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淨”還是“不淨”的爭論，有些派別主張心性本淨說，因受客塵染汙才有“不淨”。後來，大乘佛教才真正提出“如來藏”(自性清淨心)說和佛性說，但是瑜珈行派仍然主張“五種姓說”，認爲有一部分衆生天生無善根，不能成佛。佛教傳到中國後，佛性論問題在南北朝時期成爲佛學討論的一個焦點。而中國禅宗更肯定衆生佛性的本然自足，從而強調人性本善是衆生倫理自覺、道德修養的基礎。

　　佛教的信仰倫理是佛教終極信仰的超越層次，具有道德形上學的意義，體現了佛教的不共性、差異性、特殊性。佛教以契證佛法作爲道德的價值取向，通過業報輪回的因果律作爲道德自律的約束與保證，並且以佛性論作爲道德依據，真正構建了佛教信仰倫理的體系。

　　2．佛教的社會規範倫理和美德倫理

　　社會規範倫理與個人美德倫理是密不可分的，佛教的道德規範和道德實踐，主要體現在戒律中。戒律是佛教徒關于日常生活及宗教修行時應當遵守的各種准則，戒與律原有不同的意義，而“戒律”並用是指維持佛教教團之道德性、法律性的規範。“律”指爲維持教團秩序而規定的種種規律條項及違犯規律之罰則，屬于形式的、他律的，是有所當爲，是一種團體的活動；“戒”指內心自發性地持守規律，屬于精神的、自律的，是有所不爲，是個人的持守。然而戒與律並非分離而行，而是平行地共同維持教團之秩序。佛教徒由于持守戒律，從而提升自己的道德品格，促進整個團體的淨化。尤其是在僧團寺院中，僧衆通過遵守一定的律法與清規，爲個人美德倫理的提升創造一個良好的氛圍。因此，“戒”的持守是屬于個人美德倫理修養，而“律”的作持是屬于社會規範倫理。而佛教的五戒具有倫理學意義上的社會規範倫理，不但是佛教徒的基本道德規範，也是廣大社會公民所普遍接受的社會倫理規範，具有“全球倫理”的意義。

　　佛教戒律內容十分豐富，小乘佛教根據在家、出家、男女之別，製定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大乘佛教則製定菩薩戒(又作大乘戒)。就戒的性質來看，一切都可分爲性戒與遮戒。性戒是指所犯之事本質爲罪惡的，如殺生、偷盜等行爲，原本就是一種罪行，犯了這些戒條稱爲“性戒”；另外，有些本身不是一種惡行，但這種行爲能夠誘發其他罪的，爲防止這樣的行爲而製訂的戒，稱爲“遮戒”。例如，五戒中的戒酒一項，飲酒本身並不構成罪行，但酒能令人頭腦昏沈，從而可能導致産生不好的舉動，因此禁止飲酒。

　　同時，在大乘佛教中，強調修習大乘菩薩行者應當以大悲心爲根本，這是大乘佛教的基本道德精神。通過世間衆生諸苦的觀察，從而生起大菩提心，具有慈悲救濟衆生、自覺覺他的誓願，所以在道德實踐中修行六度、四攝，實現菩薩道修行的目標。在六度中，布施、持戒、忍辱是大乘佛教徒的道德准則，是佛教徒在社會生活中應當遵守的道德准則；精進、禅定、般若是佛教的宗教修行實踐，是佛教徒道德修養方法和原則。四攝則是大乘菩薩行者在修行過程中，與一切衆生相處時應當遵守的四種行爲准則：第一是布施，富者施貧者以財，賢者施愚者以道德教化，由此團體成員互相扶助，有無相通，使團體生活得以向上圓滿；第二是愛語，互相以和悅的言詞談論慰藉，這是團體融洽的基礎；第叁是利行，顧全公益，即爲社會服務；第四是同事，自身同化于團體，即依從團體之規則及習慣而行動，這是一種團體精神的表現。大悲心、菩提心及六度、四攝法等，構成了大乘佛教倫理精神的完整體系。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大乘佛教倫理在實踐上有困難，對于一般人乃至二乘行者，都是非常難以實現的。同時，大乘佛教倫理又可以作爲人類道德教化與實踐的期待和指南針，尤其是大乘佛教重視般若智慧在菩薩道修行中的作用，“五度如盲，般若爲導”說明般若的重要性。因爲般若的指導作用，才使得布施、持戒、忍辱等道德實踐具有共同的目的——讓人類能沐浴于最高智慧之中。如果無法體悟真理，則任何道德的實踐都不能算是圓滿的，所以才說般若爲主導。

　　所以，佛教的社會規範倫理與個人美德倫理是緊密相聯的，佛教非常強調通過個人道德的改善與提高，重視道德的自律、自覺；而外在的社會規範倫理，如律法、清規等，應該說是爲更好地提升個人美德倫理創造條件，其自身並非是目的。同時，大乘佛教倫理更重視對他人的幫助與教化，可以說是一種心靈的文化或自我的文化(self-culture)。菩薩的修行是一種內心自我的提升，並沒有外在的壓力來壓迫菩薩，事實上，任何外在的權威在塑造一個人時，其影響力絕無法與菩薩法門相比擬。“自我文化”的要素即是在于我們自身生起一種變化，而不是在求取環境的改變。改變外在的世界以符合、滿足我們的欲望，那是世俗的方法。

　　但是，作爲人類的道德實踐體系，佛教倫理肯定具有人類基本的道德規範，那就是“五戒”。在佛教戒律中，五戒爲一切戒的基礎，不殺、不偷、不淫、不妄等戒具有“自然法”的性質。它是人類基于普遍理性産生的一些最高最基本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規範，與基督教《摩西十誡》的後五誡、印度《摩奴法典》的“五戒”、儒家的“五常”都具有相通之處。因此，五戒完全可以作爲“全球倫理”的共享性的思想資源。

　　叁、佛教倫理：一種全球倫理資源的意義

　　“全球倫理”的建構所遵循的應該是一種“最低的最大普遍化”原則，這是一種對人類共同分享道德資源、共同承擔道德責任、共同建立新型合理的世界倫理秩序、從而共同創造美好未來的道德期待和倫理努力。佛教倫理作爲開放的倫理系統，從印度到中國，在與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沖突、對話與融合中，受到中國儒家倫理的影響，同時又豐富了中國傳統倫理的內容。在“全球倫理”的大對話中，佛教倫理將以開放、平等的心態，迎接與回應這場討論，加強和擴展佛教倫理的世界性，提高與世界其他形態的文明進行價值溝通與價值對話的能力；同時，堅持和發展佛教倫理的不共性、特殊性，有效、合理地推動中國佛教倫理的文明發展，以及在與其他文明形態的價值互動中追求“全球倫理”精神的合理性的能力。

　　1．作爲“全球倫理”資源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佛教倫理必須成爲“全球倫理”的資源，首先有其必要性。佛教作爲世界叁大宗教之一，擁有數億的信徒，在全世界都極具有影響力與號召力。同樣，佛教與其他宗教一樣面臨著發展課題，作爲佛教徒也面臨著相同的道德課題。“全球倫理”的提出，正好爲佛教與其他宗教的對話與溝通提供了平臺，而且爲佛教倫理的現代诠釋與轉化提供了機會。中國佛教倫理的形成，來自中國傳統儒家倫理的沖突與融合；21世紀佛教倫理的發展，必然也會受到其他文明的挑戰與碰撞，尤其是基督教倫理、西方倫理對佛教倫理的影響，這是佛教倫理發展無法回避的問題。因此，積極回應其他文明的挑戰，加強理解與溝通，是21世紀佛教倫理發展的必由之路。

　　同時，佛教作爲注重智慧、理性的宗教，佛教倫理作爲完整的倫理體系，道德規範與道德實踐十分豐富。佛教的信仰倫理通過業報輪回的因果律作爲道德自律的約束與保證，並且以佛性論作爲道德依據，能夠有效地提升內在道德精神和強化道德知覺能力。同時，佛教的個人美德倫理通過戒律的持守，實現個人道德的內在超越，能夠彌補現代社會規範倫理缺乏個人自主美德的缺陷。因此，在構建“全球倫理”過程中，如果缺少佛教倫理的貢獻，則無法體現其“普遍化”，也是不完整的。

　　其次，佛教倫理成爲“全球倫理”的資源，有其可能性。佛教倫理從其實質內容來看，是人類生存智慧的總結，也是人類道德智慧的結晶，具有普遍的實踐意義。其中，“五戒”作爲佛教戒律的基礎，前四戒完全符合“全球倫理”的“最低的最大普遍化”原則，可以作爲“全球倫理”的重要德目。同時，佛教倫理作爲開放的體系，自古以來便能很好地吸收其他文明的倫理思想，完全有可能在“全球倫理”的對話過程中，得到進一步的轉化，更好地爲構建“全球倫理”做出自己的貢獻。

　　2．佛教倫理的資源意義

　　“全球倫理”體現出現代人類對自身所面臨的道德問題的關注，這是人類道德自覺的重大表現。佛教倫理自從佛陀創教以來，不斷影響著世俗社會，不斷關注著人類的苦難與問題。隨著人類進入21世紀，佛教倫理所關注的問題出現新的變化，那麼佛教倫理通過自身的诠釋與轉化，也能爲“全球倫理”提供資源上的意義。

　　生態環境問題已經成爲現代人類必須共同正視和認真處理的全球性問題，這不只是科技的問題，而是普遍性的倫理問題，這其中包含有價值觀和信念基礎。人類的“自我中心主義”或“人類中心主義”的錯覺，導致現代人類行動方式的失誤，那麼佛教的緣起、無我、佛性、慈悲等觀念都能爲佛教生態倫理提供思想的資源。

　　馬克斯·韋伯將“新教倫理”作爲特殊內在的“資本主義精神”，揭示並證明了基督教倫理傳統是如何有效地實現其自身現代化轉化，並爲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精神動力。余英時認爲中國宗教倫理(禅宗、全真教、宋明理學)中仍然包含有新教倫理的“入世苦行”，只是新教所表現的人世苦行的精神比中國更強烈、更鮮明，因而也更具有典型性 9 。當然，這仍然是“韋伯式”的答案。

　　韋伯式的命題對現代佛教的挑戰，不在中國佛教是否會刺激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真正的挑戰在于當資本主義陷入困境，“宗教沖動力”已經逐漸耗散的時候，現代佛教是否能從傳統佛教(包括印度佛教、古代中國佛教)中攝取智慧，爲丹尼爾·貝爾的“合成的宗教”提供一種獨特的思想資糧，面對世界經濟的蓬勃發展，全球化、現代化風卷全球，現代佛教爲經濟的發展應該提供怎樣的“宗教動力”。反過來說，就是佛教應該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充當什麼角色。舒馬赫說：“唯物質論者的主要興趣在于物品，而佛教經濟學家的興趣在于人的解放。但佛教是“中庸”的，決不反對物質的豐厚。......人的解放不在于盡享榮華富貴，而在于追求實現的過程。”10 韋伯“理想類型”的方法、“宗教沖動力”、人的實現等，爲我們構建佛教經濟倫理提供了思路。

　　我們列舉生態倫理、經濟倫理爲例，試圖說明佛教倫理在作爲“全球倫理”的資源意義上，有許多值得繼續深入探討的領域。只有經過現代化的诠釋與轉化，佛教倫理才能真正回應現代人類所面臨的問題，與其他文明進行溝通與對話，才能得到更好的發展與繼承，這是佛教界、學術界等人士的重任。

　　參考文獻：

　　[1][2][6](德)孔漢思，庫舍爾．全球倫理——世界宗教議會宣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9；8-9；174．

　　[3][5]萬俊人．現代性的倫理話語[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69；79-81．

　　[4](德)漢斯·昆．世界倫理構想[M]．北京：叁聯書店，2002．76．

　　[7]王月清．論中國佛教倫理思想及其現代意義[A]．覺群．學術論文集(第2輯)[C]．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228．

　　[8](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北京：叁聯書店，1987．160．

　　[9]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73．

　　[10]E·F·舒馬赫．佛教經濟學[A]．(美)赫爾曼·E·戴利，肯尼思·N·湯森．珍惜地球[c]．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201-202．

《佛教倫理：一種全球倫理資源的意義》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