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尼，甯有異法

　　”此時法始也許對此也不甚了解，只是說外國人(即西域天竺一帶)，比丘尼者有五百戒，這可能即是其異處。後有大和尚告訴淨檢說，比丘尼戒與比丘戒大同小異，但盡管如此，女性出家如若不得比丘尼授受之法也不能授戒。因爲尼有十戒得從大僧受，但當時中國尚無和尚尼，所以無所依止，大法難成。這從一方面反映了此時中國佛教的律學狀況。

　　鑒于此，淨檢即拜谒西域沙門智山，問學比丘尼法，並剃發出家，但僅從之受十戒。與淨檢同時受戒者另有二十四人，此爲中國有比丘尼之始。此後，她們于宮城西門共立竹林寺。因爲此時中國未有尼師，她們爲學爲道則共咨淨檢。直到晉鹹康(335—342)中，才有沙門僧建從月支國始得《僧只尼羯磨》及《戒本》。升平元年(357)，洛陽又請得外國沙門昙摩羯多爲尼衆設立戒壇，淨檢等四人才于此時同壇從大僧得受具足戒。從此，中國比丘尼之受戒才真正做到如法而行，尼衆也得以受具戒。(《L匕丘尼傳》卷一)此雖爲中國比丘尼受戒的最早記錄，但並不是從二部大僧而受。

　　四、法顯和智猛西行求法

　　東晉後半葉，佛徒間興起一個西行求法的運動，法顯爲其中佼佼者。和法顯同時赴天竺的還有智嚴(358—4377)、寶雲(376—449)等人。在法顯西行四年後的元興叁年(404)，又有智猛(

　　一453)和昙纂等十五人西行。其中以法顯取得的成就爲最著。

　　釋法顯(

　　一約422)，姓龔，平陽郡武陽(今山西襄丘)人，叁歲便度爲沙彌，受大戒後，常慨經律舛阙，遂誓志尋求。晉隆安叁年(399，也有說爲隆安四年)，法顯即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從長安出發，西渡流沙。法顯在天竺遊曆叁十余國，曆時十一年，從中天竺摩竭提邑波連弗地的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诃僧只律》梵本，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昙心》、《蜒經》、《方等泥洹經》等。他並于此地停留叁年，學習梵語梵書。其後，他又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今斯裏蘭卡)，在此停留二年，尋得《彌沙塞律》、《長阿含經》、《雜阿含經》和其他梵本，均爲漢地前所未有。法顯于東晉義熙九年(413)乘商船返國至青州。

　　南返京師建康後，法顯于道場寺與佛陀跋陀羅合譯《摩诃僧只律》、《大般泥洹經》、《雜藏經》、《雜阿毗昙心論》等。此外，法顯並集有《十誦律比丘尼波羅提木叉戒本》一卷、《僧只比丘戒本》一卷、《僧尼戒本》一卷。其後，法顯又至荊州，並卒于辛寺，終年八十六歲。(梁《高僧傳》卷叁《法顯傳》，《佛國記》)

　　法顯求法的意義是很大的。首先，他是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赴天竺求法者，而不是像朱士行僅僅是到了西域；其二，他取得經律論多種主要經典，尤其是他取得廣本戒律，更是中國律學史上的第一次，因爲《十誦律》是外國沙門在中國誦出梵本後而翻譯的；其叁，他居異鄉十一年學得語言後而回國翻譯，也開創了中國僧人取經回國後的翻譯模式；其四，他寫的《佛國記》也首開中土僧人西行著記，其文今天也成爲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史料。

　　釋智猛，雍州京兆新豐人，生卒年不詳。他每聽外國僧人說天竺國有釋迦遺迹及方等衆經，就慨然有感，馳心遐外。姚秦弘始六年(404)，智猛招集同志沙門十五人，從長安出發，經涼州入流沙，至迦維羅衛國。當時，此處佛影迹仍然存在，智猛得見佛發、佛牙及肉髻骨。智猛于南朝宋元嘉元年(424)自天竺返回，歸途僅有昙纂爲伴。他帶回了從天竺取得的《大泥洹》梵本一部、《摩诃僧只律》一部等經梵本，後在涼州譯出《大般泥洹經》二十卷。元嘉十六年(439)，智猛曾于鍾山定林寺撰述遊曆事迹，元嘉末年于成都入化。(梁《高僧傳》卷叁《智猛傳》)

　　五、戒壇的初興

　　戒壇，指僧衆用于說戒和舉行授戒儀式，以使納戒者感得戒體的地方，俗稱壇場。因其略高于其四周的平地，所以又稱爲戒壇。

　　佛教之初是不設戒壇的，傳戒即于露天之地進行作法。佛在只樹園時，應樓至比丘之請始創置叁壇：佛院門東名佛爲比丘結戒壇，佛院門西名佛爲比丘尼結戒壇，外院東門南置僧爲比丘受戒壇。相傳由大梵天王造佛院內東戒壇，魔王波旬造佛院內西戒壇。(道宣《關中創立戒壇圖經》)

　　義淨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說印度那爛陀寺的戒壇“方大尺一丈余”。戒壇的設置原本無特別要求，僅僅選一清淨地方結界即可。《善見律》中說，戒場上不得立房，縱使王立有慚愧，比丘剔壞余材草送住寺比丘，唯置佛殿及樹木。道宣說，外國戒場多在露地，有如世間祭壇郊祀之所。

　　由于納戒持律是僧衆的重要儀式，所以後世對戒壇則極爲重視，正如宋僧元照所說：“法既尊特，常地莫行。如持秘咒必結壇場，羯磨咒術，其類頗固。”(《資持記》卷上二)後來爲示慎重，才以土、石、磚等築成叁層平壇作爲戒壇，故戒壇又被稱爲戒場。有的還自壇上至下，構贲以琉璃，膳之用漆，其構圖“如龍之蟠，如風之骞”。唐顔真卿的《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對此有著細致的描寫。在中國後世，戒壇往往是一組相對獨立的建築，戒壇殿前並建有一個小山門殿，由此進入，意味著達到解脫之境。戒壇中間並造有佛陀十大弟子中持律第一的優婆離塑像，以爲僧衆持律楷模，故而又稱其爲“優婆離殿”。

　　中國戒壇最早始于曹魏之時。魏嘉平、正元年間(249—255)由昙柯迦羅建于洛陽。他們根據譯出不久的《僧只戒心》和《昙無德部四分戒本》的思想而創設戒壇。後有朱士行等十人于此受戒羯磨法，爲漢地戒壇之始。依律准則，在中國授戒，僧需十人、尼需二十人。東晉以前一定的曆史時期，毗尼師不足，則有過聽許僧五人、尼十人得授戒的階段。據《比丘尼傳》卷一之《晉竹林寺淨檢尼傳》載，直到東晉升平元年(357)，沙門昙摩羯多又于洛陽 戎壇，爲淨檢等四人授具戒。此爲中國比丘尼受戒的最早記錄，也是中國北方寺院建立尼戒壇見于文獻之始。

　　但是，在此階段，由于戒和尚等因緣不備，這可能也造成了晉時戒壇的簡陋。淨檢尼受戒即因“戒因緣經爲難”，其法不成，而“因浮舟于泗”進行的，也即是在河上以船爲壇的。(《比丘尼傳》卷一《淨檢尼傳》)

　　兩晉之時，南北立戒壇者甚多。如，竺法護于揚都(南京)瓦官寺立壇；永和年間(345—356)，支道林于石城(山西黎城南)、汾州(浙江新昌)各立一壇，支法存于若耶(浙江紹興)立戒壇，竺道壹于洞庭山立壇，竺道生于吳中虎丘立壇。(道宣《戒壇圖經》)後來，建立戒壇之風氣乃漸盛行全國，宮設私設均有。

　　第二節 東晉時僧人的律學思想和活動

　　東晉時南方佛教的中心是建康、揚州和廬山等地，北地後趙、前秦(苻秦)和後秦(姚秦)時代的佛教則是以長安、洛陽爲中心，此時的律學活動也大都在此展開。南北佛教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佛圖澄、釋道安和慧遠等人。慧皎稱贊他們“惟此叁葉，世不乏賢”，“戒節嚴明，智寶炳人”。(梁《高僧傳》卷八《論義解》)

　　一、佛圖澄的戒律觀

　　佛圖澄(232—348)，天竺人，或爲龜茲人，俗姓帛，又被稱爲竺佛圖澄。西晉懷帝永嘉四年(310)，時年已經七十九歲的佛圖澄至洛陽，其主要活動在後趙(319—351)時期。佛圖澄不僅重視佛教的傳播，甚至以神異爲其佐證。他也重視戒學，持律嚴謹，平生“酒不逾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梁《高僧傳》卷九《竺佛圖澄傳》)佛圖澄不僅以戒學教授徒衆，而且對于先前傳入的戒律，亦複多有考校。所以道安評價說：“我之諸師，始秦受戒，又乏譯人，考校者鮮。先人所傳，相承謂是，至澄和上多所正焉。”(《出叁藏記集》卷十一《比丘大戒序》)

　　作爲一個西域僧人，佛圖澄雖沒讀過儒書，但在傳播佛教義理和戒律思想時能敏銳地抓住中國文化的精髓，找到了戒律與中國文化的契入點。他曾入石勒軍中以佛教慈悲觀和儒家的理念教化石勒，勸其“王者德化洽于宇內”，而使其減少殺戮。同時，雖然他強調“事佛在于清靜無欲，慈矜爲心”，但他仍然對佛教戒律有著更爲世俗化的理解。所以他雖然能夠勸說石勒或石虎不殺人，但他並不反對爲王者殺人，他只是反對濫殺人，這可能是對佛教戒律世俗化最徹底的理解。如他與北地的軍事統治者石虎間即有如下對話：

　　(石)虎常問澄：“佛法雲何

　　”

　　(佛圖)澄日：“佛法不殺。”

　　(石虎)：“朕爲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 既違戒殺生，雖複事佛，讵獲福耶

　　”

　　(佛圖)澄日：“帝王之事佛，當在心體恭心順，顯暢叁寶，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于凶愚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複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

　　虎雖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少。(梁《高僧傳》卷九《竺佛圖澄傳》)

　　佛圖澄還對後趙時期佛教儀軌的形成有著重要影響。據《晉書》卷九十五《佛圖澄傳》，以後趙著作郎王度爲代表的諸人曾上奏：“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但是，後趙幾代國主都因佛圖澄而崇佛，並下書允許民衆“至于飨祀，應從本俗(指佛教規範)，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高僧傳》卷九《佛圖澄傳》則記有石虎“夫製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無虧，何拘前代”之語。

　　如果我們考慮到佛圖澄曾被尊爲“大和尚”受到石勒、石虎的崇敬而得以參政，而且佛教在此時得到快速發展的尻義，我們可以說，這不僅得益于佛圖澄的人格力量，更是得益于通過這種力量而展示出的佛教戒律思想的影響…

《律學的萌芽：兩晉時期的律學活動(王建光)》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