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杨仁山之母孙太夫人去世。杨仁山召三子到面前要他们自谋生计，而延龄巷房屋，将作为十方公产，捐献给佛教事业，自谓“吾在世一分时，当于佛法尽一分之力”(《杨仁山居士事略》)，要家人“以后毋以世事累我”。至1901年，杨仁山的三个儿子立下“分家笔据”，写明“金陵城内延龄巷父置屋宇一所……此屋专作刻经处公业……永远作为流通经典之所，三房均不得认为己产”(3)此，金陵刻经处有了固定的基业。这一在近代佛教史上影响深远的佛教文化机构历一百三十余年而慧灯不熄，实有赖于杨仁山舍家宅为佛教十方公产的义举。
1907年，杨仁山年已七十一岁，又于金陵刻经处内创办对近代佛教复兴影响深远的“祇洹精舍”，兴办讲学、培育人才。祇洹精舍为我国近代佛教史上第一家高等僧学堂，对于近代佛学院教育，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杨仁山著《释氏学堂内班课程》、《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阐明他的佛教教育思想。当时祇洹精舍入学的僧青年和在家居士缁素共约20余名。其中许多成为近代佛教之弘法健将或佛学名家。祇洹精舍因经费不敷等原因，只办了两年，但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佛教影响极大。释东初认为祇洹精舍“为中国佛教种下革新的种子，无论于佛学的发扬，或教育设施，以及世界佛化推进，无不导源于此”。(4)
祇洹精舍停办不久，杨仁山又于金陵刻经处内成立“佛学研究会”，参与者许多为当时的学界名流，公推杨仁山为会长，每七日讲经一次。
杨仁山年逾七旬，仍弘法情殷，讲学不辍，直至一九一一年去世。
杨仁山去世正当武昌起义前三天，时在1911年8月17日下午。
当时按杨仁山要求，正召开佛学研究会临时会议，商议维护金陵刻经处办法，会议在碑亭巷蒯若木住宅召开。杨仁山先于中午口授会场应议事件，由陈宜甫去布置会场。下午二时许，杨仁山神态自若，说“此时刻经处事当议定矣”，异常愉悦，对左右说：“余心放下，毫无挂碍，可以去矣！”不久，高声念佛，声渐低微，端坐向西瞑目而逝。第二天仍面色不变，且有温热。按佛教说法，此为往生西方净土之征。
杨仁山刻经讲学，弘扬佛法，培育人才，前后约四十余年，校刻经版四万余片，印刷流通经典著述百余万卷，佛菩萨像十余万张。门下多才，谭嗣同善华严、黎端甫善三论、桂伯华善密宗，法相唯识之学有章太炎、孙少侯、李证刚、梅光义、蒯若木、欧阳浙等。近代名僧太虚、仁山、智光等，皆曾就学祇洹精舍，深受影响。
杨仁山的著述由徐文蔚汇编成《杨仁山居士遗著》，由金陵刻经处印行出版，其中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四卷、《佛教初学课本》一卷、《十宗略说》一卷、《观无量寿经略论》一卷、《无量寿佛经愿生偈略释》一卷、《坛经略释》一卷、《论孟发隐》二卷、《阴符》、《冲虚》、《道德》、《南华》四经发隐四卷，《等不等观杂录》八卷、《阐教篇》一卷。未收入《遗著》的还又有《天地球图说》一卷单行。另手辑《大藏辑要》四百六十种、三千三百余卷，《贤首法集》一百数十卷、《华严著述集要》二十九种、《净土古佚书》十种，《净土经论》十四种，《大乘起信论疏解汇编》、《释氏四书》、《释氏十三经》、《释氏十三经注疏》、《佛教中学古文课本》四编等。
杨仁山于1911年去世，享寿75岁。遗体依其生前留言“经版所在即遗体所在”之愿，葬于经版房前。七年后，1918年，弟子为建墓塔，于金陵刻经处内深柳堂后建成，遂掩棺其下。塔院内有《杨仁山居士塔铭》青石碑，沈曾植撰文，其中记述杨仁山之佛教功业，可为其一生之写照：“居士奋起末法苍茫、宗风歇绝之会，以身任道，论师、法将、藏主、经坊、四事勇兼，毕生不倦，精诚旁薄。”
二、杨仁山振兴佛教之理念与事业
清末中国社会内忧外患。西方列强以其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大门，物质与文化之侵略随之而来。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也到了晚期，政治腐朽、文化僵固、经济落后，被动挨打，到了不变革图强便不足以自存的地步。许多仁人志士都感到“不变法不能自存”，积极寻觅济世良方。维新变法一时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思潮。杨仁山两度出使英、法，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包括工业制造等有相当深的考察。因此，他具有一般同时代人难得具备的宽广视野和前沿知识。与当时许多仁人志士一样，杨仁山对国家民族之危机有着深切的关怀。在《现未来》一文中，杨仁山写道：“且就目前世界论之，支那之衰坏极矣！有志之士热肠百转，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兴。”
从他与维新派人士的广泛交往，可见杨仁山对维新思想的认同和支持。但杨仁山并没有从政、直接参与维新变法活动，却选择了“佛教”作为他的毕业事业。这当然与他对当时清廷腐败政治的失望有关，觉得“方今上下相蒙，人各自私自利，欲兴国，其可得乎？”而“誓不复与政界往还”(5)，但更重要的是出于他的佛教信仰以及对于佛教可以济世利民、有益于国家民族的认识。这种认识在具有六年欧游经历、且具备前沿科学知识及同时代难得的世界视野的杨仁山而言，毋宁说是一种洞察。当时维新变法、科技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各种救国思想多矣，而杨仁山则致力于佛教事业。以佛法观之，社会治乱、国家兴衰之根本在于人心。国者，人之聚；人者，心之器。治心乃是治本。杨仁山在《南洋劝业会演说》中道：“世界各国皆以宗教维持世道之心，使人人深信善恶果报，毫发不爽，则改恶迁善之心，自然从本性发现。人人感化，便成太平盛世矣。”
因此，杨仁山致力于刻经流通、弘传佛教与他关心新学、甚至钻研科学一样，同是出于关怀国家民族、济世利民的愿望。在《支那佛教振兴策》中，杨仁山写到：“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一曰通商，二曰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联合声气。我国推行商业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阙如。”
由此可见杨仁山致力佛教事业之理念。杨仁山对他振兴佛教的事业极有信心：“设有人焉，欲以宗教传于各国，当以何为先？统地球大势论之：能通行而无悖者，莫如佛教”(《支那佛教振兴策》)。他认为，若有同志共同努力，佛教不仅能与西洋各教并驾齐驱，“且将超越常途，为全球第一等宗教”(《支那佛教振兴策》)。在今天看来，当同时代人大多以军事、经济力量救亡图存，或注重政治、社会制度方面的变法革新时，杨仁山己认识到思想文化层面的革新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尤其是认识到宗教文化对于国家社会的深刻作用，在当时可谓是独具慧眼！
就中国佛教而言，自宋以后逐渐式微，至清朝末年虽规模仍存，实际却是积弊重重，同当时之国家社会一样，清末之佛教几乎也到了不变革不足以自存的境地。当时国内佛教，规模仍然很大，康熙朝时全国仍有僧尼十一万八千余名(6)，至光绪时，全国各大丛林仍有相当规模。然正如杨仁山所透视的：“方今梵刹林立，钟磬相闻，岂非遗教乎？曰：相则是也，法则末也。”(《佛学研究会小引》)
佛门中不仅没有像道安、玄奘、智顗法藏那样的高僧，能与明末憨山、莲池、蕅益、柴柏等大德比肩者也难得一见。当时之寺院，许多成为社会上一些无职业者的谋生庇护处。而“一般寺僧多以赎卖如来家业争取货利，以财富为荣、名利为尚。向上一着，早无人问津”(7)。佛教规模虽存，却徒有空壳，丧失了大乘佛教的精神与活力。杨仁山对当时中国佛教的判断是：“近世以来，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堕坏之时”。(《般苦波罗密多演说》)
后来太虚法师回顾清代之佛教，也谓：“迨乎前清，其衰也始其衰矣。迨乎近今，其衰也，始衰而濒于亡矣。从全球运开，泰西文明过渡东亚，我国之政教学术莫不瞠焉其后，而佛教实后而尤后者。”(8)
当时佛教衰颓的一个较为直接的外部原因是太平天国的战火，佛教的寺院、经典与儒、道经典文物一样，被毁严重。因此杨仁山在清同治五年(1866年)初创金陵刻经处时惟以刻经流通佛教经典为要务，“深究宗教渊源，以为未法世界，全赖流通经典，普济众生”。他一生也特别著力于佛典之搜集、校勘、刻印流通。佛教衰落，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佛教内部的积弱不振，一般僧众素质低下，以如来家业为贷利，贪著财富名利。杨仁山认为当时佛教式微是由于“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般若波罗密多会演说》)。在《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中他分析了僧众素质低下的原因所在：“盖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驰，以致释氏之徒，无论贤愚，概得度牒；于经律论毫无所知居然作方丈，开期传戒。与之谈论，庸俗不堪，士大夫从而鄙之。西来的旨，无处问津矣。”
因此，杨仁山振兴佛教，从一开始就不在“梵刹林立，钟罄相闻”之寺院塔庙的“相”上，而著重于佛教之“法”的层面，着眼于佛教整体素质的提高和佛教人才的培养。抱着这样的理念，他以印经与讲学为其振兴佛教的两大事业。事实上，搜觅佛教经典、严谨校勘、系统刻印、广泛流通，并兴办讲学、培养优秀僧才，也正应了当时振兴佛教的当务之急。
杨仁山创办金陵刻经处之时，国内佛教经典非常难得，尤其是江南一带，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多年的战火，佛典损毁殆尽。佛教最基本的常用经典如净土宗之《无量寿经》、《十六观经》等都颇为难得。
其时国流的藏经主要有明代的《北藏》、《南藏》、明末的《径山藏》和清代的《龙藏》。其中《北藏》、《龙藏》主要为朝廷赐藏，由寺院典藏，普通寺院尚难拥有，一般人更难一见。《南藏》之板…
《近代佛教振兴者杨仁山的理念与事业(吕建福)》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