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大師與唐代南嶽律學傳承
徐文明
唐代中期以後，律學中心漸次南移。玉泉弘景、光州道岸、過海鑒真等著名律師皆在江南敷演毗尼，廣開律範，使得南方律學日益興盛。至元和之世，南嶽衡山名德輩出，乃至形成了“言律藏者宗衡山”的局面。
南嶽律學的興起，是從津大師開始。柳宗元《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稱“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爲得正法”，劉禹錫《唐故衡嶽大師湘潭唐興寺俨公碑》亦稱“南嶽律門以津公爲上首”，可見滓大師對南嶽律學的開創之功是當時公認的。
然而，作爲南嶽律學的創始者的津大師卻在後世不得其傳，至今姓字生卒、師承宗系一無所聞，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
津大師的弟子，可以確定的有雲峰法證(724--801)和般舟日悟(737—804)。柳宗元有《南嶽雲峰寺和尚碑》，述雲峰法證始末，又據劉禹錫《唐故衡嶽大師湘潭唐興寺俨公碑》，“南嶽律門以津公爲上首，津之後雲峰證公承之，證之後湘潭俨公承之。星月麗天，珠玑同貫，由其門者爲正法焉”，可知雲峰法證就是津大師的傳人。雲峰法證卒于貞元十七年(801)，“凡莅事五十年”，即主持戒壇五十年，當從天寶十一載(752)左右始，這一時間很可能就是津大師去世之年。
據《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般舟日悟“生十叁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又叁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室”，其“處壇場”大概在大曆元年(766)左右，這應當是滓大師入滅的下限。既謂“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盡得師之道，次補其處，爲浮圖者宗”，則日悟“處壇場”當在津大師入滅後不久。然《南嶽雲峰和尚碑》稱肅宗乾元元年(758)“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峰大師法證”，假如當時津大師尚在，不宜以其弟子爲首。另外日悟的師承很複雜，他除了從學于津大師外，還跟東林志恩、彌陀承遠學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雖然是津大師的嫡傳，卻又“以爲由定發慧，必用毗尼爲之室宇，遂執業于束林恩大師。究觀秘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莅事，度比丘衆，凡歲千人者叁十有七，而道不溷”，也就是說，他是在跟東林志恩學了毗尼之後才回來傳教度衆的，因此其始登壇之時是從東林恩學成歸來之時，不可視爲津大師離世之時。
日悟既盡得津大師之道，爲何又從學于東林志恩呢
聯系上說，津大師很可能于天寶十一載(752)時就已經去世了，日悟十叁歲(大概是天寶八載)出家，從學于津大師，然沒過幾年大師入滅，他雖然算是大師弟子，但並未完全學會律法，所謂“盡得師之道”不過是後世的贊譽，不完全是事實。
現存史料中，當時名僧以“津”爲名者極少，唯有義淨提到過的“大滓法師”，據《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大津法師者，澧州人也。幼染法門，長敦節儉，有懷省欲，以乞食爲務。希禮聖迹，啓望王城，每歎日：“釋迦悲父既其不遇，天宮慈氏宜勖我心。 自非睹覺樹之真容，谒祥河之勝躅，豈能收情六境，致想叁只者哉
”遂以永淳二年振錫南海。爰初結旅，頗有多人，及其角立，唯斯一進。乃赍經像，與唐使相逐，泛舶月余，達屍利佛逝洲。停斯多載，解昆侖語，頗習梵書，潔行齋心，更受圓具。淨于此見，遂遣歸唐，望請天恩于西方造寺。既睹利益之弘廣，乃輕命而複滄溟。遂以天授二年五月十五日附舶而向長安矣。今附新譯雜經論十卷，《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西域求法高僧傳》兩卷。
贊日：
嘉爾幼年，慕法情堅；既虔誠于東夏，複請益于西天。重指神州，爲物淹流；傳十法之弘法，竟千秋而不秋!
大津以永淳二年(683)入海求法，到達屍利佛逝，並在那裏“更受圓具”，說明他出國前就已經受了具足戒，則其生年大概在663年前。從義淨的語氣來看，他應當是年齡不大的晚輩，故可能生于660到663年間。大津雖號爲法師(有的版本無“法”字)，但既受命于義淨，亦可能從學于他，故不妨後日成爲律師。大津帶著義淨所譯部分經論歸國，不光是爲了“望請天恩于西方造寺”，還有爲義淨作先導、爲之宣傳、造勢的使命，後來義淨歸國大受歡迎，不能說沒有大滓的功勞。
此後大津不見蹤迹，依情理論，義淨歸國之後他應當繼續追隨，參與譯事，可能是由于他的年資地位不高，也可能義淨並未將其視爲自己的弟子，因而義淨在最後的遺書中未提到他，使之未能留下自己的名字。先天二年(713)義淨去世之後，他可能南下回歸本郡，在南嶽一帶傳法。
作爲南嶽律學創始者的津公很有可能就是大津。一則法名一致；二則大津亦有可能爲律師；叁則大津的家鄉在湖南，與南嶽相去不遠；四則時間上相近，如果大津生于660年左右，則到天寶十一載(752)時爲九十多歲，這是完全可能的。當然並不能由此完全斷定津公就是大津。
津大師既爲南嶽律學的開創者，那麼他又是何時于南嶽傳律的呢
據柳宗元《南嶽雲峰和尚塔銘並序》，雲峰法證“爲竺乾道五十有七年”，也就是僧臘五十七，則其受具足戒當在天寶四載(745)，其受戒師當爲津大師，這是津大師始到南嶽傳戒時間的下限。
事實上，津大師始來傳戒還應更早。據呂溫《南嶽彌陀寺承遠和尚碑》，彌陀承遠(712--802)開元二十叁年(735)至荊州谒蘭若惠真，從之剃度，“真公南指衡山，俾分法派。越洞庭，浮湘沅，息于天柱之陽，從通相先師受聲聞具戒，叁乘之經教，四分之紀律，八正之倫要，六度之根源，莫不更贊神機，遞歸心術”。這位“通相先師”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人物，他不僅深通律學，爲大律師，還是一個會通經教的大法師。據上碑，承遠“僧臘六十有五”，則其當在開元二十六年(738)從通相大師受戒。若以津公爲南嶽津學之源，則其傳戒必定在此以前。
又據劉禹錫《袁州萍鄉楊歧山故廣彈師碑》，楊歧乘廣(717—798)“十叁慕道，遵壞削之儀。至衡陽依天柱想公，以啓初地”，這位“天柱想公”應當是“通相先師”，“想”與“相”形近，或有魯魚之訛。乘廣十叁歲當在開元十七年(729)，可能當時通相已經在衡山天柱峰傳法了。乘廣“生叁十而受具”，當在天寶叁年(744)，應當還是從通相受具，因爲他“至衡陽依天柱想公，以啓初地；至洛陽依荷澤會公，以契真乘”，而荷澤神會天寶四載(745)始受兵部侍郎宋鼎之請進入束都洛陽，乘廣從之當在此後，很可能他在受具足戒以後北上。這表明天寶初年時通相大師還在衡山傳戒。
通相與津公同爲南嶽戒法，但影響卻不一樣，大概是因爲通相的著名弟子未有爲大律師者，乘廣、承遠都不是律師，而且後來又都另有師承，未能續其法系，因而在後世名聲不著。通相的學問是很淵博的，于“叁乘之經教，四分之紀律，八正之倫要，六度之根源”無不悉知，是一個貫通叁乘、融彙經教的大家，但他好像又偏重于聲聞乘，承遠從他受“聲聞具戒”，乘廣從之“啓初地”，都表明了這一點。他所傳的應當是四分律，雖然未明其師承，但從其時代來看，有可能屬于南山一宗。
相比起來，津公還是比較幸運的。雖然至今未見其碑文，但他還是通過兩大弟子將自己的法脈傳了下來。津公傳法之地不明，其弟子日悟所居乃般舟臺，是日悟自己“乃即崇嶺，是作精室”，並非承自上代，那麼其大弟子雲峰法證所居之雲峰寺倒有可能是津公傳戒道場。
津公所示法要今已不明，從其弟子雲峰法證所傳可略知端倪。雲峰法證之諸大弟子謂：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爲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爲；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爲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知其所必至。這表明法證是強調律教合一的。其所示律之“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與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等所傳特點頗爲一致，義淨撰寫《內法傳》就是爲了針對當時中國律學“傳受訛謬，軌則參差，積習生常，有乖綱致”的現實，“謹依聖教及現行要法”而作，且“凡此立論，皆依根本說一切有部”，不將“余部事見糅于斯”，因而“備舉條章”，顯得條理分明，純粹整齊。假如津公果爲大津，他就肯定會設法將義淨義付于他的《內法傳》傳下來，使之發揚光大，澤被後世。
除了雲峰法證和般舟日悟外，津公在南嶽一帶肯定還有其他大弟子傳戒。柳宗元《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謂希操(732--788)“凡所受教，若華嚴照公，蘭若真公，荊州至公、律公，皆大士”，荊州至公或指曾經被懷讓救過的南嶽玄至，荊州律公無考，拙作《唐衡嶽大律師希操考》指出有可能是瑷律禅師，因爲《南嶽總勝集》卷中提到衡嶽寺有“唐皇甫浞撰瑷律禅師碑，連州刺史王謝書”，然《金石目錄》載此碑太和叁年(829)正月立，上距希操去世已經四十多年了，雖然有可能瑷律禅師壽命很長，也有可能他入滅雖早，立碑卻遲，但還是不能排除另外一種可能，即瑷律禅師是希操的後輩，不會是他從學過的律公。
這位荊州律公亦有可能就是津公，“律”與“津”形近，易有差誤，雖然從所見柳集版本中尚未發現“荊州津公”之例，但也不能排除有傳抄出錯的可能。希操既爲大律師，其所從學者亦應有一位律學大家，其爲南嶽戒法，在“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謂得正法”的形勢下，不從學于律公反倒奇怪了。
滓大師後傳戒法者除上述叁人，還有一位大圓大師。據劉轲《廬山東林寺故臨壇大德塢銘》，上弘(739--815)“二十二歲具戒于衡嶽大圓大師”，其時當爲上元元年(760)，這位與雲峰法證同時傳戒的大圓大師有可能也是津大師的門人。
據許堯佐《廬山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銘並序》，熙怡(726--796)“受具戒于南嶽，修律儀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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