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教團建設提高自身素質

　　——複旦大學哲學系王雷泉先生訪談錄

　　王先生參加了河北省佛教協會于1993年7月20——26日舉辦的“生活禅夏令營”，請問您對這次活動有何觀感？

　　首先我要感謝淨慧法師和河北省佛教協會的盛情邀情。我個人認爲這次活動非常成功。第一，這是國內佛教界第一次舉辦的以大青年爲主的夏令營，可說是佛教一次真正面向社會的主體性活動，趙州初會長雖因醫生的勸阻不能到會祝賀，仍委托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吳立民所長向夏令營宣讀了熱情洋溢的賀詞，是一場規格很高的法務活動。整個過程充滿著濃郁純正的宗教氣氛，使我們領略了如理如法的叢林生活。第二，這次活動得到各級政府部門的大力支持，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派員到會祝賀，河北省宗教局、石家莊市、趙縣及井陉縣、正定縣各級政府部門都給予支持而又不包辦代替，政教關系融洽，也向社會展示了佛教在這個時代的生命力。第叁，這次活動的文化品位相當高，淨慧法師是《法音》和《禅》二家刊物的主編，具體事務是由《禅》編輯部、河北禅學研究所和柏林寺承辦的，擔任幹事的法師、居士和義工中很多人都有大學以上的學曆，組織工作有條不紊，格調清雅而不落俗套。矗立在翠柏之間的一塊經色宣傳牌寫著“我們的事業需要您的認同與參與”，可說是高著眼的傳神之筆。在這短短的一星期中，安排了九次佛學講座，二次“普茶”實際上是二次大型佛學討論會，導師淨慧法師在禅堂、齋堂、參拜臨濟祖庭、蒼岩山一日遊等各種場合所作的開示，加上營員們向各位主講法師、居士的請益，相當于大半學期的教學量，營員的得益自不待言。雖然與海外的同類夏令營相比尚有一定差距，但一開始就有如此高的起點，實在是難能可貴。

　　您在開營式上說：“宗教是解決人生問題的，當宗教自身成爲問題時，也就意味著我們的人生、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文化發生了問題”，這一簡短講話反響很大，這裏的問題是不是指您多年前所講的佛教“非宗教化、非學術化”這二種傾向？

　　有聯系，但不完全相同。所謂“非宗教化”，是批佛教的主體性格不明，宗教組織和宗教活動中的世俗化傾向；所謂：“非學術化”，是指對佛教學術研究和文化品味的忽略。上述問題是佛教的宗教地位不堅挺的具體表現，表明佛教在信仰、社會、文化叁大層圈的運作中發生了窒礙，所以我在《不想成佛作祖的各尚不是一個好和尚》一文中說：“在教不言教，實爲當前佛教界的時代病”。有了問題就需要我們在宗教界。政府部門和文化學術界之間進行溝通和協調。這次夏令營就爲解決這些問題邁出了紮紮實實的一步，淨慧法師在開營式上的講話提出“路漫漫而修遠兮”，我們在夏令營中唱淨慧法師作詞的《庭前柏子待何人》一歌，這大概就是禅家的作略吧！上述問題，單靠叁個層圈中的哪一方面都不可能得到解決，所以，需要各界人士“上下而求索”。

　　我刊在第八期摘編了您發表在《浙江佛教》創刊號上的這篇文章，在一部分佛教徒中的確存在一種悲觀迷惘的情緒，不能理直氣壯地堅持自己的宗教品格。現在教內外重新評價宗教的性質、地位和作用的呼聲很高，我們對您提出的宗教叁大層圈說很感興趣，作爲一個教外學者，您能否就此談談對宗教的看法？

　　我想不必對宗教消亡的說法感到惶惑不安，《金剛經》講的很明白，菩薩的終極理想就是要達到一種“無衆可度，無佛可成”的境界，到人成爲佛時也就不再需要佛教。即然如此，只要還有人存在，佛教就會與人類社會共绐終。人兼具動物性、社會性和超越性叁種屬性，可以下墮爲畜生，也可以提升爲聖賢，而人之所以成爲人，在于人具有永不滿足的精神追求，不斷地超越自己的自然、社會層面，使相對、有限、有缺陷的存在趨向絕對、永恒、完美。信仰就是人這種超越的內在動力，也是這種超越的具體體現，它是基于人意志的自主選擇，是一種“朝聞道，夕死可矣”式的全身心投入。同時，信仰若無理性的提純，它將是盲目的；信仰若無情感的升華，它將是偏狹的。我們尊重每一個人真正的、正確的信仰，不管這種信仰是宗教的，還是非宗教式的。人們所反對的是那種邪惡的信仰，因爲它對社會造成了危害；人們所厭惡的是那種虛僞的信仰，因爲它玷汙了信仰的神聖意義。

　　宗教對社會提供了一種宣泄和解毒機製，從而維護著社會安定和精神生態平衡。所以，宗教不僅是個人的精神家園，也是整個社會的精神公園，把宗教看作無益于社會甚至有害的東西，是一種目光短淺的偏狹行爲。我們都知道大躍進時代有件消滅麻雀的荒唐事，麻雀固然會吃掉幾顆糧食，但它又是害蟲的天敵，維護著自然界的生態平衡。把宗教限製住了，抵禦人的動物性一面的力量了隨之削弱了。有些機構把宗教書刊與黃色書刊相提並論，這簡直是匪夷所思。

　　由于宗教的主體性不明，在實際運作中就有二種似是而非的觀點，一曰“適應論”，二曰“文化論”。很多人在意識深處把宗教徒看作不勞而獲的寄生蟲，鼓吹宗教必須適應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民俗習慣，宗教的作用似乎被功利主義化了，往往集中在國際交往和旅遊觀光上，而宗教批判現實、化世導俗的功能則被忽略了，這就抹殺了宗教師作爲人在靈魂工程師創造精神財富的作用。人們衡量一位法師，並不是看他有多少眩人的頭銜，在經濟上能有多少“創彙”，而是看他能否在精神上解除俗人的痛苦，爲信徒們提供宗教生活的指導。所謂“文化論”，由于把宗教看作落後消極的舊思想體系，有些佛教界和學術界人士避開宗教的信仰層圈和政教關系等敏感問題，推出“宗教是一種文化”的口號，用心可謂良苦，但容易把宗教混同于世俗文化，模糊了佛教的宗教品格。其實，宗教的信仰素質若不提高的話，宗教在社會和文化層面的作用也是不能發揮出來的。

　　講到這裏，我感到社會上有很多人是通過氣功和文人所寫的禅學書籍接觸佛學的，一部分人就此成爲正信的佛教徒，但也有一部分人受到誤導，流爲“相似佛法”或“附法外道”。從宗教社會學角度看，前一陣子的氣功熱和“禅學熱”實際上是正信佛教受到壓抑的産物。在佛教的宗教地位不堅挺的情況下，在“宗教是一種文化”的大旗下，佛教的部分內容就通過氣功和文人禅的形式表現出來，這當然也要以說是一種弘法的方便，但方便畢竟不是究竟。在這個背景下，“生活禅夏令營”向社會展示了真正的佛法和禅是什麼，起了正本清源的作用。聽說與此同時在廬山也舉行了以佛學院師生爲主體的夏令營，應該說這都是佛教界自主意識的表現。

　　即將召來的六次佛代會把加強教團建設、提高自身素質列爲重要課題，看來教內外對此問題正日益取得共識，我們歡迎教外學者對佛教的自身建設提出寶貴意見。

　　把宗教看作精神公園，是相對我們這個滾滾紅塵的“鬧市”而言的。“鬧市”與“公園”必須保持一種適度的平衡，“鬧市”變成了“公園”，大家都沒有飯吃；清淨的“公園”變成了“鬧市”，那就從根本的取消了宗教存在的意義。宗教師作爲“園丁”，他的主要職責就是保持“公園”的清淨無爲，使處于熱惱人生中的俗人能在這裏享受到清涼和安祥。當然，保持“公園”清淨不僅僅是“園丁”的事，也是全社會需要共同努力的事，因爲現在“公園”裏一些亂哄哄的現象，有許多是從外部引入的。

　　從正報與依報、共業與別業的辨證關系來看，社會的安定、文化的繁榮，是與佛教的健康發展緊密相關的，佛教徒與佛教學者處于一種唇亡齒寒、休戚與共的關系。我是以一個中國人、一個佛教界的诤友立場來看待佛教在人類精神生活和中國文化慧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但絕不對佛教的內部事務說叁道四。佛法是圓融無礙的真理，少數先知先覺者體證到的源頭活水，在向社會、文化層圈的擴展中，走向了世界。猶如山林溪泉，彙入長江大河，與高山低谷發生沖撞，在千回百轉中挾泥沙而下，這是宗教發展中必不可免的代價。宗教要超越自然與社會，但它也往往爲被超越的對象所拘限。于是，自利與利他的兩難、屬靈與屬世的摩擦、原教旨主義與世俗化運動的沖撞，貫穿于整個宗教發展的曆史。佛教既然存在于社會中，它的問題其實也就是社會問題在教團內部的反映。我在提交第四次中日佛教學術交流會上的論文《慧遠建設廬山教團的理論與實踐》中，根據慧遠大師的論述，認爲衡量一個宗教的標准，應有信仰素質、組織規模和文化品味叁大指標。我認爲佛教在文化品味上遠遠高于其他宗教，在信仰素質上尚有待提高，在組織規模上則遠不不如其他宗教。所以我曾提出“塑造主體，改善環境；收縮核心，擴展外延”的建議，使佛教在信仰、社會、文化叁層圈中處于有序運轉；使佛教在信仰素質、組織規模和文化品味叁大指標得到均衡發展。既然佛教的組織規模是薄弱環節，那就必須使僧人、居士和向道人士處于一種有序化的結構組織中，否則就無法與其他宗教相抗衡，也無法真正提高佛教的信仰素和文化品味。現在中國佛教協會把教團建設做爲工作重心，是非常英明的契時應機之舉。

　　您在夏令營作了題爲《中國佛教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講演，您能爲《法音》讀者介經紹一下這篇講演的主要觀點嗎？

　　我最近一直在考慮一個問題：佛教爲什麼傳入中國？現在論者都偏重談佛教對中國固有文化的適應，對“佛教中國化”作“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辯解，但實存的事物會隨著社會、文化條件的改變而失去合理性並走向滅亡。《法華經》所說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爲使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一語，從文化本體論上指出了宗教存在于世的價值和理由。在我看來，“中國化”是佛都在中國傳播的手段，“化中國”才是佛教在中國傳播的目的。“化中國”與“中國化”是真與俗、實與權的辨證統一，真不離俗而不退墮爲俗，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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