但在寺院教學，有的還出任官學的學官。從杜牧撰《宣宗敦煌郡僧正惠菀除臨壇大德製略》中記載的“敦煌管內釋門都監察僧正兼州學博士”可以看出，僧正惠婉在州學內兼任教師。俗家在寺院擔任教師的例子只有張球在敦煌郡城東北古寺教學一例，年代推斷大約在晚唐昭宗、哀帝(889----907年)前後。S．5448敦煌錄記載：“郡城東北一裏有寺，古木陰森，……先有沙停張球，已遇從心，寓止于此。中非博學，亦甚苦心。蓋經亂年多，習業人少，遂集後進，以闡大猷，天不愁遺，民受其賜。”此處雖是記載張球以世俗之人的身份在寺院內教授學生，但作者認爲不能作爲俗家學者在寺院教學的例證，因爲很顯然在記載中說到是因爲戰亂影響了州縣學校教學和學生的學習，張球在寺院聚徒講學完全是權宜之計，寺院在這裏僅代表學生學習的場所，很可能州縣官學院落荒廢，學生無去處，才選擇了某所寺院做爲臨時的教學場地而已。
從以上幾個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叁界寺的確設有寺學。叁界寺雖然是佛教場所，但卻在唐末五代宋初同時兼有教育場所的功能，除了培養佛教徒以外，還培養懂得孝道倫理的世俗儒學人才。至于叁界寺內寺學教育的教師具體由誰來擔任、學生人學的條件以及學習年限等內容限于資料暫時無法探知。
另外，節度使曹議金的次子曹元深也就讀于敦煌叁界寺，而不是當時的州縣官學，至少可以說明，當時的寺學的地位和教育的水平是相當高的，叁界寺的師資力量以及在當時的影響也是很大的。敦煌文書記載的貴族子弟就讀于寺學的還有：張議潮在年幼時也曾在寺院就讀；索勳之孫張懷深的外孫索富通就讀于金光明寺(E 3692)。張議潮和索富通生活的時間較曹元深要早半個多世紀，雖然他們所就讀的寺學不同，但可以看出，寺學在敦煌地區存在的時間是很長的，寺學的發展水平也是不容忽視的，並不是僅僅在吐蕃統治的這一特殊時期，爲了彌補世俗學校的不足而産生的“應急”教育。另據S．3565(曹元忠布施疏》：“弟子歸義軍節度檢校太保曹元忠，于衙內龍樓上，開龍興靈圖(旁注“請大德九人”)二寺大藏經一變，啓揚鴻願，設齋功德疏：施紅錦一疋，新造經秩貳拾壹個(充龍興寺經襯)；樓绫機一疋，經秩拾個(充靈圖寺經襯)生絹壹疋，經秩拾五個(充叁界寺經袂)；馬壹疋(充見前僧口)”，說明五代時期敦煌的叁界寺與統治者的關系比較密切，那麼叁界寺的寺學一定也得到了節度使官方的大力支持。節度使官方的支持對叁界寺寺學來說，不僅在經濟上也在社會地位方面給予了極大的支持。經濟和社會地位的上升自然會吸引優秀的師資隊伍和大量的學生前來就學，這就不難理解曹元深也就讀于這所寺學的原因了。
二、叁界寺的藏經與佛教傳播
(一)道真和尚的藏書活動促進了佛教文化在敦煌的交流與傳播
敦煌叁界寺是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的官寺之一。經榮新江先生研究，叁界寺位于莫高窟下寺，即今藏經洞第17窟和16窟的前面，藏經洞出土的藏經就是叁界寺的藏經，藏經洞被譽爲是叁界寺的圖書館。我們在浏覽敦煌文獻時，發現敦煌文書中有很多佛經上钤有叁界寺的印章，表明這些佛經原來就是屬于叁界寺所有，是叁界寺的藏經。
我們都知道書籍是文化傳播的最主要的媒介，寺院藏經的多少與所藏經書的質量標志著這所寺院的社會地位與影響力，就如同大學的圖書館的藏書數量和質量標志著這所大學的學術水平與社會影響力一樣。晚唐五代敦煌叁界寺的藏經在佛教教團中是比較有影響的。據施萍亭先生不完全統計，現有的敦煌叁界寺寫經中，有將近90件是與敦煌藏經有關的佛經目錄。叁界寺藏經的主要來源有四個，即抄經、供養經、收集諸寺古壞經文、乞經。並且這些藏經活動主要是由叁界寺的和尚張道真完成的。
敦研0345存196行，收錄了166種佛典，經目中間寫有一段題記，文日：
l、長興五年歲次甲午六月十五日，
2、弟子叁界寺比丘道真乃見當
3、寺藏內經論部(秩)不全，遂乃啓穎
4、虔誠，誓發弘願，謹于諸家函藏
5、尋訪古壞經文收入寺(中)，修補頭尾，
6、流傳于世，光飾玄門，萬代千
7、秋永充供養，願使
8、龍天八部護衛神沙，梵釋四。
9、王永安蓮塞，城隍泰樂，社
lO、稷延昌。
1l、府主大王常臻寶位，先亡姻
12、眷超騰會遇于龍花，見在
13、宗枝寵祿長沾于親族，應
14、有藏內經論見爲目錄。(北圖續0329在“見爲目錄”之下還有“具數如後”四字。)
還有向中原求經。S．2140記載的是張道真和尚向朝廷請經的記載：
1、沙洲先得
2、帝王恩賜
3、藏教，即今遺失舊本，無可尋覓，欠數卻于
4、上都乞求者法集經一部六卷(有)或八卷(無)(一百二十七紙)。
5、央崛魔羅經一部四卷(七十八紙)大乘造像功德經一部二卷(叁十一紙)。
6、造塔功德經一部一卷(二紙)菩薩內習六波羅蜜一部一卷(叁紙)。
7、優波塞戒經一部七卷(一百叁十一紙)菩薩戒羯磨文一部一卷(七紙)
8、大乘阿毗達磨集論一部七卷(無著菩薩造，一百叁十紙)大乘法界無差別論一部一卷
(六紙)。
9、小乘樓炭經一部六卷(西晉沙門釋法立、法炬譯，一百叁紙)廣義法門經一部一卷(陳天竺叁藏真谛譯，九紙)。
lO、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一部四十卷(六百四十四紙)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一部一卷(二十五紙)。
1l、四分僧戒一部一卷(二十叁紙)解脫戒本一部一卷(二十二紙)沙彌十戒法並
12、儀一部一卷(二十一紙)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一部十卷(一百四十六紙)四分雜
13、羯磨一部一卷(四十紙)四分僧羯磨一部叁卷(八十紙)五百問事經一部一卷
14、(叁十叁紙)根本薩婆多部律攝一部二十卷(尊者勝友集，二百七十七紙)大乘修行菩薩行門諸經
15、要集一部叁卷(八十一紙)菩薩善戒經九卷或十卷(叁十品，一百八十紙)。
16、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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