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应兼权而不依附于权。在这一程中，佛教获得了中国的表现形式，中国宗教和中国文化因佛教的加盟而丰富了自身的内涵。因此，中国佛教史首先是佛法在中国弘法的历史，是灵与肉、精神与物欲、法性与无明此消彼长的心路历程；其次才是作为世俗层面的中国文化重要内容的演进史。超越的宗教理想和修证实践，必须适应众生的根机而随开方便之门。但前者是本、是源，后者是迹、是流，以二谛论观照中国佛教史，究竟与方便的人天之战，演出了中国佛教二千年的一幕幕悲喜剧。六祖“悟则转法华、迷则法华转”一语，可视为我们观察中国佛教史的一条主线。
佛教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首先取决于传播主体佛教自身的开放、含容性质。所谓“中国化”，就是佛教在传教过程中“契时应机”的方式和结果，其适用范围表现为：进入异质文化圈的“本土化”；体现时代精神的“现代化”；三根普被的“民众化”。其次，取决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制约和融摄。佛教是中国人请进来的这一事实，表明中国社会需要佛教。重智慧、重解脱实践的出世性佛教能弥补中国固有思想和宗教之不足。这是佛教能在中国二千年历史中传播发展的基本前提。而佛教在中国时兴时衰的曲折起伏，则受政教、教教、教俗三重关系的制约。中国佛教吏上的“僧官制”和“度牒制”，表明佛教从未凌驾于王权之上，而是处于王权的有效控制之下，区别只在于这种控制的强弱程度。就佛教的圆融、和平的宗教性格而言，佛教只有在政教分离的格局下才能得到健康发展。佛教与中国其他宗教的关系，在封建时代，主要有儒教、道教、民间宗教三大类，中国宗教的主流是儒教，儒教作为一种不健全的国教，其兴衰起伏通过国家政权而制约着佛教。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时空不平衡性，背后机制端在儒教。佛教真正自由发展，只有在儒教退出国教地位之后才有可能。
佛教在中国的成功传播，它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根据兵先生在《中国佛学的继承与重建》文中的总结，中国佛学至少有如下四个特点：1、本佛宗经的基本立场。2、判教开宗的高度智慧。3、中道圆融的实践品格。4、简易切实的修持法门。佛教在适应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同时，也屈从了其中的消极面，付也了影响至今的负面代价。可举以下特点：
1、主体性格不明，化世导俗的功能不足。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以政治伦理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及祖先崇拜的宗教模式为治国之本，儒教被统治者尊为正统，具有国教地位。迫使佛教在世间法上不得不顺应、依附政权和儒教。但过分依附世俗政权，迁就民俗淫祀，则降低了佛教的宗教性格和文化品位，化世导俗的人乘正法未能得到应有的弘扬。
2、教团组织涣散。受以上依附政权和儒教之制约，佛教长期以来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教会组织，四众弟子未处于有序的内部结构。结社组织往往不是由教团作组织上的保证，而是受主事人的魅力所左右。当主事人素质低下，极易演化为会道门，而与正宗佛教争夺信徒。
3、修学次第不够完备。由于中国佛教崇尚简易，故修学次第不甚严格完备。学佛者往往一入门便参禅、念佛，忽略了初入门必先修习的培植信根、闻思经教、发心、持戒、做人等，因而易生因地不真、戒基不固等弊端。或者忽视世间法，注重死后的生活；或者把神圣的佛法混同于世间法，把人间佛教庸俗化。
现在大家都在关心中国佛教的未来走向，您能谈谈这个问题吗？
佛法有言：欲知过去因，现在受者是；欲知未来果，现在作者是。我们不是算命先生，但可以通过中国佛教的过去轨迹来推测它今后的走向，无非是我人们耳熟能详的二句话：“道路曲折，前途光明”。所谓“道路曲折”，是指过去所造之业余热未断，有漏种子还右不断现行；所谓“前途光明”，我们毕竟已从荒诞、扭曲、迷惘中走出来，无漏种子正在增长，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已成为佛教界、政府和文化学术界各界人士共同关心的事业。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佛教有二十个转折阶段：第一个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宗教问题上拨乱反正，结束了中国无法无天的局面。无法者，社会主义法制受到破坏；无天者，缺乏真正的宗教精神，失去了社会的精神生态平衡。这一个转折，为佛教从一片废墟中恢复提供了证策上的保障。第二个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转入市场经济，这为佛教在下个世纪的全面复兴提供了根本的社会基础。从政企合一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有一个几十年的阵痛期。这期间价值失范，利益重组，宗教的作用日益发挥，成功者和失落者，都会到宗教中去寻求慰藉。以书刊出版为例，现在图书市场普遍萎缩，唯有经济、色情、宗教三大类行情看好。这三类书相生相克、共存共荣的局面，现在已初见端倪。宗教的必然复兴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问题在于：在中国已有二千年历史、几乎成为中国固有文化组织部分的佛教如何在这场宗教复兴运动中抓住机遇。
第一、前面提到在历史上制约佛教发展的三层关系，前二层已发生根本性变化，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儒教已从政教合一的国教地位退出，恢复了儒学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原貌，佛教在原儒道佛三教关系中的屈辱地位已不复存在。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让神圣的归于神圣，让俗世的归于俗世，然后由体起用，不变随缘。如果说历史上的中国佛教是印度宗教和中国宗教二大河系汇流的产物，那么今天的佛教则是全方位地面临着世界三大宗教河系冲撞融汇的问题。在同一政教环境下，佛教面临着的强大对手是其他宗教和五花八六的外道会门。当基督教以其信仰热忱、团契精神和廉价的经济开销进军农村内地时，佛教依然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并以越演越烈的商品化礼仪，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
第二、中国在走向现代化，工业文明在推动佛教传播的同时，也会带来世俗化的弊病。据我看来，随着法制建设，对佛教在政治上压制的极左做法对佛教的负面影响的比重正在下降；而在经济上利用佛教的极右做法对佛教的负面影响的比重正在上升。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土豪劣绅”对寺产巧取豪夺，将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它对佛教的破坏将是致命的。政治上的弹压，只能激发佛教徒的护教热忱和敌忾心；经济上的腐蚀，毁掉的就不是一代人了。中国佛教在历史上就是城市走向农村才有广阔的发展天地，现在依然如此。目前佛教不过是在大城市和旅游线上保有观光性的寺院，农村却是神汉巫婆的天下。中国佛教宗教精神的复苏，唯有向广大农村传播才能使佛教返朴归真。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振兴，唯有从大专青年的培养(包括佛学院中的优秀学僧)入手才能提高佛教的学术水平和文化品味。
第三、佛教如何在信仰、社会、文化三大层圈中保持均衡发展。这里有很多操作层面的问题，比如，确保佛教自内证的实践品格须有权威的评价系统，新型佛教教育有助于统一教团的形成，等等。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再继续适用“五性论”、“适应论”、“文化论”的同时，团结教内外的知识分子对关系到佛教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理论问题作前瞻性的研究。
从信仰角度来看，可以从修证、见地和行愿三方面努力：修证上，回到释迦牟尼，以四谛、三学、三法印作为根本标准，不能篡改出离解脱这一佛法的根本宗旨。在见地上，充分肯定中国佛学对印度佛学的创造性发展，中国佛教只有保持自己的民族特点，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在行愿上，强化理想主义的色彩，突出菩萨精神的“悲”字：上求菩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下化众生，虽知不可，勉而为之。
佛教在中国的民展归根结底是靠四众弟子自强不息地努力，发扬佛教自力解脱、自贵其心的精神，也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护持。您作为与我们佛教界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畏友、诤友，大声疾呼，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谢谢您的关心和爱护。
阿弥陀佛！(原载《法音》1993年第十期)
《加强教团建设 提高自身素质——复旦大学哲学系王雷泉先生访谈录》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