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佛教振興者楊仁山的理念與事業
呂建福
佛教自東漢從印度傳入中國，曆魏、晉、南北朝之演變，先是出現成實、地論、攝論、俱舍、涅槃等諸家師說，至隋唐而形成中國佛教天臺、華嚴、淨土、唯識、叁論及禅、律、真言各大宗派，由是中國佛教由成熟而達鼎盛。宋以後中國佛教漸趨式微。明清以後，佛教更爲衰落，至晚清、民國之際，中國佛教誠如楊仁山所說：“佛法傳之今時，衰之甚矣！”(1)
清末民初，正當中國社會國門初開，中西文化推排激蕩之時。當時面對西方列強，有國家民族之危機；面對造就堅船利炮之西方文化，整個中國傳統文化也出現了巨大的危機，從而有中西體用之爭，于今未息。當時之佛教，作爲中國文化之一部分，無論面對自身衰弊之狀，還是面對國家民族之危機，均有反思和變革之驅力。因時勢之激發，佛教亦萌複興之機，漸漸促成中國近代佛教的複興。就整個中國近代佛教複興的過程來看，其源頭實可溯自楊仁山居士及其在江蘇南京創辦金陵刻經處所開創的各項佛教文化事業。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稱佛學爲晚清思想界的一支“伏流”，而“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歸依文會”。一個世紀以來，無論是學術界還是佛教界，回顧近代佛教的複興，都將楊仁山居士尊爲中國近代佛教的先覺者和振興者。
一、楊仁山之生平與著述
楊仁山，名文會，生于1837年11月16日(清道光十七年)，卒于1911年(宣統叁年)武昌起義前叁天。楊仁山出生于安徽池州府石埭縣(現屬安徽省太平縣)一個書香仕宦之家，“十歲受讀，甚穎悟。十四能文，雅不喜舉子業。唐宋詩詞，時一浏覽。間與知交結社賦詩爲樂。性任俠，稍長，益複練習馳射擊劍之術”(2)。由此可見楊仁山童年生活和性格之一斑。及其成年，無意世俗功名，終其一生未下過考場。面對晚清中國社會之衰朽、政治之腐敗，仁山有國家民族之大義存胸。1864年，楊仁山歸葬父親回到家鄉，這一年他二十八歲。由于歸鄉葬父、往返奔波，加之公務繁擾、長期勞頓，楊仁山感染了當時的流行病，病了很久。在病中，楊仁山閱讀對他後來佛學思想影響最大的《大乘起信論》，竟連讀五遍，愛不釋手，洞悉書中奧義，從此遍求佛經、廣學佛法。在此之前一、二年，也曾有不知名老尼送他《金剛經》，雖然覺得微妙，但因難解其義，便擱置一邊。楊仁山初步接觸佛法，約在二十六、七歲，但真正信解佛法，開始學佛，便在這一年病中。由《起信論》入門，楊仁山便留心佛典，常去書肆購求佛經。
有一日在書肆覓得一部《楞嚴經》，便在那兒讀誦，幾乎忘掉周圍的一切，直至日暮店主催歸，才恍然醒悟。從中可見楊仁山這一年在思想上的極大轉變及其對佛法的迷戀程度。楊仁山從此專志佛學，凡有親戚朋友到外省，他都要委托他們代覓佛典，而見到行腳僧，也必詢問從何而來、有何寺廟、有無經卷。
1865年(清同治四年)，楊仁山第一次來到南京。南京爲太平天國之天京，經十余年之攻戰，被毀嚴重。楊仁山在太平天國滅亡後來到南京，“董江甯工程之役”，負責城市恢複建設工程，在江甯工程局任職。第二年，即1866年(清同治五年)，楊仁山全家遷來南京，這一年，楊仁山在公務繁忙之余，結識了一批同道，經常聚會，討論時事和宗教問題，認爲末法時代全賴流通經典以普濟衆生。當時由于多年戰火，經典文物被毀嚴重。明代以前所刻藏經大多散失。《南藏》之板片大多朽壞，明末《徑山藏》也大多毀于兵燹。清《龍藏》乃朝廷賞賜、寺院典藏，普通寺院尚難擁有，一般人更難一見。民間私刻佛典本就有限，經太平天國戰火就更難搜求。楊仁山在金陵刻經處1866年首刊之《淨土四經》“跋”中曾寫到：“兵燹之余，僅見小本《彌陀經》而大本《無量壽經》及《十六觀經》迄不可得。適來金陵，獲見此本于王君梅叔處，覓之數年者一旦得之，喜出望外……”當時經書難求之狀，于中可見一斑。在這樣的情況下，刻印流通經典，實爲當務之急。這也正是楊仁山創辦金陵刻經處的一大因緣。
1866年十二月初八“佛成道日”，楊仁山與諸同志刻成邵陽魏默深(魏源)所輯《淨土四經》，楊仁山親撰《重刊淨土四經跋》。《淨土四經》的刻印，標志著近代佛教史上極爲重要的佛教文化機構金陵刻經處的創立。
金陵刻經處創辦後，陸續精選刻印了大量佛典，對改變當時佛教界和學術界經書難求之狀有相當大的作用。楊仁山爲刻經事業投入極大精力，白天查理工程，晚上潛心佛學、校勘佛經，或誦經念佛、靜坐作觀，往往至漏盡就寢。
1878年至1882年、1886年至1889年，楊仁山作爲清政府欽差大臣隨員，兩次出使英國和法國，前後共六年。這六年在西方的經曆，對于楊仁山後來的佛教事業有極大的影響，使他成爲近代佛教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廣闊胸襟和世界視野的佛教思想家，也決定了他成爲近代佛教革新事業的先驅。第一次出使英法，是作爲欽差大臣曾紀澤的隨員。他隨曾紀澤谒見總統、參觀炮局以及各種製造工廠等，開拓了視野。這期間，他對西方科學産生了濃厚的興趣，精心研究天文、顯微等科學知識，並製作天地球圖、並與地圖尺等。在英國時一度還研習梵文佛典，將佛法向西方弘揚的願心也是在這時開始的。第二次隨劉芝田出使英國倫敦，他詳細考察了英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製度等，並關心工業製造諸學，究明列強立國之原，得出“斯世競爭，無非學問”的結論。楊仁山當時考察西方國家、社會的政治、經濟、教育等並熱心于科學知識，與他深研佛學、體究佛法是完全一致的。他和他那個時代許多有理想的知識分子一樣，面對晚清政治的腐敗和中國社會的落後，都在尋覓濟世良方。無論是西方科學技術還是佛教義理，在楊仁山那裏，都蘊藏有對國家民族和廣大衆生有益的“學問”，可以補偏救弊、可以富國強民。楊仁山還著有《天地球圖說》一卷，可見他當時對科學的熱衷。他回國時帶回許多西方科學儀器、機器圖紙等，並自製天地球儀。多年後(1897年)還與譚嗣同等一起成立“金陵測量會”，爲我國近代第一個測量學會，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一個民間性自然科學組織，會址就設在楊仁山自己家中。
楊仁山在英法期間，對金陵刻經處的刻經事業未嘗稍懈。當時刻經處的日常事務，委托家人代管，他常從英法寫信給其二子向清交待具體事項，經常半月一信。楊仁山在英法公署中仍點校經書，並念佛參禅。點校完畢的經書就托人寄回刻經處發刻。可見他雖身處西方，仍以刻經處刻經流通事業爲重，未嘗稍懈。這期間另一很有意義的事件即是楊仁山與南條文雄的結識。1879年，楊仁山隨曾紀澤抵達英國倫敦。得知日本佛教學者南條文雄與笠原研壽在牛津大學學習梵文，當時未曾會晤，但已有書信往來，並互寄照片。至夏天，于倫敦首次會晤，暢談數日甚歡，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後來金陵刻經處印的許多我國久佚的隋唐佛學典籍，即由南條文雄從日本寄來，這對我國許多佛教宗派教義複明、研討有路極有貢獻。楊仁山也給南條文雄寄去許多日本久佚的佛經並支持日本《續藏經》的編印。
1889年，楊仁山從法國任滿歸國。由于六年的歐遊經曆，楊仁山反觀當時清廷政治之腐朽及世道人心之趨下，發誓不再與政界相往還，不僅不受本來應有的褒獎，還辭去一切公職，專心于出世之道。由此可見他洞明世事後致力于佛教千秋事業的決心，是年53歲。從此以後，楊仁山全身心投入佛教的刻經、研究和講學事業。
楊仁山辭去公職後，托人從日本購得《弘教藏》(也名《縮刷藏經》)一部，閉門不出，專心研閱，並更加致力于搜求藏外古德逸書。其中許多來自托南條文雄從日本代購的梁、隋、唐、宋時的佛典，達千余冊，擇其精要、刊印流通。1893年，楊仁山經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介紹，在上海與錫蘭佛教居士、摩诃菩提會會長達磨波羅晤面，共議複興印度佛教、然後弘傳全球的大計。楊仁山重視僧教育、培育佛教人才，即從這時開始。當時具有前瞻意識者少，故響應者寥寥，僧教育實際未能開展。但十四年後在金陵刻經處內創辦近代佛教史上第一所高等僧學堂“祇洹精舍”、大興講學之風，實肇因于此。1894年，楊仁山與李提摩太合作，英譯《大乘起信論》，意圖向西方世界弘揚佛教。後因李提摩太之翻譯穿鑿私見、有失原意而未終。但其中表現出楊仁山鮮明的時代意識。佛教界共譯漢文佛典，楊仁山應該是最早的人物了。
不與政界往還的楊仁山，在金陵刻經處內致力于刻印流通佛典並研究講說佛法，接引學人，在思想文化界的影響越來越大。當時正值世紀之交，思想文化相當活躍，尤其是維新派人士，得光緒帝支持，爲一股新興力量。維新派人士與楊仁山交往頗多，許多登門求教，尊楊仁山爲老師。早期的維新思想家鄭觀應、周馥、沈曾植等，維新派的譚嗣同、桂伯華、汪康年及後來的章太炎、孫少候、余同伯等人，均與楊仁山有往來。故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謂佛學爲晚清思想界的伏流，而新學家無一不與佛學有關系，“凡有其信仰者率皈依文會”。譚嗣同作江蘇候補知府閑居南京時，常向楊仁山學習佛學，尊楊仁山爲他的第二個導師。楊仁山的佛學思想對他影響很大，許多體現在其名著《仁學》之中。楊仁山與譚嗣同會同鄭孝胥、蒯禮卿、徐積余、缪荃孫、劉聚卿、茅子貞等組織“金陵測量會”便在此時。
1897年，楊仁山在延齡巷新建的住宅落成，占地六畝多，有六十多間房屋，楊仁山全家遷入新居，金陵刻經處曆年所刻經板和印刷作坊也搬入新居。這就是金陵刻經處現今的所在地，只是大門已改在淮海路上。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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