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尼，宁有异法

　　”此时法始也许对此也不甚了解，只是说外国人(即西域天竺一带)，比丘尼者有五百戒，这可能即是其异处。后有大和尚告诉净检说，比丘尼戒与比丘戒大同小异，但尽管如此，女性出家如若不得比丘尼授受之法也不能授戒。因为尼有十戒得从大僧受，但当时中国尚无和尚尼，所以无所依止，大法难成。这从一方面反映了此时中国佛教的律学状况。

　　鉴于此，净检即拜谒西域沙门智山，问学比丘尼法，并剃发出家，但仅从之受十戒。与净检同时受戒者另有二十四人，此为中国有比丘尼之始。此后，她们于宫城西门共立竹林寺。因为此时中国未有尼师，她们为学为道则共咨净检。直到晋咸康(335—342)中，才有沙门僧建从月支国始得《僧只尼羯磨》及《戒本》。升平元年(357)，洛阳又请得外国沙门昙摩羯多为尼众设立戒坛，净检等四人才于此时同坛从大僧得受具足戒。从此，中国比丘尼之受戒才真正做到如法而行，尼众也得以受具戒。(《L匕丘尼传》卷一)此虽为中国比丘尼受戒的最早记录，但并不是从二部大僧而受。

　　四、法显和智猛西行求法

　　东晋后半叶，佛徒间兴起一个西行求法的运动，法显为其中佼佼者。和法显同时赴天竺的还有智严(358—4377)、宝云(376—449)等人。在法显西行四年后的元兴三年(404)，又有智猛(

　　一453)和昙纂等十五人西行。其中以法显取得的成就为最着。

　　释法显(

　　一约422)，姓龚，平阳郡武阳(今山西襄丘)人，三岁便度为沙弥，受大戒后，常慨经律舛阙，遂誓志寻求。晋隆安三年(399，也有说为隆安四年)，法显即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从长安出发，西渡流沙。法显在天竺游历三十余国，历时十一年，从中天竺摩竭提邑波连弗地的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诃僧只律》梵本，又得《萨婆多律抄》、《杂阿毗昙心》、《蜒经》、《方等泥洹经》等。他并于此地停留三年，学习梵语梵书。其后，他又持经像寄附商客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在此停留二年，寻得《弥沙塞律》、《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和其他梵本，均为汉地前所未有。法显于东晋义熙九年(413)乘商船返国至青州。

　　南返京师建康后，法显于道场寺与佛陀跋陀罗合译《摩诃僧只律》、《大般泥洹经》、《杂藏经》、《杂阿毗昙心论》等。此外，法显并集有《十诵律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戒本》一卷、《僧只比丘戒本》一卷、《僧尼戒本》一卷。其后，法显又至荆州，并卒于辛寺，终年八十六岁。(梁《高僧传》卷三《法显传》，《佛国记》)

　　法显求法的意义是很大的。首先，他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赴天竺求法者，而不是像朱士行仅仅是到了西域；其二，他取得经律论多种主要经典，尤其是他取得广本戒律，更是中国律学史上的第一次，因为《十诵律》是外国沙门在中国诵出梵本后而翻译的；其三，他居异乡十一年学得语言后而回国翻译，也开创了中国僧人取经回国后的翻译模式；其四，他写的《佛国记》也首开中土僧人西行着记，其文今天也成为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史料。

　　释智猛，雍州京兆新丰人，生卒年不详。他每听外国僧人说天竺国有释迦遗迹及方等众经，就慨然有感，驰心遐外。姚秦弘始六年(404)，智猛招集同志沙门十五人，从长安出发，经凉州入流沙，至迦维罗卫国。当时，此处佛影迹仍然存在，智猛得见佛发、佛牙及肉髻骨。智猛于南朝宋元嘉元年(424)自天竺返回，归途仅有昙纂为伴。他带回了从天竺取得的《大泥洹》梵本一部、《摩诃僧只律》一部等经梵本，后在凉州译出《大般泥洹经》二十卷。元嘉十六年(439)，智猛曾于钟山定林寺撰述游历事迹，元嘉末年于成都入化。(梁《高僧传》卷三《智猛传》)

　　五、戒坛的初兴

　　戒坛，指僧众用于说戒和举行授戒仪式，以使纳戒者感得戒体的地方，俗称坛场。因其略高于其四周的平地，所以又称为戒坛。

　　佛教之初是不设戒坛的，传戒即于露天之地进行作法。佛在只树园时，应楼至比丘之请始创置三坛：佛院门东名佛为比丘结戒坛，佛院门西名佛为比丘尼结戒坛，外院东门南置僧为比丘受戒坛。相传由大梵天王造佛院内东戒坛，魔王波旬造佛院内西戒坛。(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

　　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说印度那烂陀寺的戒坛“方大尺一丈余”。戒坛的设置原本无特别要求，仅仅选一清净地方结界即可。《善见律》中说，戒场上不得立房，纵使王立有惭愧，比丘剔坏余材草送住寺比丘，唯置佛殿及树木。道宣说，外国戒场多在露地，有如世间祭坛郊祀之所。

　　由于纳戒持律是僧众的重要仪式，所以后世对戒坛则极为重视，正如宋僧元照所说：“法既尊特，常地莫行。如持秘咒必结坛场，羯磨咒术，其类颇固。”(《资持记》卷上二)后来为示慎重，才以土、石、砖等筑成三层平坛作为戒坛，故戒坛又被称为戒场。有的还自坛上至下，构贲以琉璃，膳之用漆，其构图“如龙之蟠，如风之骞”。唐颜真卿的《抚州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对此有着细致的描写。在中国后世，戒坛往往是一组相对独立的建筑，戒坛殿前并建有一个小山门殿，由此进入，意味着达到解脱之境。戒坛中间并造有佛陀十大弟子中持律第一的优婆离塑像，以为僧众持律楷模，故而又称其为“优婆离殿”。

　　中国戒坛最早始于曹魏之时。魏嘉平、正元年间(249—255)由昙柯迦罗建于洛阳。他们根据译出不久的《僧只戒心》和《昙无德部四分戒本》的思想而创设戒坛。后有朱士行等十人于此受戒羯磨法，为汉地戒坛之始。依律准则，在中国授戒，僧需十人、尼需二十人。东晋以前一定的历史时期，毗尼师不足，则有过听许僧五人、尼十人得授戒的阶段。据《比丘尼传》卷一之《晋竹林寺净检尼传》载，直到东晋升平元年(357)，沙门昙摩羯多又于洛阳 戎坛，为净检等四人授具戒。此为中国比丘尼受戒的最早记录，也是中国北方寺院建立尼戒坛见于文献之始。

　　但是，在此阶段，由于戒和尚等因缘不备，这可能也造成了晋时戒坛的简陋。净检尼受戒即因“戒因缘经为难”，其法不成，而“因浮舟于泗”进行的，也即是在河上以船为坛的。(《比丘尼传》卷一《净检尼传》)

　　两晋之时，南北立戒坛者甚多。如，竺法护于扬都(南京)瓦官寺立坛；永和年间(345—356)，支道林于石城(山西黎城南)、汾州(浙江新昌)各立一坛，支法存于若耶(浙江绍兴)立戒坛，竺道壹于洞庭山立坛，竺道生于吴中虎丘立坛。(道宣《戒坛图经》)后来，建立戒坛之风气乃渐盛行全国，宫设私设均有。

　　第二节 东晋时僧人的律学思想和活动

　　东晋时南方佛教的中心是建康、扬州和庐山等地，北地后赵、前秦(苻秦)和后秦(姚秦)时代的佛教则是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此时的律学活动也大都在此展开。南北佛教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佛图澄、释道安和慧远等人。慧皎称赞他们“惟此三叶，世不乏贤”，“戒节严明，智宝炳人”。(梁《高僧传》卷八《论义解》)

　　一、佛图澄的戒律观

　　佛图澄(232—348)，天竺人，或为龟兹人，俗姓帛，又被称为竺佛图澄。西晋怀帝永嘉四年(310)，时年已经七十九岁的佛图澄至洛阳，其主要活动在后赵(319—351)时期。佛图澄不仅重视佛教的传播，甚至以神异为其佐证。他也重视戒学，持律严谨，平生“酒不逾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无欲无求”。(梁《高僧传》卷九《竺佛图澄传》)佛图澄不仅以戒学教授徒众，而且对于先前传入的戒律，亦复多有考校。所以道安评价说：“我之诸师，始秦受戒，又乏译人，考校者鲜。先人所传，相承谓是，至澄和上多所正焉。”(《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比丘大戒序》)

　　作为一个西域僧人，佛图澄虽没读过儒书，但在传播佛教义理和戒律思想时能敏锐地抓住中国文化的精髓，找到了戒律与中国文化的契入点。他曾入石勒军中以佛教慈悲观和儒家的理念教化石勒，劝其“王者德化洽于宇内”，而使其减少杀戮。同时，虽然他强调“事佛在于清静无欲，慈矜为心”，但他仍然对佛教戒律有着更为世俗化的理解。所以他虽然能够劝说石勒或石虎不杀人，但他并不反对为王者杀人，他只是反对滥杀人，这可能是对佛教戒律世俗化最彻底的理解。如他与北地的军事统治者石虎间即有如下对话：

　　(石)虎常问澄：“佛法云何

　　”

　　(佛图)澄日：“佛法不杀。”

　　(石虎)：“朕为天下之主，非刑杀无以肃清海内。 既违戒杀生，虽复事佛，讵获福耶

　　”

　　(佛图)澄日：“帝王之事佛，当在心体恭心顺，显畅三宝，不为暴虐，不害无辜。至于凶愚无赖，非化所迁，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但当杀可杀，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杀害非罪，虽复倾财事法，无解殃祸。愿陛下省欲兴慈，广及一切，则佛教永隆，福祚方远。”

　　虎虽不能尽从，而为益不少。(梁《高僧传》卷九《竺佛图澄传》)

　　佛图澄还对后赵时期佛教仪轨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据《晋书》卷九十五《佛图澄传》，以后赵着作郎王度为代表的诸人曾上奏：“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今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但是，后赵几代国主都因佛图澄而崇佛，并下书允许民众“至于飨祀，应从本俗(指佛教规范)，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则记有石虎“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无亏，何拘前代”之语。

　　如果我们考虑到佛图澄曾被尊为“大和尚”受到石勒、石虎的崇敬而得以参政，而且佛教在此时得到快速发展的尻义，我们可以说，这不仅得益于佛图澄的人格力量，更是得益于通过这种力量而展示出的佛教戒律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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