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與中國科學技術
中國佛學院講師道堅
(一)佛教與醫藥衛生學
佛教醫藥學屬于五明之一的醫方明，佛典《增一阿含經》卷十二、《金光明經》卷叁《除病品》、《法華經》卷五《良醫喻》等，載有醫藥學知識，可以窺見佛教醫藥學的大概。佛教有關僧尼受戒、安居等行持規定的“二十犍度”中，第七項“藥犍度”(又稱醫藥法)詳載比丘患病的種類、對治諸病的處方、病中飲食調理等種種規定。唐義淨叁藏的《南海寄歸內法傳》舉出“八分醫方”，歸納印度古來各種診察投藥方法。
有關佛教醫藥學的典籍，《大藏經》所收有關醫療治病典籍有《佛醫經》、《療痔病經》、《咒齒經》、《咒目經》、《咒小兒經》、《除一切疾病陀羅尼經》、《迦葉仙人說醫女人經》、《治禅病秘要經》等。北本《涅槃經》卷八載有切開盲人眼膜所用醫學器材“金篦”，其後成爲密教法器。西藏大藏經《丹珠爾》中醫方明部收錄《龍樹百治療法》等數部醫書，西藏、蒙古等寺院中，大多還設有醫學部，專門以醫藥學治病救人。
佛教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獨具特色的一套醫學理論，其中“四大”學說是印度佛教醫學理論的總綱。四大學說認爲地、水、火、風爲構成世界的基本要素，各具堅、濕、暖、動四種屬性，有持、攝、熟、長四大作用。四大又有主觀感受到的能造四大和能被感知的所造四大之分。人體也屬于四大所成。四大有二種，一是有識四大，即眼、耳、鼻、舌、身“內五根”；二是無識四大，即色、聲、香、味、觸“外五塵”。人身皮肉筋骨屬于地大，精血液沫屬于水大，體溫暖氣屬于火大，呼吸運動屬于風大。四大和合而身生，四大分散而身滅。人死亡後骨肉歸地，濕性歸水，暖氣歸火，呼吸歸風，從四大所生，還歸于四大。人身疾病，多因四大不調所生，這就是四大不調病因說。如《佛說佛醫經》中說：“風增氣起，火增熱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因此，佛教四大學說爲醫學生理、病理、治療理論的總括。
隨著佛法而東流，耆婆和龍樹等著名醫學奇術也傳入中國。如《奈女耆域因緣經》，說耆域與佛同時，醫技如神。《隋書·經籍志》載有由僧人譯述的印度醫書十一種，其中有《耆婆所述仙命論方》。中國古代醫學家孫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錄有耆婆仙方十余個。耆婆醫學理論對于改變孫氏的取藥原則、組方規矩等方面有重要意義。並通過孫氏的醫學著作，影響後世醫學，開唐以後一代醫風。
龍樹爲公元3世紀時印度高僧，爲大乘中觀派的創立者。他修訂過印度醫學外科經典《妙聞集》，尤以醫學著名。在中國，龍樹以眼科聞名于世，稱之爲“龍樹眼論”。其中金針撥內障法最爲著名，此法源自印度，而早在印度失傳，在中國則大有發展。
佛教的傳入也影響到中國的衛生習俗，其中重大的典例爲刷牙潔齒和淨身洗浴的習俗。中國以前雖有漱口、沐浴的習慣，但不如印度那麼重視，且在佛教中被賦予神聖的意義。刷牙之法，在中國源自揚技揩齒。刷牙在印度佛教是嚼齒木，即以苦澀辛辣樹木爲木片，長八至十二指，粗如小指的木片、枝條即可。嚼齒木不但能潔淨牙齒，還有現在“藥物牙膏”的作用。後來中國醫生吸取佛教的嚼齒木，發展成爲遼代的粗毛牙刷，成爲民衆良好的衛生習俗。在恒河中沐浴在印度有特定的宗教意義，即通過洗滌的活動，得到精神和生理的淨化目的。隨著佛教傳入中國，佛教的良好衛生習慣也傳入中國，如《諸佛福田經》非常強調建造浴池圊園積聚功德。浴池是公衆沐浴場所，圊園即公共廁所。這些公衆福利性質的衛生設施對中國衛生事業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影響中國醫學最深刻的，當推“輪回報應”思想衍生出來的佛教醫學倫理道德准則。佛教醫學倫理道德准則當有叁條基本原則：一是大悲爲首，慈悲喜舍。二是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叁是自利利他，自自覺覺他。這一基本精神在唐代名醫孫思邈的《千金要方》中有專門的論述。他還吸取佛教“不殺生”的戒律觀，主張濟生不能以殺生爲代價。
還有佛教的養生論、禅學對中國古代的醫療、養生、健身和開發智慧有密切關連。禅定能使人斷除煩惱，淡化欲念，純淨思慮，安適身心，自然能治病健身。西藏密宗的瑜伽修煉有益于養生，在僧人的推動下，藏醫藏藥有獨特的療效。
(二)佛教與印刷術
佛教僧侶對印刷術的發明、發展和推廣應用，都曾作出過巨大的貢獻。現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都是佛教的經書。
佛教于西漢末年傳入我國，東漢以後曆代統治者大多提倡佛教。隋文帝開皇年間(581-600)，政府下令大修寺院，雕造佛像，抄寫佛經，使佛教的發展盛況空前。由于佛教信徒增多，對佛教宣傳品的需求量大增，人們極需一種能快速、大量製造佛教宣傳品的方法，這就促進了印刷術的發明。
早期佛教印刷品只是將佛像雕在木板上，進行大批量的印刷。唐末馮贽在《雲仙散錄》中載，貞觀十九年(645)之後，“玄奘以回鋒紙印普賢像，施于四衆，每歲五馱無余”。這是最早關于佛教印刷的記載，印刷品只是一張佛像，而且每年都要印很大的批量。
現存最早的印刷品，是1966年發現于韓國東南部慶州佛國寺釋迦塔內的一卷《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經卷紙幅共長610厘米，高5.7厘米，上下單邊，畫有界線。每行多爲八字，行高3.5厘米。全卷用楮紙十二張印刷，裱成一卷，卷首末有木軸，兩端塗以朱漆。經文爲楷書寫經體，字上有明顯的木紋，刀法工整。研究證明這件印刷品當爲我國唐代之物，印度年代約爲705～751年。在玄奘時代還只能印刷單面的佛像，而經過一個世紀的發展，已能印刷整卷佛經，並裝幀成卷軸。
另一件是耿著名的唐代佛教印刷品，是雕版印刷、卷軸裝訂的《金剛經》，本世紀初發現于敦煌莫高窟石室，現藏于英國倫敦博物館中。該印刷品由七個印張裱貼而成，卷長16尺，高1尺，卷首爲一插圖，畫面爲釋迦牟尼佛在給孤獨園蓮花座上，對長老須菩提說法的場景。座前一幾，上供養法器，長老須菩提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呈起問之狀。佛頂左右，飛天旋繞，二金剛守護佛座兩側。插圖後爲經文，卷末刻印有“鹹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爲二親敬造普施”一行文字。這件印刷品的雕版、印刷質量十分精美。插圖畫面的刻版刀法娴熟，線條自然流暢，人物及衣褶簡勁，須菩提古老蒼勁，虬筋外露，意態生動。說明當時印刷技術已達到很高水平。佛教印刷是唐代印刷的主體，它的發展也促進了其它類書籍的印刷，使印刷業逐漸地推廣到各地。
宋代佛教的印刷有了一個飛躍，印刷規模大增，分布更爲廣泛，不但寺院刻印佛經，一些印刷作坊也參加了刻經事業；政府也拿出獎金來支持刻經事業，如開寶四年(971)政府派遣高品、張從信到成都負責雕印藏經，曆時12年才完成，共雕版13萬塊。這部藏經被稱爲《開寶藏》或《蜀藏》，是我國曆史上最早印刷的規模最大的佛教類書。《開寶藏》印成後，分藏于南北各大寺院，並贈送西夏、朝鮮、日本、越南等國。通過這次大規模的印刷，開創了宋代印刷業的先例，對印刷業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同時，對鄰邦朝鮮、日本等國的印刷事業産生了很大影響。
自從《開寶藏》的印刷後，曆代刻藏事業就成了中國印刷業的重要事業。如南宋中期的《碛砂藏》，由法忠禅師主持，刻于江蘇吳縣南境陳湖中的碛砂延聖院，曆時91年才刻完。《碛砂藏》共6312卷，收錄佛經1521種。崇甯年間，江蘇地區刻印的《陀羅尼經》，是一種以圖爲主，以文爲輔，是圖文並茂的佛教宣傳品，由于以全新的版式面世，深受民衆的歡迎，並對後來的插圖書籍有一定的影響。
此後，中國藏經印刻事業陸續興起。宋朝計有：遼版《契丹藏》、金版《趙城藏》、福州版《萬壽藏》、《毗盧藏》、湖州版的《圓覺藏》、《資福藏》、《碛砂藏》等。元代根據宋本印行藏經，有《普甯藏》與《弘法藏》兩種，元末兵亂，藏經燒失殆盡。明太祖洪武年間，集碩德于蔣山，點校藏經，刊刻《洪武南藏》。明代另有《北藏》、楞嚴寺版、報恩寺版等。清世宗雍正十叁年至高宗乾隆叁年(1735～1738)，以《北藏》爲底本，複加新籍，刊刻《龍藏》。以後尚有《頻伽藏》、《百衲藏》等。
佛教在曆史上雕刻藏經有二十多種，散刻佛教宣傳品更是難以統計。總之，因爲中國佛教最早使用印刷術，對印刷術的發明和廣泛應用是有一定貢獻的。正是佛教界對印刷術的積極應用和創新，才使印刷技術得以延續和提高。
(叁)佛教與天文、地理和曆史學
在中國天文學領域，佛教有不少貢獻。叁國吳竺律炎、支謙共譯的《摩登伽經》二卷，《大集經》的《日藏分》及《月藏分》等，都是佛教天文學經典。其所載曆法中，有印度曆法所無而富于西方天文學知識的十二宮、七曜的製度，又將春分點置于歲首的曆法。佛教天文學將二十八宿配屬于四方，顯然是受中國的影響。此外，《立世阿毗昙論》與《大智度論》內，零星介紹印度古來有關閏月的安排方法及以星宿月爲首的四個月名，也是彌足珍貴的文獻。
隨著中國密教的隆盛，巧妙組合二十八宿與七曜的占星術也非常發達。代表性著作有不空所譯的《宿曜經》二卷。在唐代開元年間，有中國唐代著名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一行大師(682～727)所撰的《七曜星辰別行法》和《梵天火羅九曜》、西天竺僧人金俱吒所撰《七曜攘災決》、金剛智所譯《北鬥七星念誦儀軌經》等。
天文學家楊景風是密宗僧人不空大師的學生，他在西元764年提到取用印度曆法，可知五大行星運行時所經過的“宿”。當時在天文院任職的有叁戶印度天文曆法專家，即迦葉、瞿昙和鸠摩羅。(參看李約瑟著《中國之科學與文明》卷叁第二十章)此中迦葉氏一位成員，…
《佛教與中國科學技術》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