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佛教振兴者杨仁山的理念与事业

　　吕建福

　　佛教自东汉从印度传入中国，历魏、晋、南北朝之演变，先是出现成实、地论、摄论、俱舍、涅槃等诸家师说，至隋唐而形成中国佛教天台、华严、净土、唯识、三论及禅、律、真言各大宗派，由是中国佛教由成熟而达鼎盛。宋以后中国佛教渐趋式微。明清以后，佛教更为衰落，至晚清、民国之际，中国佛教诚如杨仁山所说：“佛法传之今时，衰之甚矣！”(1)

　　清末民初，正当中国社会国门初开，中西文化推排激荡之时。当时面对西方列强，有国家民族之危机；面对造就坚船利炮之西方文化，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也出现了巨大的危机，从而有中西体用之争，于今未息。当时之佛教，作为中国文化之一部分，无论面对自身衰弊之状，还是面对国家民族之危机，均有反思和变革之驱力。因时势之激发，佛教亦萌复兴之机，渐渐促成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就整个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的过程来看，其源头实可溯自杨仁山居士及其在江苏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所开创的各项佛教文化事业。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佛学为晚清思想界的一支“伏流”，而“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归依文会”。一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佛教界，回顾近代佛教的复兴，都将杨仁山居士尊为中国近代佛教的先觉者和振兴者。

　　 一、杨仁山之生平与著述

　　杨仁山，名文会，生于1837年11月16日(清道光十七年)，卒于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前三天。杨仁山出生于安徽池州府石埭县(现属安徽省太平县)一个书香仕宦之家，“十岁受读，甚颖悟。十四能文，雅不喜举子业。唐宋诗词，时一浏览。间与知交结社赋诗为乐。性任侠，稍长，益复练习驰射击剑之术”(2)。由此可见杨仁山童年生活和性格之一斑。及其成年，无意世俗功名，终其一生未下过考场。面对晚清中国社会之衰朽、政治之腐败，仁山有国家民族之大义存胸。1864年，杨仁山归葬父亲回到家乡，这一年他二十八岁。由于归乡葬父、往返奔波，加之公务繁扰、长期劳顿，杨仁山感染了当时的流行病，病了很久。在病中，杨仁山阅读对他后来佛学思想影响最大的《大乘起信论》，竟连读五遍，爱不释手，洞悉书中奥义，从此遍求佛经、广学佛法。在此之前一、二年，也曾有不知名老尼送他《金刚经》，虽然觉得微妙，但因难解其义，便搁置一边。杨仁山初步接触佛法，约在二十六、七岁，但真正信解佛法，开始学佛，便在这一年病中。由《起信论》入门，杨仁山便留心佛典，常去书肆购求佛经。

　　有一日在书肆觅得一部《楞严经》，便在那儿读诵，几乎忘掉周围的一切，直至日暮店主催归，才恍然醒悟。从中可见杨仁山这一年在思想上的极大转变及其对佛法的迷恋程度。杨仁山从此专志佛学，凡有亲戚朋友到外省，他都要委托他们代觅佛典，而见到行脚僧，也必询问从何而来、有何寺庙、有无经卷。

　　1865年(清同治四年)，杨仁山第一次来到南京。南京为太平天国之天京，经十余年之攻战，被毁严重。杨仁山在太平天国灭亡后来到南京，“董江宁工程之役”，负责城市恢复建设工程，在江宁工程局任职。第二年，即1866年(清同治五年)，杨仁山全家迁来南京，这一年，杨仁山在公务繁忙之余，结识了一批同道，经常聚会，讨论时事和宗教问题，认为末法时代全赖流通经典以普济众生。当时由于多年战火，经典文物被毁严重。明代以前所刻藏经大多散失。《南藏》之板片大多朽坏，明末《径山藏》也大多毁于兵燹。清《龙藏》乃朝廷赏赐、寺院典藏，普通寺院尚难拥有，一般人更难一见。民间私刻佛典本就有限，经太平天国战火就更难搜求。杨仁山在金陵刻经处1866年首刊之《净土四经》“跋”中曾写到：“兵燹之余，仅见小本《弥陀经》而大本《无量寿经》及《十六观经》迄不可得。适来金陵，获见此本于王君梅叔处，觅之数年者一旦得之，喜出望外……”当时经书难求之状，于中可见一斑。在这样的情况下，刻印流通经典，实为当务之急。这也正是杨仁山创办金陵刻经处的一大因缘。

　　1866年十二月初八“佛成道日”，杨仁山与诸同志刻成邵阳魏默深(魏源)所辑《净土四经》，杨仁山亲撰《重刊净土四经跋》。《净土四经》的刻印，标志着近代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佛教文化机构金陵刻经处的创立。

　　金陵刻经处创办后，陆续精选刻印了大量佛典，对改变当时佛教界和学术界经书难求之状有相当大的作用。杨仁山为刻经事业投入极大精力，白天查理工程，晚上潜心佛学、校勘佛经，或诵经念佛、静坐作观，往往至漏尽就寝。

　　1878年至1882年、1886年至1889年，杨仁山作为清政府钦差大臣随员，两次出使英国和法国，前后共六年。这六年在西方的经历，对于杨仁山后来的佛教事业有极大的影响，使他成为近代佛教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广阔胸襟和世界视野的佛教思想家，也决定了他成为近代佛教革新事业的先驱。第一次出使英法，是作为钦差大臣曾纪泽的随员。他随曾纪泽谒见总统、参观炮局以及各种制造工厂等，开拓了视野。这期间，他对西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精心研究天文、显微等科学知识，并制作天地球图、并与地图尺等。在英国时一度还研习梵文佛典，将佛法向西方弘扬的愿心也是在这时开始的。第二次随刘芝田出使英国伦敦，他详细考察了英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等，并关心工业制造诸学，究明列强立国之原，得出“斯世竞争，无非学问”的结论。杨仁山当时考察西方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并热心于科学知识，与他深研佛学、体究佛法是完全一致的。他和他那个时代许多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一样，面对晚清政治的腐败和中国社会的落后，都在寻觅济世良方。无论是西方科学技术还是佛教义理，在杨仁山那里，都蕴藏有对国家民族和广大众生有益的“学问”，可以补偏救弊、可以富国强民。杨仁山还著有《天地球图说》一卷，可见他当时对科学的热衷。他回国时带回许多西方科学仪器、机器图纸等，并自制天地球仪。多年后(1897年)还与谭嗣同等一起成立“金陵测量会”，为我国近代第一个测量学会，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个民间性自然科学组织，会址就设在杨仁山自己家中。

　　杨仁山在英法期间，对金陵刻经处的刻经事业未尝稍懈。当时刻经处的日常事务，委托家人代管，他常从英法写信给其二子向清交待具体事项，经常半月一信。杨仁山在英法公署中仍点校经书，并念佛参禅。点校完毕的经书就托人寄回刻经处发刻。可见他虽身处西方，仍以刻经处刻经流通事业为重，未尝稍懈。这期间另一很有意义的事件即是杨仁山与南条文雄的结识。1879年，杨仁山随曾纪泽抵达英国伦敦。得知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与笠原研寿在牛津大学学习梵文，当时未曾会晤，但已有书信往来，并互寄照片。至夏天，于伦敦首次会晤，畅谈数日甚欢，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金陵刻经处印的许多我国久佚的隋唐佛学典籍，即由南条文雄从日本寄来，这对我国许多佛教宗派教义复明、研讨有路极有贡献。杨仁山也给南条文雄寄去许多日本久佚的佛经并支持日本《续藏经》的编印。

　　1889年，杨仁山从法国任满归国。由于六年的欧游经历，杨仁山反观当时清廷政治之腐朽及世道人心之趋下，发誓不再与政界相往还，不仅不受本来应有的褒奖，还辞去一切公职，专心于出世之道。由此可见他洞明世事后致力于佛教千秋事业的决心，是年53岁。从此以后，杨仁山全身心投入佛教的刻经、研究和讲学事业。

　　杨仁山辞去公职后，托人从日本购得《弘教藏》(也名《缩刷藏经》)一部，闭门不出，专心研阅，并更加致力于搜求藏外古德逸书。其中许多来自托南条文雄从日本代购的梁、隋、唐、宋时的佛典，达千余册，择其精要、刊印流通。1893年，杨仁山经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介绍，在上海与锡兰佛教居士、摩诃菩提会会长达磨波罗晤面，共议复兴印度佛教、然后弘传全球的大计。杨仁山重视僧教育、培育佛教人才，即从这时开始。当时具有前瞻意识者少，故响应者寥寥，僧教育实际未能开展。但十四年后在金陵刻经处内创办近代佛教史上第一所高等僧学堂“祇洹精舍”、大兴讲学之风，实肇因于此。1894年，杨仁山与李提摩太合作，英译《大乘起信论》，意图向西方世界弘扬佛教。后因李提摩太之翻译穿凿私见、有失原意而未终。但其中表现出杨仁山鲜明的时代意识。佛教界共译汉文佛典，杨仁山应该是最早的人物了。

　　不与政界往还的杨仁山，在金陵刻经处内致力于刻印流通佛典并研究讲说佛法，接引学人，在思想文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当时正值世纪之交，思想文化相当活跃，尤其是维新派人士，得光绪帝支持，为一股新兴力量。维新派人士与杨仁山交往颇多，许多登门求教，尊杨仁山为老师。早期的维新思想家郑观应、周馥、沈曾植等，维新派的谭嗣同、桂伯华、汪康年及后来的章太炎、孙少候、余同伯等人，均与杨仁山有往来。故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谓佛学为晚清思想界的伏流，而新学家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凡有其信仰者率皈依文会”。谭嗣同作江苏候补知府闲居南京时，常向杨仁山学习佛学，尊杨仁山为他的第二个导师。杨仁山的佛学思想对他影响很大，许多体现在其名著《仁学》之中。杨仁山与谭嗣同会同郑孝胥、蒯礼卿、徐积余、缪荃孙、刘聚卿、茅子贞等组织“金陵测量会”便在此时。

　　1897年，杨仁山在延龄巷新建的住宅落成，占地六亩多，有六十多间房屋，杨仁山全家迁入新居，金陵刻经处历年所刻经板和印刷作坊也搬入新居。这就是金陵刻经处现今的所在地，只是大门已改在淮海路上。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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