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楊仁山之母孫太夫人去世。楊仁山召叁子到面前要他們自謀生計，而延齡巷房屋，將作爲十方公産，捐獻給佛教事業，自謂“吾在世一分時，當于佛法盡一分之力”(《楊仁山居士事略》)，要家人“以後毋以世事累我”。至1901年，楊仁山的叁個兒子立下“分家筆據”，寫明“金陵城內延齡巷父置屋宇一所……此屋專作刻經處公業……永遠作爲流通經典之所，叁房均不得認爲己産”(3)此，金陵刻經處有了固定的基業。這一在近代佛教史上影響深遠的佛教文化機構曆一百叁十余年而慧燈不熄，實有賴于楊仁山舍家宅爲佛教十方公産的義舉。

　　 1907年，楊仁山年已七十一歲，又于金陵刻經處內創辦對近代佛教複興影響深遠的“祇洹精舍”，興辦講學、培育人才。祇洹精舍爲我國近代佛教史上第一家高等僧學堂，對于近代佛學院教育，有開風氣之先的作用。楊仁山著《釋氏學堂內班課程》、《釋氏學堂內班課程刍議》，闡明他的佛教教育思想。當時祇洹精舍入學的僧青年和在家居士缁素共約20余名。其中許多成爲近代佛教之弘法健將或佛學名家。祇洹精舍因經費不敷等原因，只辦了兩年，但對二十世紀的中國佛教影響極大。釋東初認爲祇洹精舍“爲中國佛教種下革新的種子，無論于佛學的發揚，或教育設施，以及世界佛化推進，無不導源于此”。(4)

　　祇洹精舍停辦不久，楊仁山又于金陵刻經處內成立“佛學研究會”，參與者許多爲當時的學界名流，公推楊仁山爲會長，每七日講經一次。

　　楊仁山年逾七旬，仍弘法情殷，講學不辍，直至一九一一年去世。

　　楊仁山去世正當武昌起義前叁天，時在1911年8月17日下午。

　　當時按楊仁山要求，正召開佛學研究會臨時會議，商議維護金陵刻經處辦法，會議在碑亭巷蒯若木住宅召開。楊仁山先于中午口授會場應議事件，由陳宜甫去布置會場。下午二時許，楊仁山神態自若，說“此時刻經處事當議定矣”，異常愉悅，對左右說：“余心放下，毫無挂礙，可以去矣！”不久，高聲念佛，聲漸低微，端坐向西瞑目而逝。第二天仍面色不變，且有溫熱。按佛教說法，此爲往生西方淨土之征。

　　楊仁山刻經講學，弘揚佛法，培育人才，前後約四十余年，校刻經版四萬余片，印刷流通經典著述百余萬卷，佛菩薩像十余萬張。門下多才，譚嗣同善華嚴、黎端甫善叁論、桂伯華善密宗，法相唯識之學有章太炎、孫少侯、李證剛、梅光義、蒯若木、歐陽浙等。近代名僧太虛、仁山、智光等，皆曾就學祇洹精舍，深受影響。

　　楊仁山的著述由徐文蔚彙編成《楊仁山居士遺著》，由金陵刻經處印行出版，其中有《大宗地玄文本論略注》四卷、《佛教初學課本》一卷、《十宗略說》一卷、《觀無量壽經略論》一卷、《無量壽佛經願生偈略釋》一卷、《壇經略釋》一卷、《論孟發隱》二卷、《陰符》、《沖虛》、《道德》、《南華》四經發隱四卷，《等不等觀雜錄》八卷、《闡教篇》一卷。未收入《遺著》的還又有《天地球圖說》一卷單行。另手輯《大藏輯要》四百六十種、叁千叁百余卷，《賢首法集》一百數十卷、《華嚴著述集要》二十九種、《淨土古佚書》十種，《淨土經論》十四種，《大乘起信論疏解彙編》、《釋氏四書》、《釋氏十叁經》、《釋氏十叁經注疏》、《佛教中學古文課本》四編等。

　　楊仁山于1911年去世，享壽75歲。遺體依其生前留言“經版所在即遺體所在”之願，葬于經版房前。七年後，1918年，弟子爲建墓塔，于金陵刻經處內深柳堂後建成，遂掩棺其下。塔院內有《楊仁山居士塔銘》青石碑，沈曾植撰文，其中記述楊仁山之佛教功業，可爲其一生之寫照：“居士奮起末法蒼茫、宗風歇絕之會，以身任道，論師、法將、藏主、經坊、四事勇兼，畢生不倦，精誠旁薄。”

　　 二、楊仁山振興佛教之理念與事業

　　 清末中國社會內憂外患。西方列強以其堅船利炮強行打開中國大門，物質與文化之侵略隨之而來。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也到了晚期，政治腐朽、文化僵固、經濟落後，被動挨打，到了不變革圖強便不足以自存的地步。許多仁人志士都感到“不變法不能自存”，積極尋覓濟世良方。維新變法一時成爲一種強有力的社會思潮。楊仁山兩度出使英、法，于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教育包括工業製造等有相當深的考察。因此，他具有一般同時代人難得具備的寬廣視野和前沿知識。與當時許多仁人志士一樣，楊仁山對國家民族之危機有著深切的關懷。在《現未來》一文中，楊仁山寫道：“且就目前世界論之，支那之衰壞極矣！有志之士熱腸百轉，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興。”

　　 從他與維新派人士的廣泛交往，可見楊仁山對維新思想的認同和支持。但楊仁山並沒有從政、直接參與維新變法活動，卻選擇了“佛教”作爲他的畢業事業。這當然與他對當時清廷腐敗政治的失望有關，覺得“方今上下相蒙，人各自私自利，欲興國，其可得乎？”而“誓不複與政界往還”(5)，但更重要的是出于他的佛教信仰以及對于佛教可以濟世利民、有益于國家民族的認識。這種認識在具有六年歐遊經曆、且具備前沿科學知識及同時代難得的世界視野的楊仁山而言，毋甯說是一種洞察。當時維新變法、科技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等各種救國思想多矣，而楊仁山則致力于佛教事業。以佛法觀之，社會治亂、國家興衰之根本在于人心。國者，人之聚；人者，心之器。治心乃是治本。楊仁山在《南洋勸業會演說》中道：“世界各國皆以宗教維持世道之心，使人人深信善惡果報，毫發不爽，則改惡遷善之心，自然從本性發現。人人感化，便成太平盛世矣。”

　　 因此，楊仁山致力于刻經流通、弘傳佛教與他關心新學、甚至鑽研科學一樣，同是出于關懷國家民族、濟世利民的願望。在《支那佛教振興策》中，楊仁山寫到：“泰西各國振興之法，約有兩端，一曰通商，二曰傳教。通商以損益有無，傳教以聯合聲氣。我國推行商業者，漸有其人，而流傳宗教者獨付阙如。”

　　 由此可見楊仁山致力佛教事業之理念。楊仁山對他振興佛教的事業極有信心：“設有人焉，欲以宗教傳于各國，當以何爲先？統地球大勢論之：能通行而無悖者，莫如佛教”(《支那佛教振興策》)。他認爲，若有同志共同努力，佛教不僅能與西洋各教並駕齊驅，“且將超越常途，爲全球第一等宗教”(《支那佛教振興策》)。在今天看來，當同時代人大多以軍事、經濟力量救亡圖存，或注重政治、社會製度方面的變法革新時，楊仁山己認識到思想文化層面的革新對于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尤其是認識到宗教文化對于國家社會的深刻作用，在當時可謂是獨具慧眼！

　　 就中國佛教而言，自宋以後逐漸式微，至清朝末年雖規模仍存，實際卻是積弊重重，同當時之國家社會一樣，清末之佛教幾乎也到了不變革不足以自存的境地。當時國內佛教，規模仍然很大，康熙朝時全國仍有僧尼十一萬八千余名(6)，至光緒時，全國各大叢林仍有相當規模。然正如楊仁山所透視的：“方今梵刹林立，鍾磬相聞，豈非遺教乎？曰：相則是也，法則末也。”(《佛學研究會小引》)

　　 佛門中不僅沒有像道安、玄奘、智顗法藏那樣的高僧，能與明末憨山、蓮池、蕅益、柴柏等大德比肩者也難得一見。當時之寺院，許多成爲社會上一些無職業者的謀生庇護處。而“一般寺僧多以贖賣如來家業爭取貨利，以財富爲榮、名利爲尚。向上一著，早無人問津”(7)。佛教規模雖存，卻徒有空殼，喪失了大乘佛教的精神與活力。楊仁山對當時中國佛教的判斷是：“近世以來，僧徒安于固陋，不學無術，爲佛法入支那後，第一墮壞之時”。(《般苦波羅密多演說》)

　　 後來太虛法師回顧清代之佛教，也謂：“迨乎前清，其衰也始其衰矣。迨乎近今，其衰也，始衰而瀕于亡矣。從全球運開，泰西文明過渡東亞，我國之政教學術莫不瞠焉其後，而佛教實後而尤後者。”(8)

　　 當時佛教衰頹的一個較爲直接的外部原因是太平天國的戰火，佛教的寺院、經典與儒、道經典文物一樣，被毀嚴重。因此楊仁山在清同治五年(1866年)初創金陵刻經處時惟以刻經流通佛教經典爲要務，“深究宗教淵源，以爲未法世界，全賴流通經典，普濟衆生”。他一生也特別著力于佛典之搜集、校勘、刻印流通。佛教衰落，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佛教內部的積弱不振，一般僧衆素質低下，以如來家業爲貸利，貪著財富名利。楊仁山認爲當時佛教式微是由于“僧徒安于固陋，不學無術”(《般若波羅密多會演說》)。在《釋氏學堂內班課程刍議》中他分析了僧衆素質低下的原因所在：“蓋自試經之例停，傳戒之禁馳，以致釋氏之徒，無論賢愚，概得度牒；于經律論毫無所知居然作方丈，開期傳戒。與之談論，庸俗不堪，士大夫從而鄙之。西來的旨，無處問津矣。”

　　 因此，楊仁山振興佛教，從一開始就不在“梵刹林立，鍾罄相聞”之寺院塔廟的“相”上，而著重于佛教之“法”的層面，著眼于佛教整體素質的提高和佛教人才的培養。抱著這樣的理念，他以印經與講學爲其振興佛教的兩大事業。事實上，搜覓佛教經典、嚴謹校勘、系統刻印、廣泛流通，並興辦講學、培養優秀僧才，也正應了當時振興佛教的當務之急。

　　 楊仁山創辦金陵刻經處之時，國內佛教經典非常難得，尤其是江南一帶，由于太平天國起義，多年的戰火，佛典損毀殆盡。佛教最基本的常用經典如淨土宗之《無量壽經》、《十六觀經》等都頗爲難得。

　　 其時國流的藏經主要有明代的《北藏》、《南藏》、明末的《徑山藏》和清代的《龍藏》。其中《北藏》、《龍藏》主要爲朝廷賜藏，由寺院典藏，普通寺院尚難擁有，一般人更難一見。《南藏》之板…

《近代佛教振興者楊仁山的理念與事業(呂建福)》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