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束林"，贞元十二年(796)灭度，僧腊五十，由此可知其受具于天宝六载(747)，与云峰法证受戒之年不远，因此很有可能为其同门，也是津大师的传人。

　　据陈词《唐洪州百丈山故怀海禅师塔铭》，怀海(749--814)“进具于衡山法朝律师”，元和九年(814)示灭，寿六十六，腊四十七，故其受具应在大历三年(768)。如此至少大历三年(768)时法朝律师已经在衡山传戒度人了。

　　又据颜真卿《抚州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大历四年(769)敕于抚州立宝应寺，次年三月，请大律师惠钦登坛，又使“龙冈道干，天台法裔，招提智融，白马法胤，衡岳智觉，同德义盈，香城藏选，龙兴藏志，开元明彻等同秉法事”。可见大历五年(770)时衡岳智觉(《全唐文》本作“正觉”)也是很有影响的大律师，只是唯此一见，不知其法系详情，然据理推测，似亦应与津公一系有关。

　　大明惠开(733—797)亦为南岳律师。据柳宗元《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惠开俗姓欧阳，家为潭州大姓，天宝十一载(752)为浮图，受具足戒，乾元元年(758)诏衡山立毗尼藏，选讲律僧七人，应其数，广德二年(764)立大明寺于衡山，诏选居寺僧二十一人，为之首，大历十一年(776)始登坛为大律师，度众数万。惠开“从峻洎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从秀洎昱，以通经教，而奥义以修”，看来他和云峰法证一样，都是将戒律与经教并重。

　　惠开的律学师承，峻当指大明严峻(711--769)。严峻初投南阳佛寺，“后抵荆州玉泉山兰若，遇真禅师，示其禅观”，后住荆州大云寺，临坛为律之宗主，又逢观净禅师，顿明心法，大历元年(766)欲往清凉山，见颜真卿，四年(769)洪州刺史李华延入大明寺住止，三月入灭。惠开从之学律，当在其住荆州大云寺时。侃律师则不详其人，惠开先从学于并受戒于严峻，后受教于侃律师，既然乾元元年(758)他便成为衡山讲律僧，那么必然在此之前到山，如果侃律师是衡山律匠，那么就有可能属于津公一系。

　　如此乾元元年(758)衡山讲律僧除云峰法证、般舟日悟、大明惠开三人外，还可能包括希操、大圆、法朝、智觉。其中大多与津公一系有关。

　　津公对南岳戒律的弘传居功至伟，然他是否是创始者还有疑问。道宣《关中出戒坛图经》列了一个他建立新戒坛的呼应者的名单，其中赫然有“衡州南岳云峰寺义本律师”，这表明至少干封二年(667)之时南岳云峰寺便已经有律师了。或许义本虽然出自南岳，却是后来赴京从道宣学习戒律，得以为律师，后来未曾归南岳传戒。另据《宋高僧传》卷二十六《唐今东京相国寺慧云传》，慧云(655一

　　)“高宗麟德元年，正十岁矣，邈然有出尘之志。二亲多厌沮之，其心匪席，不可卷也。父哀其所愿，从往南岳初祖禅师禀受慈训，而能黠慧，好味经教，沉默如也。至于弱冠，于岳寺受具足法。自专护戒，且善毗尼”。慧云出家受具都在南岳，其于上元元年(674)受具，持戒精严，且精通律法，这表明上元年时南岳已经有律师在传戒度人了，且于毗尼之学颇能研精。如此将津公视为南岳戒法的创始者，若非其后人之溢美，就是南岳戒法曾经废顿了数十年，后由津公重新开辟。

　　南岳戒法从无到有，津大师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其发扬光大，也不能忽视天柱通相大师和兰若惠真一系的贡献。通相大师至少开元末期便已到衡岳传戒，虽然其后辈中为大律师者未名于后世，但弥陀承远在衡山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兰若惠真虽然未以律师为号，其弟子中却出了一大批着名律师，在衡山便有希操、惠开两家兼承其后。

　　南岳是天台宗的大本营，但在盛唐之时，本山的天台传承已然不明，故兰若惠真命承远为衡山教魁，接续本宗，不过承远后来却以念佛着称，以传授义净弟子慧日三藏的教法为主，后世亦将之作为净土宗的宗师，甚至不明其为台宗传人了，但除承远外，惠真还有弟子希操及再传弟子惠开在南岳传戒，其影响仍然很大。除天台宗玉泉支系外，可能天台山本支也对南岳有影响。《佛祖统纪》卷十载荆溪旁出世家，有“云峰法证禅师，无姓法剑法师”，云峰法证是否从学过荆溪湛然(711—781)难下定论，柳宗元既作《南岳云峰寺和尚碑》，又作《南岳云峰和尚塔铭》，然都未提其师承，还是从刘禹锡《唐故衡岳大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碑》中才得知其学律于滓公。法证亦重视经教，广阅群经，“有来求道者，吾师示之以高广通达，一其空有，而知其所必至”，临终又示门人“吾自始学至去世，未尝有作焉”，对于大乘教法确实很有研究，但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他从学过湛然。

　　据柳宗元《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铭》，法剑虽然“读《法华经》、《金刚般若经》，数逾千万”，且以为“佛道逾远，异端竞起，唯天台大师为得其说”并“绍承本统，以顺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是一个标准的天台宗人，但他“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师，居南阳立山，卒葬岳州；就受戒者曰道颖师，居荆州。弟子之首曰怀远师，居长沙安国寺，为南岳戒法”，与湛然没有关系。卓然不是湛然，他属于天台宗，却居南阳立山，湛然没有到南阳传法的记载，卒后也没有葬在岳州，二者不可能是一个人。法剑不是律师，其弟子怀远却是一个对南岳戒法有影响的大律师，也可见天台宗与律宗的合流。

　　经过以津公一系为首的诸方的努力，南岳戒法的地位逐渐提高，其标志便是乾元元年(758)肃宗诏天下二十五寺置毗尼藏，并选讲律僧七人，衡山为其一。七大德中，云峰法证为其首，般舟日悟亦“推择居首”，排名靠前，这大概是因为他们都是津大师的嫡传，大明惠开亦“应其数”，希操是否列名其中不得而知，《塔铭》未曾明述，但也很有可能入选，此外至少上元元年(760)便开始传戒的大圆大师及大历初列名宝应寺临坛大德的正觉亦应在内。

　　乾元之时衡岳戒法的地位虽然有所提高，成为天下律学中心之一，但还算不上兴盛。七大德中，为首的云峰法证年不过三十五，腊只十四，般舟日悟年唯二十二，刚受大戒，希操寿二十七，腊始一数，惠开年二十六，腊不过七，三人都还没有开法度人的资格，像这样的资历在他处是很难成为讲律大德的。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这种状况才彻底改变。云峰法证临坛五十年，度众五万，大弟子三千余人，般舟日悟“度比丘众，凡岁千人者三十有七”，总数亦有三万七千多人，希操度众二十六会，按照每次千人的规模，有二万六千多人，惠开登坛二十余载，“剪发髦，被教戒，为学者数万”，单是他们四人，所度之众就有十几万人。尽管其中可能有重复计算，然每岁千人的规模能够保持数十年，所度僧众的数量显然是很可观的。

　　南岳戒法的兴盛，按照刘禹锡的解释，与地域风情有关。刘禹锡《唐故衡岳大师湘潭俨公碑》谓“佛法在九州间，随其方而化。中夏之人汨于荣，破荣莫若妙觉，故言禅寂者宗嵩山；北方之人锐以武，摄武莫若示现，故言神通者宗清凉山；南方之人剽而轻，制轻莫若威仪，故言律藏者宗衡山”，这一说法有点道理，但并不全对，南人之性未移，为何在佛法传入衡山数百年后才始修起律教

　　而且“言律藏者宗衡山”也是一时之事，后来南岳律学便开始走下坡路，云峰法证的弟子智俨(737—818)住湘潭唐兴寺，登坛三十八载，度众才万余人，显然是不能保持岁度千人的规模了，不知是否跟他不在衡山大本营传戒有关。后世赞宁作《宋高僧传》，明律篇正传七十八人，附见十人，直接与衡山有关者只有《唐衡岳寺昙清传》，而昙清的律学则受自吴地道恒律师，自南岳受戒者也只有兴果神凑和景云上弘二人，虽然当时南岳律师众多，但自智俨以下便无碑文传世，这足以表明南岳的律学中心地位维持未久。

　　元和以后，衡山的律学仍有传承，如法证除智俨外，尚有弟子诠、远、振、巽(重巽)、素等，智俨有“传律弟子中巽、道准”等，日悟亦有弟子景秀，惠开有弟子怀信、道嵩、尼总持等，希操有惟瑷、灵干、惟正、惠常、诫盈等，这些人大都继续在南岳一带传戒，影响尚存，但似乎大都没有成为具有全国性地位的大律师。

　　由津大师开创的南岳律学传承虽然未能持久兴盛，其意义还是不能低估的，一方面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僧众，为佛教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对于移风易俗、化革人心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为传统道德的建设贡献了力量。

　　(作者：徐文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津大师与唐代南岳律学传承(徐文明)》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