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片大多于明萬曆年間朽壞，《徑山藏》之板片也大多毀于兵燹。民間私刻佛經，經清代中葉戰亂，毀之殆盡。楊仁山創立金陵刻經處後，刻印流通了大量佛典，與以前各種藏經不同，楊仁山出于利益衆生的願望，希望能爲廣大信衆提供易于購得、方便攜帶的佛經，所以采用萬冊本(書本式)刻印流通，讓一般讀者都能得到。在楊仁山主持金陵刻經處四十多年中，印行經典達百余萬卷，佛像達十余萬張，爲當時的佛教界和知識界提供了大量的佛典，對于佛教徒的學佛和開啓學術思想界研究佛學之風極有推動。
金陵刻經處刻印的經書在近代享有很高的聲譽，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對所刻經書，選擇極嚴，內容純正；二是刻印經書的質量很高，校勘嚴謹，刻工精致。
楊仁山創辦金陵刻經處之初即有“公議條例”，對所刻佛經有一基本的原則，這在楊仁山婉拒一居士希望刊印《高王觀音經》的信中表達：“敝處創辦之始，公議條例，凡有疑僞者不刻，文義淺俗者不刻，乩壇之書不刻。”
對于這條原則，楊仁山把握極嚴。他雖然與日本真宗學者南條文雄交誼很深，但當他發現真宗教義有違佛經原義時，也不留情面，拒絕了金陵本願寺希望在金陵刻經處刻印《選擇本願念佛集》的要求，並在與南條文雄書信中直言坦陳，“覺其中違經之語甚多”，並“將真宗教旨詳覽一遍，逐細批評”，托人交南條文雄，在第二番書信中並說明：“既爲釋伽遺教弟子，不得不爾也”。楊仁山的做法，並非出于門戶之見，而是站在佛教“依法不依人”的立場的。對于本國高僧的著作，如《大乘止觀》中引文的錯誤等，楊仁山也有錯必糾，並不爲之回護。
楊仁山的印經，除了在法義上審慎辨析、嚴格選擇，在版本上也很嚴格，在決定刻印一部書之前，對該書的版本先有一番研究，選擇善本而刻之。如《釋伽譜》雖在坊間有多種流通本，楊仁山則選擇較好的明版藏經而刻。並且，在版式及內容校勘上也極爲精審，“古本書籍，改定行款，校正訛誤，甚費心力”，因此，金陵刻經處所印經書，與一般翻刻佛經之粗糙、校勘不精、句、逗、段落錯亂較多大不一樣，從內容到形式均非常精審，校勘嚴謹，刻工也很精致，是佛經中的善本。楊仁山晚年曾自述：“鄙人志願，亟願金陵刻經處刻成全藏，務使校對刷印，均極精審，庶不至贻誤學者。至他處所刻未精之本，聽其自行流通；本處概不與之合並成書《報告同仁書》。”
因此之故，金陵刻經處本或“金陵本”佛經，在近代享有極高的聲譽。
楊仁山的印經事業，對清末民初佛教經論的流通貢獻極大。實際上推動了當時學佛研佛的風氣，爲近代佛教的複興做出了基礎性的貢獻。
楊仁山在搜覓刻印流通散佚的佛典上也極有貢獻。1878年楊仁山隨曾紀澤出使英國，在倫敦博物館中見到一些在國內已失傳的中國古本佛經，深爲感慨。後來，他通過南條文雄，從日本購回許多國內久已散佚的隋唐古德著作，還有日本、朝鮮的一些佛教著述，多達二百八十種，一千余冊，其中包括《中論疏》、《百論疏》、《唯識述記》、《因明論疏》、《華嚴策略》等許多珍貴典籍。楊仁山得到這些典籍後，精心挑選，擇其善者雕版印刷，流通于世。這對近代佛教各宗教義研討有路、義學重興是極有價值的。
楊仁山的講學、培養佛教人才的事業直到晚年才真正開展。但早在1907年創辦“祇洹精舍”開始僧教育前許多年，楊仁山即已在金陵刻經處內隨緣接引各方學人。桂伯華、李澹緣、黎端甫、梅光羲等早在1900年前後即已從學楊仁山。楊仁山根據各人的情況以書信、面授等形式教以淨土、華嚴諸學，並指點修持佛法上的各種具體問題。歐陽漸第一次向楊仁山參學即在1904年，由桂伯華引見。這期間，楊仁山在社會思想文化領域內也聲望日隆。譚嗣同、鄭官應、章太炎等許多社會思想人士與之交往，請益佛法。楊仁山通過他的刻經流通和講學佛法，極大影響了當時學佛研佛的風氣，影響實際已超出佛教界。
誠如梁啓超所說：“有楊文會者，得力于《華嚴》而教人以淨土，流通經典，孜孜不倦。今代治佛學者，什九皆聞文會之風而興也。”(9)
楊仁山早有創辦佛教學堂來培養佛教人才的構想，並以此爲振興佛教的關鍵。早在1899年，楊仁山在一次演說中就倡議興辦僧教育：“欲求振興，惟有開設釋氏學堂，始有轉機。”(《般若波羅密多會演說》)
在與南條文雄的通信中，他認爲：“諸方名刹，向無學堂造就人才，所以日趨于下也。”(《與南條文雄書二十二》)
可見興辦講學，培養人才以振興佛教一直是他的心願。
1906年，釋文希在江蘇揚州天甯寺開辦“普通僧學堂”，爲近代佛教史上由中國人開辦的第一家新式僧學堂。在此之前，日僧水野梅曉曾于長沙開辦僧學堂。1899年南京“日本淨土真宗本願寺”也曾開設“東方學堂”，但皆非國人所辦。釋文希于揚州創辦普通僧學堂，楊仁山非常支持，並寫信給陶森甲告知消息，並勸請陶森甲在其治下的鎮江、常州也促進寺院開辦僧學。楊仁山的《佛教初學課本》及《注》兩卷也于這一年刻成，准備作佛教學堂之教材。
當時佛教寺院開設僧學堂，有一大動因是在“廟産興學”風潮下以辦學來保護佛教寺産，起因在張之洞1898年《勸學篇》中提出以佛道寺現産業之十分之七充作社會教育之資。揚州天甯寺辦學之資金即來自于當時鎮江、揚州各大寺院，各大寺院出資動機是在藉辦學爲保護寺産的手段，不久與釋文希發生沖突，僧學堂停辦。第二年，即1907年，楊仁山得各方之助，于金陵刻經處創辦“祇洹精舍”，准備有系統地培養高級僧才。“祇洹精舍”開設的課程有佛學、漢文、英文叁門。
漢文是研究漢文佛典的基本修養；英文則是通往西方的基礎，也是欲赴印度弘揚佛法和學習梵文的工具語言。佛學乃根本課程，當時曾聘蘇曼殊任英文教師，李曉暾爲漢文教授。佛學課程，楊仁山曾請式海法師任講席，後因故未能應聘，楊仁山遂自任講席，講授《大乘起信論》和《楞嚴經》，後又延請臺宗名僧谛閑法師任學監並開講開臺教觀。由此可知祇洹精舍之名爲“居士道場”，實爲居土所創辦之佛教道場，其時並無明顯的居士與出家僧之分別與爭議，與後來內學院一系有所不同。楊仁山佛學修養精純，弘法之胸懷也博大，當時名僧月霞法師尊爲大願菩薩示現，對楊仁山極爲尊敬，並四處募款助成楊仁山之佛教事業。後祇洹精舍停辦，月霞法師于1914年至上海創辦近代著名之華嚴大學于哈同花園。
祇洹精舍當時招收的學生大多爲鎮江、揚州各大寺院的年輕僧人，也有在家居士，缁素共約20余名。人數雖不多，但後來許多成爲近代佛教之弘法健將或佛學名家，可以想見祇洹精舍教學質量之高，實乃近代佛教史上第一所名符其實的高等僧學堂。其中著名者有太虛法師，後來成爲近代佛教革新運動的領袖；仁山法師，用“大鬧金山寺”的主角，促進了近代佛教的變革；智光法師，後創辦儒釋初高小學、焦山佛學院等，從事佛教教育多年；另有棲雲、觀同等，都是當時的著名人物。居士中的邱晞明、謝無量等，爲佛學名家。歐陽竟無、梅光羲、李證剛等，雖非祇洹精舍實際招收的學生，但在祇洹精舍成立前後一直追隨楊仁山學佛，助成佛教事業，可以說也是祇洹精舍中的人物。
楊仁山于金陵刻經處創辦祇洹精舍，興辦佛教講學，雖爲時短绌(因經費不敷等原因，祇洹精舍前後不足兩年)，但影響極大。作爲近代佛教史上第一所高等僧學堂，它不僅爲近代佛教複興造就了一批卓越的人才，更爲後來的佛教教育提供了一種榜樣。祇洹精舍所培養的僧俗兩衆人才，薪火相承，至今仍在爲佛教事業做出貢獻；祇洹精舍所提供的新式佛教教育模式，對近代佛教教育具有深遠的影響。歐陽竟無居士先就金陵刻經處成立“研究部”，後以研究部爲基礎創立近代佛教史上著名的“支那內學院”，繼承和發揚楊仁山的佛教教育事業，其所培養或影響的一批著名佛教學者，對近代佛教學術文化貢獻極大。
太虛法師後來致力于佛教改革，新式佛教教育是他整個佛教革新事業的重要基礎。太虛的佛教教育事業深受祇洹精舍的影響。他入學祇洹精舍時年僅21歲，乃是因對一般僧教育組織有不少“徒擁虛名”或過于隨順潮流而“失卻佛教立場”甚或“俗化成飲酒吃肉”的失望，忽聞金陵刻經處創辦祇洹精舍，爲其宏大格局所吸引，認爲是一“世界佛教運動的組織”(10)而加入。後來他所創辦的許多佛學院，也格局宏大，武昌佛學院後更名爲“世界佛學苑”，在教育思想、教育製度、課程規製上，也受祇洹精舍的影響。太虛早期自謂“仿照金陵楊仁山居士之祇洹精舍，加蒙藏梵文，期以五年”(11)，可以說是楊仁山佛教教育事業的直接繼承。
祇洹精舍1909年秋停辦後不久，191O年，楊仁山又于金陵刻經處成立“佛學研究會”，講學不辍。楊仁山于世紀初的佛教講學，不僅爲後來的佛教事業培養了許多優秀人才，還具有開風氣之先的貢獻，對近代佛教的複興貢獻厥偉！太虛法師曾評價說：
“祇洹精舍雖然辦了不久即停頓，其影響後來的佛教事業實大。”(12)
釋東初在《中國佛教近代史》中認爲，祇洹精舍爲時雖短，“卻爲中國佛教種下革新的種子，無論于佛學的發揚，或教育設施，以及世界佛化推進，無不導源于此。”(13)1982年，趙樸初在《金陵刻經處重印經書因緣略記》中寫到：“近代佛教昌明，義學振興，居士之功居首！”
(全文完)
注釋：
(1)楊仁山：“送日本得大上人之武林”
(2)徐文尉：《楊仁山居士傳》
(3)《楊仁山居士遺著》第一冊
(4)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第80頁。
(5)《楊仁山居士事略》
(6)轉引自藍吉富：“楊仁山現現代中國佛教”，《華岡佛學學報》第二期。
(7)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第99頁
(8)《太虛大師全書》第四冊九一叁頁
(9)梁啓超：《飲冰室合集》，“中國佛興衰沿革說略”。
(10)《太虛大師全書》，“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
(11)太虛：“覺社宣言”，《海潮音》第一期。
(12)太虛：《太虛大師全書》，“優婆夷教育與佛化家庭”。
(13)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第80頁。
《近代佛教振興者楊仁山的理念與事業(呂建福)》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