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應兼權而不依附于權。在這一程中，佛教獲得了中國的表現形式，中國宗教和中國文化因佛教的加盟而豐富了自身的內涵。因此，中國佛教史首先是佛法在中國弘法的曆史，是靈與肉、精神與物欲、法性與無明此消彼長的心路曆程；其次才是作爲世俗層面的中國文化重要內容的演進史。超越的宗教理想和修證實踐，必須適應衆生的根機而隨開方便之門。但前者是本、是源，後者是迹、是流，以二谛論觀照中國佛教史，究竟與方便的人天之戰，演出了中國佛教二千年的一幕幕悲喜劇。六祖“悟則轉法華、迷則法華轉”一語，可視爲我們觀察中國佛教史的一條主線。
佛教在中國的存在和發展，首先取決于傳播主體佛教自身的開放、含容性質。所謂“中國化”，就是佛教在傳教過程中“契時應機”的方式和結果，其適用範圍表現爲：進入異質文化圈的“本土化”；體現時代精神的“現代化”；叁根普被的“民衆化”。其次，取決于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製約和融攝。佛教是中國人請進來的這一事實，表明中國社會需要佛教。重智慧、重解脫實踐的出世性佛教能彌補中國固有思想和宗教之不足。這是佛教能在中國二千年曆史中傳播發展的基本前提。而佛教在中國時興時衰的曲折起伏，則受政教、教教、教俗叁重關系的製約。中國佛教吏上的“僧官製”和“度牒製”，表明佛教從未淩駕于王權之上，而是處于王權的有效控製之下，區別只在于這種控製的強弱程度。就佛教的圓融、和平的宗教性格而言，佛教只有在政教分離的格局下才能得到健康發展。佛教與中國其他宗教的關系，在封建時代，主要有儒教、道教、民間宗教叁大類，中國宗教的主流是儒教，儒教作爲一種不健全的國教，其興衰起伏通過國家政權而製約著佛教。佛教在中國發展的時空不平衡性，背後機製端在儒教。佛教真正自由發展，只有在儒教退出國教地位之後才有可能。
佛教在中國的成功傳播，它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根據兵先生在《中國佛學的繼承與重建》文中的總結，中國佛學至少有如下四個特點：1、本佛宗經的基本立場。2、判教開宗的高度智慧。3、中道圓融的實踐品格。4、簡易切實的修持法門。佛教在適應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優良傳統的同時，也屈從了其中的消極面，付也了影響至今的負面代價。可舉以下特點：
1、主體性格不明，化世導俗的功能不足。由于中國長期以來以政治倫理爲中心的儒家思想及祖先崇拜的宗教模式爲治國之本，儒教被統治者尊爲正統，具有國教地位。迫使佛教在世間法上不得不順應、依附政權和儒教。但過分依附世俗政權，遷就民俗淫祀，則降低了佛教的宗教性格和文化品位，化世導俗的人乘正法未能得到應有的弘揚。
2、教團組織渙散。受以上依附政權和儒教之製約，佛教長期以來未形成一個統一的教會組織，四衆弟子未處于有序的內部結構。結社組織往往不是由教團作組織上的保證，而是受主事人的魅力所左右。當主事人素質低下，極易演化爲會道門，而與正宗佛教爭奪信徒。
3、修學次第不夠完備。由于中國佛教崇尚簡易，故修學次第不甚嚴格完備。學佛者往往一入門便參禅、念佛，忽略了初入門必先修習的培植信根、聞思經教、發心、持戒、做人等，因而易生因地不真、戒基不固等弊端。或者忽視世間法，注重死後的生活；或者把神聖的佛法混同于世間法，把人間佛教庸俗化。
現在大家都在關心中國佛教的未來走向，您能談談這個問題嗎？
佛法有言：欲知過去因，現在受者是；欲知未來果，現在作者是。我們不是算命先生，但可以通過中國佛教的過去軌迹來推測它今後的走向，無非是我人們耳熟能詳的二句話：“道路曲折，前途光明”。所謂“道路曲折”，是指過去所造之業余熱未斷，有漏種子還右不斷現行；所謂“前途光明”，我們畢竟已從荒誕、扭曲、迷惘中走出來，無漏種子正在增長，中國佛教的健康發展已成爲佛教界、政府和文化學術界各界人士共同關心的事業。
文革結束之後，中國佛教有二十個轉折階段：第一個是1978年中共十一屆叁中全會後在宗教問題上撥亂反正，結束了中國無法無天的局面。無法者，社會主義法製受到破壞；無天者，缺乏真正的宗教精神，失去了社會的精神生態平衡。這一個轉折，爲佛教從一片廢墟中恢複提供了證策上的保障。第二個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全國轉入市場經濟，這爲佛教在下個世紀的全面複興提供了根本的社會基礎。從政企合一的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有一個幾十年的陣痛期。這期間價值失範，利益重組，宗教的作用日益發揮，成功者和失落者，都會到宗教中去尋求慰藉。以書刊出版爲例，現在圖書市場普遍萎縮，唯有經濟、色情、宗教叁大類行情看好。這叁類書相生相克、共存共榮的局面，現在已初見端倪。宗教的必然複興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爲轉移的客觀事實，問題在于：在中國已有二千年曆史、幾乎成爲中國固有文化組織部分的佛教如何在這場宗教複興運動中抓住機遇。
第一、前面提到在曆史上製約佛教發展的叁層關系，前二層已發生根本性變化，隨著封建社會的解體，儒教已從政教合一的國教地位退出，恢複了儒學的人文主義思想體系原貌，佛教在原儒道佛叁教關系中的屈辱地位已不複存在。現在我們需要做的是讓神聖的歸于神聖，讓俗世的歸于俗世，然後由體起用，不變隨緣。如果說曆史上的中國佛教是印度宗教和中國宗教二大河系彙流的産物，那麼今天的佛教則是全方位地面臨著世界叁大宗教河系沖撞融彙的問題。在同一政教環境下，佛教面臨著的強大對手是其他宗教和五花八六的外道會門。當基督教以其信仰熱忱、團契精神和廉價的經濟開銷進軍農村內地時，佛教依然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並以越演越烈的商品化禮儀，把自己封閉在一個狹小的天地。
第二、中國在走向現代化，工業文明在推動佛教傳播的同時，也會帶來世俗化的弊病。據我看來，隨著法製建設，對佛教在政治上壓製的極左做法對佛教的負面影響的比重正在下降；而在經濟上利用佛教的極右做法對佛教的負面影響的比重正在上升。本世紀末下世紀初，“土豪劣紳”對寺産巧取豪奪，將成爲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而它對佛教的破壞將是致命的。政治上的彈壓，只能激發佛教徒的護教熱忱和敵忾心；經濟上的腐蝕，毀掉的就不是一代人了。中國佛教在曆史上就是城市走向農村才有廣闊的發展天地，現在依然如此。目前佛教不過是在大城市和旅遊線上保有觀光性的寺院，農村卻是神漢巫婆的天下。中國佛教宗教精神的複蘇，唯有向廣大農村傳播才能使佛教返樸歸真。中國佛教學術研究的振興，唯有從大專青年的培養(包括佛學院中的優秀學僧)入手才能提高佛教的學術水平和文化品味。
第叁、佛教如何在信仰、社會、文化叁大層圈中保持均衡發展。這裏有很多操作層面的問題，比如，確保佛教自內證的實踐品格須有權威的評價系統，新型佛教教育有助于統一教團的形成，等等。還有就是我剛才提到的再繼續適用“五性論”、“適應論”、“文化論”的同時，團結教內外的知識分子對關系到佛教生存和發展的根本性理論問題作前瞻性的研究。
從信仰角度來看，可以從修證、見地和行願叁方面努力：修證上，回到釋迦牟尼，以四谛、叁學、叁法印作爲根本標准，不能篡改出離解脫這一佛法的根本宗旨。在見地上，充分肯定中國佛學對印度佛學的創造性發展，中國佛教只有保持自己的民族特點，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在行願上，強化理想主義的色彩，突出菩薩精神的“悲”字：上求菩提，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下化衆生，雖知不可，勉而爲之。
佛教在中國的民展歸根結底是靠四衆弟子自強不息地努力，發揚佛教自力解脫、自貴其心的精神，也需要社會各界人士的護持。您作爲與我們佛教界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畏友、诤友，大聲疾呼，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見，謝謝您的關心和愛護。
阿彌陀佛！(原載《法音》1993年第十期)
《加強教團建設 提高自身素質——複旦大學哲學系王雷泉先生訪談錄》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