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大师与唐代南岳律学传承
徐文明
唐代中期以后，律学中心渐次南移。玉泉弘景、光州道岸、过海鉴真等着名律师皆在江南敷演毗尼，广开律范，使得南方律学日益兴盛。至元和之世，南岳衡山名德辈出，乃至形成了“言律藏者宗衡山”的局面。
南岳律学的兴起，是从津大师开始。柳宗元《南岳般舟和尚第二碑》称“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师始修起律教，由其坛场而出者，为得正法”，刘禹锡《唐故衡岳大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碑》亦称“南岳律门以津公为上首”，可见滓大师对南岳律学的开创之功是当时公认的。
然而，作为南岳律学的创始者的津大师却在后世不得其传，至今姓字生卒、师承宗系一无所闻，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津大师的弟子，可以确定的有云峰法证(724--801)和般舟日悟(737—804)。柳宗元有《南岳云峰寺和尚碑》，述云峰法证始末，又据刘禹锡《唐故衡岳大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碑》，“南岳律门以津公为上首，津之后云峰证公承之，证之后湘潭俨公承之。星月丽天，珠玑同贯，由其门者为正法焉”，可知云峰法证就是津大师的传人。云峰法证卒于贞元十七年(801)，“凡莅事五十年”，即主持戒坛五十年，当从天宝十一载(752)左右始，这一时间很可能就是津大师去世之年。
据《南岳般舟和尚第二碑》，般舟日悟“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处坛场，又三十七年而当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十七日，化于兹室”，其“处坛场”大概在大历元年(766)左右，这应当是滓大师入灭的下限。既谓“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尽得师之道，次补其处，为浮图者宗”，则日悟“处坛场”当在津大师入灭后不久。然《南岳云峰和尚碑》称肃宗乾元元年(758)“命五岳求厥元德，以仪于下。惟兹岳上于尚书，其首曰云峰大师法证”，假如当时津大师尚在，不宜以其弟子为首。另外日悟的师承很复杂，他除了从学于津大师外，还跟东林志恩、弥陀承远学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虽然是津大师的嫡传，却又“以为由定发慧，必用毗尼为之室宇，遂执业于束林恩大师。究观秘义，乃归传教。不视文字，悬判深微。登坛莅事，度比丘众，凡岁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溷”，也就是说，他是在跟东林志恩学了毗尼之后才回来传教度众的，因此其始登坛之时是从东林恩学成归来之时，不可视为津大师离世之时。
日悟既尽得津大师之道，为何又从学于东林志恩呢
联系上说，津大师很可能于天宝十一载(752)时就已经去世了，日悟十三岁(大概是天宝八载)出家，从学于津大师，然没过几年大师入灭，他虽然算是大师弟子，但并未完全学会律法，所谓“尽得师之道”不过是后世的赞誉，不完全是事实。
现存史料中，当时名僧以“津”为名者极少，唯有义净提到过的“大滓法师”，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
大津法师者，澧州人也。幼染法门，长敦节俭，有怀省欲，以乞食为务。希礼圣迹，启望王城，每叹日：“释迦悲父既其不遇，天宫慈氏宜勖我心。 自非睹觉树之真容，谒祥河之胜躅，岂能收情六境，致想三只者哉
”遂以永淳二年振锡南海。爰初结旅，颇有多人，及其角立，唯斯一进。乃赍经像，与唐使相逐，泛舶月余，达尸利佛逝洲。停斯多载，解昆仑语，颇习梵书，洁行斋心，更受圆具。净于此见，遂遣归唐，望请天恩于西方造寺。既睹利益之弘广，乃轻命而复沧溟。遂以天授二年五月十五日附舶而向长安矣。今附新译杂经论十卷，《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西域求法高僧传》两卷。
赞日：
嘉尔幼年，慕法情坚；既虔诚于东夏，复请益于西天。重指神州，为物淹流；传十法之弘法，竟千秋而不秋!
大津以永淳二年(683)入海求法，到达尸利佛逝，并在那里“更受圆具”，说明他出国前就已经受了具足戒，则其生年大概在663年前。从义净的语气来看，他应当是年龄不大的晚辈，故可能生于660到663年间。大津虽号为法师(有的版本无“法”字)，但既受命于义净，亦可能从学于他，故不妨后日成为律师。大津带着义净所译部分经论归国，不光是为了“望请天恩于西方造寺”，还有为义净作先导、为之宣传、造势的使命，后来义净归国大受欢迎，不能说没有大滓的功劳。
此后大津不见踪迹，依情理论，义净归国之后他应当继续追随，参与译事，可能是由于他的年资地位不高，也可能义净并未将其视为自己的弟子，因而义净在最后的遗书中未提到他，使之未能留下自己的名字。先天二年(713)义净去世之后，他可能南下回归本郡，在南岳一带传法。
作为南岳律学创始者的津公很有可能就是大津。一则法名一致；二则大津亦有可能为律师；三则大津的家乡在湖南，与南岳相去不远；四则时间上相近，如果大津生于660年左右，则到天宝十一载(752)时为九十多岁，这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并不能由此完全断定津公就是大津。
津大师既为南岳律学的开创者，那么他又是何时于南岳传律的呢
据柳宗元《南岳云峰和尚塔铭并序》，云峰法证“为竺乾道五十有七年”，也就是僧腊五十七，则其受具足戒当在天宝四载(745)，其受戒师当为津大师，这是津大师始到南岳传戒时间的下限。
事实上，津大师始来传戒还应更早。据吕温《南岳弥陀寺承远和尚碑》，弥陀承远(712--802)开元二十三年(735)至荆州谒兰若惠真，从之剃度，“真公南指衡山，俾分法派。越洞庭，浮湘沅，息于天柱之阳，从通相先师受声闻具戒，三乘之经教，四分之纪律，八正之伦要，六度之根源，莫不更赞神机，递归心术”。这位“通相先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他不仅深通律学，为大律师，还是一个会通经教的大法师。据上碑，承远“僧腊六十有五”，则其当在开元二十六年(738)从通相大师受戒。若以津公为南岳津学之源，则其传戒必定在此以前。
又据刘禹锡《袁州萍乡杨歧山故广弹师碑》，杨歧乘广(717—798)“十三慕道，遵坏削之仪。至衡阳依天柱想公，以启初地”，这位“天柱想公”应当是“通相先师”，“想”与“相”形近，或有鲁鱼之讹。乘广十三岁当在开元十七年(729)，可能当时通相已经在衡山天柱峰传法了。乘广“生三十而受具”，当在天宝三年(744)，应当还是从通相受具，因为他“至衡阳依天柱想公，以启初地；至洛阳依荷泽会公，以契真乘”，而荷泽神会天宝四载(745)始受兵部侍郎宋鼎之请进入束都洛阳，乘广从之当在此后，很可能他在受具足戒以后北上。这表明天宝初年时通相大师还在衡山传戒。
通相与津公同为南岳戒法，但影响却不一样，大概是因为通相的着名弟子未有为大律师者，乘广、承远都不是律师，而且后来又都另有师承，未能续其法系，因而在后世名声不着。通相的学问是很渊博的，于“三乘之经教，四分之纪律，八正之伦要，六度之根源”无不悉知，是一个贯通三乘、融汇经教的大家，但他好像又偏重于声闻乘，承远从他受“声闻具戒”，乘广从之“启初地”，都表明了这一点。他所传的应当是四分律，虽然未明其师承，但从其时代来看，有可能属于南山一宗。
相比起来，津公还是比较幸运的。虽然至今未见其碑文，但他还是通过两大弟子将自己的法脉传了下来。津公传法之地不明，其弟子日悟所居乃般舟台，是日悟自己“乃即崇岭，是作精室”，并非承自上代，那么其大弟子云峰法证所居之云峰寺倒有可能是津公传戒道场。
津公所示法要今已不明，从其弟子云峰法证所传可略知端倪。云峰法证之诸大弟子谓：有来受律者，吾师示之以为尊严整齐，明列义类，而人知其所不为；有来求道者，吾师示之以为高广通达，一其空有，而知其所必至。这表明法证是强调律教合一的。其所示律之“尊严整齐，明列义类”与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等所传特点颇为一致，义净撰写《内法传》就是为了针对当时中国律学“传受讹谬，轨则参差，积习生常，有乖纲致”的现实，“谨依圣教及现行要法”而作，且“凡此立论，皆依根本说一切有部”，不将“余部事见糅于斯”，因而“备举条章”，显得条理分明，纯粹整齐。假如津公果为大津，他就肯定会设法将义净义付于他的《内法传》传下来，使之发扬光大，泽被后世。
除了云峰法证和般舟日悟外，津公在南岳一带肯定还有其他大弟子传戒。柳宗元《衡山中院大律师塔铭》谓希操(732--788)“凡所受教，若华严照公，兰若真公，荆州至公、律公，皆大士”，荆州至公或指曾经被怀让救过的南岳玄至，荆州律公无考，拙作《唐衡岳大律师希操考》指出有可能是瑷律禅师，因为《南岳总胜集》卷中提到衡岳寺有“唐皇甫浞撰瑷律禅师碑，连州刺史王谢书”，然《金石目录》载此碑太和三年(829)正月立，上距希操去世已经四十多年了，虽然有可能瑷律禅师寿命很长，也有可能他入灭虽早，立碑却迟，但还是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即瑷律禅师是希操的后辈，不会是他从学过的律公。
这位荆州律公亦有可能就是津公，“律”与“津”形近，易有差误，虽然从所见柳集版本中尚未发现“荆州津公”之例，但也不能排除有传抄出错的可能。希操既为大律师，其所从学者亦应有一位律学大家，其为南岳戒法，在“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师始修起律教，由其坛场而出者，谓得正法”的形势下，不从学于律公反倒奇怪了。
滓大师后传戒法者除上述三人，还有一位大圆大师。据刘轲《庐山东林寺故临坛大德坞铭》，上弘(739--815)“二十二岁具戒于衡岳大圆大师”，其时当为上元元年(760)，这位与云峰法证同时传戒的大圆大师有可能也是津大师的门人。
据许尧佐《庐山东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师碑铭并序》，熙怡(726--796)“受具戒于南岳，修律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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