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北宋太祖時，知雄州安守忠一次就施給廣慈禅院土地5770畝。［3］(P84)南宋紹熙元年，直秘閣張镃舍自己府第及田地六千叁百余畝爲慈雲禅寺。[6]南宋時蔣山了明禅師住徑山時，受楊和王敬重，隨舍蘇州莊田于了明禅師，歲可收入達二萬斛。[7]

　　叁是“買”或“奪”。僧院通過自身的生産經營或巧取豪奪而從破産農民那裏購買或兼並而得到土地。唐代普光禅師，利用勸募，購海埔地一千多畝，築岸成田，年收入千斛。唐肅宗(756－761)時，揚州六合縣靈居寺賢禅師就“置雞籠墅、肥地莊，山原連延，亘數十頃。”[8]昆明太華山佛嚴寺的《常住田地碑記》則對自己如何購置田産作了詳實記載：

　　(元)至元23年(公元1268)以銀370兩買到安登莊人李阿黑、張保、江茂等絕嗣民田叁項，凡板田89畝7分，秧田55畝2分，共144畝9分，收租粒83石8鬥。至元25年(公元1288)以銀價315兩買到和尚莊張阿四、楊春發、華文英、李美等絕嗣田二項，凡板田132畝3分，秧田38畝8分，共170畝1分，收租粒53石8鬥……［4］(P330)

　　第四，也是更具意義是禅者依其艱苦的勞動開荒墾田。盡管它也許不是叢林土地的主要來源，但卻是禅宗農業在整個“寺院經濟”中的根本特征。

　　如南泉普願禅師(748－834)于貞元十一年入池陽南泉山，“堙(又作“煙”)谷刊木，以構禅宇；蓑笠飯牛，溷于牧童；斫山畲田，種食以饒，”足不下南泉山長達叁十年之久。[9]憲宗元和(806－820)末年，靈佑(771－853)禅師奉其師懷海之命，至湖南沩山弘揚禅風，初時，“猿猱爲伍，橡栗爲食”，其後禅者師徒邊禅邊農，到鹹通年間(860-874)，沩山禅林則爲僧多而地廣，佃戶達千余家，還有七歲童子爲其放牛。[10]其它如安岩山華嚴院僧無盡，于寺院附近的蓬道奧山開辟廢田八百畝。象山蓬萊山壽聖禅院永淨法師，開山田叁百畝，植松十萬余株。甯波天童寺開墾海埔地，歲收叁千斛。這種開墾出的土地促進了禅林經濟的發展，使許多叢林具有了莊園經濟的規模。而且，一些著名禅寺的“常住田”的經營時間也很長，像弘忍的真慧寺莊(位于湖北黃梅縣五祖山)、慧能的寶林寺莊(位于廣東曲江縣曹溪山，或稱南華禅寺)從唐初一直到宋代，時達幾百年。所以後世才有禅者言：“良田一片望無涯，曠古相傳佛祖家。”[11]

　　禅者開荒墾地在唐以後仍然十分突出。北宋禅師圓玑(1021-1103)“荷擔叢林，不知寒暑，墾荒地爲良田；莳松杉爲美幹，守一職，十年不易。”[12]機簡堂住饒之管山時，“十七年火種刀耕，備嘗艱苦。”[13]無明慧經(1548－1618)禅師墾土掘地四十余年。[14]明代無異元來(1575－1630)禅師搬柴運水、墾土掘地“叁二十年”。[15] “天下名山僧占多”的前提也是結果的即是“天下名山僧建多”、或者是“天下名山僧墾多”。宋時雪窦禅師之嗣湛庵曾結茅建寺于仙居方岩，清人潘耒在其《遊仙居諸山記》中說其處“山頂寬廣，與臺郡城等。有田可耕，有池不涸，可以避世。如桃園、仇池在半空中也。”［5］(P512)

　　唐經五代至兩宋是禅宗的輝煌時期，五家七宗(即沩仰、臨濟、曹洞、雲門、法眼五宗和由臨濟宗分出的黃龍派和楊岐派之合稱)各競其說。據印順法師統計，在慧能其後的22個著名弟子中，除臨濟宗的義玄活動于北方，其它均在南方。［6］(P417－418)它們主要分布在荊楚、湖湘、吳越和閩粵一帶。五代時吳越王錢镠(907－932在位)皈依禅法，將江南教寺改爲禅寺，于是江東禅刹興盛。加上兩宋時頻繁出現“革律爲禅”也使包括律寺在內的諸宗寺廟成爲禅寺，吳越之地日漸成爲禅宗中心。禅宗經濟的發展也與之相應從荊楚、湖湘之地慢慢地集于吳越、蘇松地區。尤其是在中國南方、江左，由于開發較晚，存有大量荒地，它們通過禅宗寺院的建立和發展而得以開發。九世紀中葉後，以農業爲主的江南禅林經濟發展迅速，禅宗田莊迅猛壯大，一些有著名禅師駐錫的禅院，土地及農業生産的規模十分驚人的，出現了類似于世俗地主莊園的經營方式。如唐末義存(822－908)在福州的雪峰莊，智孚在信州的鵝湖莊，道膺(835－902)在洪州的麥莊等。荊州玉泉寺于北宋天禧(1017～1021 )末年更名爲景德禅寺，其規模占地左右五裏，前後十裏。南宋時，有著皇家寺院色彩的杭州壽聖禅寺，有山田地四千五百畝。［7］(P155)顯然，禅宗經濟爲此一曆史階段“寺院經濟”的主要成分。

　　雖然宋代禁止寺觀買賣土地，但禅寺叢林仍然得到朝庭豐厚的賜賞。其中對著名禅寺的賜田有：［7］(P74－76)

　　元代重喇嘛教，但是從禅僧的優裕生活仍可見禅林的農業興盛和經濟繁榮。元代臨濟宗懷信(1280－1357)即自稱：“余九歲出家，于今過六十矣。至于逍遙廣廈，顧步芳陰，體安輕軟，身居閑逸。星光未旦十利之精馔已陳，日彩方中叁德之珍羞總萃。不知耕獲之頓弊，不識鼎饪之劬勞。……余且約計五十之年，朝中飲食，蓋費叁百余碩矣；寒暑衣藥，蓋費二十余萬矣。爾其高門邃宇，碧砌丹楹，軒乘仆豎之流、機案床褥之類，所費又無涯矣。”

　　不過，對于禅林經濟的發展和自己何以“不知耕獲，不識鼎饪”而得優裕生活，他只是理解爲是佛祖的功德：“長六尺之軀，全百年之命者，是誰所致乎？則我本師之願力也。”[16]而沒有看到正是因爲農業的發展，更沒有看到其中存在的雇傭勞動和禅林內部也日益加重的經濟剝削。

　　正因爲宋元兩世禅宗農業的發展和寺莊的擴大，禅宗農業才從小規模的勞動形式發展成了規模化的農業生産。作爲現實的反映和要求，此時集成的各本“禅苑清規”對田林果蔬、佃戶勞動、錢米租息等設有專人進行嚴密的組織和管理：設有“園主”(“園頭”)負責栽種菜蔬、及時灌溉；設有“莊主”(“下院執事”)負責巡視田界修理莊舍，提督農務撫安莊佃；設有“值歲”負責坡務耕種、收租，兼管常住竹木管理；設有“知山”主管田地産業，使其界限分明以免爭訟，爲此不少寺院都立有“常住田地碑”；設有“巡山”負責竹木茶筍的照管；設有“監收”負責錢糧糓米的出入租息；設有“庫子”司掌會計，主持出榜禁約，提點耕種、監管諸莊陂堰或山林茶筍抽長。[17]從中也可看出，此時禅林農業使用有大量佃戶，所以需要專設人物和機構來管理租息的出入。

　　明代佛教高僧倡叁教(儒、釋、道)合一、諸宗(禅、淨、教、戒)融合，但事實上淨土宗更爲受歡迎，禅宗雖已顯疲憊，但其農業經濟仍然可觀。從明末南京的靈谷寺和開界寺兩大禅寺的年收入可見一斑。[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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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續高僧傳》卷二十，《大正藏》第五十冊，第606頁。

　　[2] 《景德傳燈錄》卷叁，《大正藏》第五一冊，第222頁。

　　[3] 《景德傳燈錄》卷五，《大正藏》第五一冊，第235頁。

　　[4] 《續高僧傳》卷十七，《大正藏》第五十冊，第568頁。

　　[5] 《唐六典》卷叁《戶部尚書》

　　[6] 《宋會要》道釋二之十五。

　　[7] 《釋氏稽古略》卷四，《大正藏》第四九冊，第893頁。

　　[8] 《全唐文》卷745《大唐揚州六合縣靈居寺碑》。

　　[9] 《宋高僧傳》卷11《普願傳》，中華書局，第256頁。

　　[10] 《五代史補》卷3《僧齊己傳》。

　　[11] 《宏智禅師廣錄》卷八《良禅人幹田求頌》，《大正藏》第四八冊，第97頁。

　　[12] 《禅林僧寶傳》卷30《保甯玑禅師》，《卍續藏》第一叁七冊。

　　[13] 《叢林盛事》卷下，《卍續藏經》第一四八冊。

　　[14] 《無明慧經禅師語錄》第四卷，《卍續藏經》第七二冊。

　　[15] 《無異元來禅師廣錄》卷30，《卍續藏經》第七二冊。

　　[16] 《釋門自鏡錄·序》，《大正藏》第五一冊，第802頁。

　　[17] 參見宋惟勉編《叢林校定清規總要》卷下，元弋鹹編《禅林備用清規》卷七，清儀潤《百丈清規證義記》(均收入《卍續藏經》)第六叁冊)以及《敕修百丈清規》卷四(《大正藏》第四八冊)。

　　[18] 摘自南炳文《明代寺觀經濟初探》之“明末南京叁大寺及五次大寺租糧收入表”，載中國社科院曆史研究

　　所明史研究室編《明史研究論叢》第四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第335頁。

　　叁、農禅並重

　　把修行和農業勞動結合起來，“默耕田地，力鋤葛藤”，“泥泥水水一年農”，[1]不僅能砥勵心志，也是中國文化中的耕讀傳統在禅林中的體現。

　　早在道信和弘忍時，禅徒不僅通過勞動達到自給，同時也視運水搬柴無非佛事，舂米作飯正好參求，做到農禅並重。在一些禅宗燈錄中，諸如“看田回，上堂”或“師一日與僧觀稻次”之類的話經常見到。

　　農業生産和禅林經濟在禅師的心中有著重要的地位，故而有禅師說“大衆盡心爲常住開田，山僧盡心爲大衆說禅。”[2]也有那種聞知收入“四五百石麥，二叁千石稻”而欣喜萬分的禅師。[3]一些禅師在耕作之余，還寫出詩文表達自己邊農邊禅、豐衣足食、自得其樂的心情：

　　掘地倦來眠一覺，鋤頭當枕勝珊瑚……開畲墾地閑消遣，佛法身心半點無，蘿葡收來爛熟蒸，曬幹香軟勝黃精。[4]

　　相反，對于那種不谙農事的寺主，長老則嚴加斥責，如：

　　祖問佛鑒：“舒州熟否？”對曰：“熟。”祖曰：“太平熟…

《禅宗農業的形成與發展(王建光)》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