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片大多于明万历年间朽坏，《径山藏》之板片也大多毁于兵燹。民间私刻佛经，经清代中叶战乱，毁之殆尽。杨仁山创立金陵刻经处后，刻印流通了大量佛典，与以前各种藏经不同，杨仁山出于利益众生的愿望，希望能为广大信众提供易于购得、方便携带的佛经，所以采用万册本(书本式)刻印流通，让一般读者都能得到。在杨仁山主持金陵刻经处四十多年中，印行经典达百余万卷，佛像达十余万张，为当时的佛教界和知识界提供了大量的佛典，对于佛教徒的学佛和开启学术思想界研究佛学之风极有推动。
金陵刻经处刻印的经书在近代享有很高的声誉，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对所刻经书，选择极严，内容纯正；二是刻印经书的质量很高，校勘严谨，刻工精致。
杨仁山创办金陵刻经处之初即有“公议条例”，对所刻佛经有一基本的原则，这在杨仁山婉拒一居士希望刊印《高王观音经》的信中表达：“敝处创办之始，公议条例，凡有疑伪者不刻，文义浅俗者不刻，乩坛之书不刻。”
对于这条原则，杨仁山把握极严。他虽然与日本真宗学者南条文雄交谊很深，但当他发现真宗教义有违佛经原义时，也不留情面，拒绝了金陵本愿寺希望在金陵刻经处刻印《选择本愿念佛集》的要求，并在与南条文雄书信中直言坦陈，“觉其中违经之语甚多”，并“将真宗教旨详览一遍，逐细批评”，托人交南条文雄，在第二番书信中并说明：“既为释伽遗教弟子，不得不尔也”。杨仁山的做法，并非出于门户之见，而是站在佛教“依法不依人”的立场的。对于本国高僧的著作，如《大乘止观》中引文的错误等，杨仁山也有错必纠，并不为之回护。
杨仁山的印经，除了在法义上审慎辨析、严格选择，在版本上也很严格，在决定刻印一部书之前，对该书的版本先有一番研究，选择善本而刻之。如《释伽谱》虽在坊间有多种流通本，杨仁山则选择较好的明版藏经而刻。并且，在版式及内容校勘上也极为精审，“古本书籍，改定行款，校正讹误，甚费心力”，因此，金陵刻经处所印经书，与一般翻刻佛经之粗糙、校勘不精、句、逗、段落错乱较多大不一样，从内容到形式均非常精审，校勘严谨，刻工也很精致，是佛经中的善本。杨仁山晚年曾自述：“鄙人志愿，亟愿金陵刻经处刻成全藏，务使校对刷印，均极精审，庶不至贻误学者。至他处所刻未精之本，听其自行流通；本处概不与之合并成书《报告同仁书》。”
因此之故，金陵刻经处本或“金陵本”佛经，在近代享有极高的声誉。
杨仁山的印经事业，对清末民初佛教经论的流通贡献极大。实际上推动了当时学佛研佛的风气，为近代佛教的复兴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
杨仁山在搜觅刻印流通散佚的佛典上也极有贡献。1878年杨仁山随曾纪泽出使英国，在伦敦博物馆中见到一些在国内已失传的中国古本佛经，深为感慨。后来，他通过南条文雄，从日本购回许多国内久已散佚的隋唐古德著作，还有日本、朝鲜的一些佛教著述，多达二百八十种，一千余册，其中包括《中论疏》、《百论疏》、《唯识述记》、《因明论疏》、《华严策略》等许多珍贵典籍。杨仁山得到这些典籍后，精心挑选，择其善者雕版印刷，流通于世。这对近代佛教各宗教义研讨有路、义学重兴是极有价值的。
杨仁山的讲学、培养佛教人才的事业直到晚年才真正开展。但早在1907年创办“祇洹精舍”开始僧教育前许多年，杨仁山即已在金陵刻经处内随缘接引各方学人。桂伯华、李澹缘、黎端甫、梅光羲等早在1900年前后即已从学杨仁山。杨仁山根据各人的情况以书信、面授等形式教以净土、华严诸学，并指点修持佛法上的各种具体问题。欧阳渐第一次向杨仁山参学即在1904年，由桂伯华引见。这期间，杨仁山在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内也声望日隆。谭嗣同、郑官应、章太炎等许多社会思想人士与之交往，请益佛法。杨仁山通过他的刻经流通和讲学佛法，极大影响了当时学佛研佛的风气，影响实际已超出佛教界。
诚如梁启超所说：“有杨文会者，得力于《华严》而教人以净土，流通经典，孜孜不倦。今代治佛学者，什九皆闻文会之风而兴也。”(9)
杨仁山早有创办佛教学堂来培养佛教人才的构想，并以此为振兴佛教的关键。早在1899年，杨仁山在一次演说中就倡议兴办僧教育：“欲求振兴，惟有开设释氏学堂，始有转机。”(《般若波罗密多会演说》)
在与南条文雄的通信中，他认为：“诸方名刹，向无学堂造就人才，所以日趋于下也。”(《与南条文雄书二十二》)
可见兴办讲学，培养人才以振兴佛教一直是他的心愿。
1906年，释文希在江苏扬州天宁寺开办“普通僧学堂”，为近代佛教史上由中国人开办的第一家新式僧学堂。在此之前，日僧水野梅晓曾于长沙开办僧学堂。1899年南京“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也曾开设“东方学堂”，但皆非国人所办。释文希于扬州创办普通僧学堂，杨仁山非常支持，并写信给陶森甲告知消息，并劝请陶森甲在其治下的镇江、常州也促进寺院开办僧学。杨仁山的《佛教初学课本》及《注》两卷也于这一年刻成，准备作佛教学堂之教材。
当时佛教寺院开设僧学堂，有一大动因是在“庙产兴学”风潮下以办学来保护佛教寺产，起因在张之洞1898年《劝学篇》中提出以佛道寺现产业之十分之七充作社会教育之资。扬州天宁寺办学之资金即来自于当时镇江、扬州各大寺院，各大寺院出资动机是在藉办学为保护寺产的手段，不久与释文希发生冲突，僧学堂停办。第二年，即1907年，杨仁山得各方之助，于金陵刻经处创办“祇洹精舍”，准备有系统地培养高级僧才。“祇洹精舍”开设的课程有佛学、汉文、英文三门。
汉文是研究汉文佛典的基本修养；英文则是通往西方的基础，也是欲赴印度弘扬佛法和学习梵文的工具语言。佛学乃根本课程，当时曾聘苏曼殊任英文教师，李晓暾为汉文教授。佛学课程，杨仁山曾请式海法师任讲席，后因故未能应聘，杨仁山遂自任讲席，讲授《大乘起信论》和《楞严经》，后又延请台宗名僧谛闲法师任学监并开讲开台教观。由此可知祇洹精舍之名为“居士道场”，实为居土所创办之佛教道场，其时并无明显的居士与出家僧之分别与争议，与后来内学院一系有所不同。杨仁山佛学修养精纯，弘法之胸怀也博大，当时名僧月霞法师尊为大愿菩萨示现，对杨仁山极为尊敬，并四处募款助成杨仁山之佛教事业。后祇洹精舍停办，月霞法师于1914年至上海创办近代著名之华严大学于哈同花园。
祇洹精舍当时招收的学生大多为镇江、扬州各大寺院的年轻僧人，也有在家居士，缁素共约20余名。人数虽不多，但后来许多成为近代佛教之弘法健将或佛学名家，可以想见祇洹精舍教学质量之高，实乃近代佛教史上第一所名符其实的高等僧学堂。其中著名者有太虚法师，后来成为近代佛教革新运动的领袖；仁山法师，用“大闹金山寺”的主角，促进了近代佛教的变革；智光法师，后创办儒释初高小学、焦山佛学院等，从事佛教教育多年；另有栖云、观同等，都是当时的著名人物。居士中的邱晞明、谢无量等，为佛学名家。欧阳竟无、梅光羲、李证刚等，虽非祇洹精舍实际招收的学生，但在祇洹精舍成立前后一直追随杨仁山学佛，助成佛教事业，可以说也是祇洹精舍中的人物。
杨仁山于金陵刻经处创办祇洹精舍，兴办佛教讲学，虽为时短绌(因经费不敷等原因，祇洹精舍前后不足两年)，但影响极大。作为近代佛教史上第一所高等僧学堂，它不仅为近代佛教复兴造就了一批卓越的人才，更为后来的佛教教育提供了一种榜样。祇洹精舍所培养的僧俗两众人才，薪火相承，至今仍在为佛教事业做出贡献；祇洹精舍所提供的新式佛教教育模式，对近代佛教教育具有深远的影响。欧阳竟无居士先就金陵刻经处成立“研究部”，后以研究部为基础创立近代佛教史上著名的“支那内学院”，继承和发扬杨仁山的佛教教育事业，其所培养或影响的一批著名佛教学者，对近代佛教学术文化贡献极大。
太虚法师后来致力于佛教改革，新式佛教教育是他整个佛教革新事业的重要基础。太虚的佛教教育事业深受祇洹精舍的影响。他入学祇洹精舍时年仅21岁，乃是因对一般僧教育组织有不少“徒拥虚名”或过于随顺潮流而“失却佛教立场”甚或“俗化成饮酒吃肉”的失望，忽闻金陵刻经处创办祇洹精舍，为其宏大格局所吸引，认为是一“世界佛教运动的组织”(10)而加入。后来他所创办的许多佛学院，也格局宏大，武昌佛学院后更名为“世界佛学苑”，在教育思想、教育制度、课程规制上，也受祇洹精舍的影响。太虚早期自谓“仿照金陵杨仁山居士之祇洹精舍，加蒙藏梵文，期以五年”(11)，可以说是杨仁山佛教教育事业的直接继承。
祇洹精舍1909年秋停办后不久，191O年，杨仁山又于金陵刻经处成立“佛学研究会”，讲学不辍。杨仁山于世纪初的佛教讲学，不仅为后来的佛教事业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还具有开风气之先的贡献，对近代佛教的复兴贡献厥伟！太虚法师曾评价说：
“祇洹精舍虽然办了不久即停顿，其影响后来的佛教事业实大。”(12)
释东初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中认为，祇洹精舍为时虽短，“却为中国佛教种下革新的种子，无论于佛学的发扬，或教育设施，以及世界佛化推进，无不导源于此。”(13)1982年，赵朴初在《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记》中写到：“近代佛教昌明，义学振兴，居士之功居首！”
(全文完)
注释：
(1)杨仁山：“送日本得大上人之武林”
(2)徐文尉：《杨仁山居士传》
(3)《杨仁山居士遗著》第一册
(4)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第80页。
(5)《杨仁山居士事略》
(6)转引自蓝吉富：“杨仁山现现代中国佛教”，《华冈佛学学报》第二期。
(7)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第99页
(8)《太虚大师全书》第四册九一三页
(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国佛兴衰沿革说略”。
(10)《太虚大师全书》，“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
(11)太虚：“觉社宣言”，《海潮音》第一期。
(12)太虚：《太虚大师全书》，“优婆夷教育与佛化家庭”。
(13)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第80页。
《近代佛教振兴者杨仁山的理念与事业(吕建福)》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