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力。正如时在京师建业的支道林所言，后赵“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竟出家”。(《晋书》卷九十五《艺术传》)石虎虽然不能尽从其所言，但仍得益不少。后人以“佛澄适赵，二石减暴；灵塔放光，苻健损虐”之语对此作了精辟的概括。(梁《高僧传》卷七《慧严传》)
二、道安的戒律观和律学活动
释道安(314—385)，本姓卫，常山扶柳人，十二岁出家，受具后游学至北方佛教中心邺城，入中寺佛图澄门下并受重视。道安对佛教义理有着精湛的把握，所以他起初讲经时面对“疑难峰起”，而能“挫锐解纷，行有余力”。道安随后游方问道，备访经律，又从业于竺法济和并州支昙。四十五时，道安返还冀地住受都寺。此时道安英名远播，被叹为“安法师道学之津梁，澄治之垆肆矣”。不久四方学士竞往师之，前秦国主苻坚也欲致之以为辅佐，晋孝武帝也有诏，给其俸一同王公。
作为中国佛教发展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道安不仅通过注释经典、编写经录、组织翻译、定音核文等活动广布佛法，同时也为中国佛教的规范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道安的戒律学思想
道安着作繁多，据巨赞法师考证有如下几类：其一是见于各大藏中的《人本欲生经注》一卷；其二是见于《出三藏记集》中且标明为道安法师所着的经序十四篇；其三是载于《出三藏记集》，未标作者但肯定为道安作的经论序六篇，以及《新集安公疑经录》和《新集安公注经录》；其四，不载于《出三藏记集》而存于《鼻那耶经》卷首的《鼻那耶经序》一篇。道安佚失的撰述更多，仅见于《出三藏记集》存目的即有三十种，另外存目于隋代《众经目录》、《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以及篇名见于唐元康的《肇论疏》、《文选注》、《乐邦文类》中的还有八种。①这些经论序不仅叙述了经文翻译的缘起和经过，也反映了道安对经文内容和精神的研习与领会。在诸多着作之中，与戒律相关的有《比丘大戒序》一篇(见于《出三藏记集》卷十一)、《鼻奈耶序》一篇(见于《大正藏》第二十四册)，今天失撰者被认为是道安所作的《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和《关中近出尼二种坛文夏坐杂十二事并杂事》卷前中后三记(均见于《出三藏记集》卷十一)。道安另有今天已经佚失的《法集旧制三科》等。
道安非常强调三藏之中戒律的重要性。他说：“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禅定也，三者智慧也。斯三者，至道之由户，泥洹之关要也。戒者，断三恶之干将也；禅者，绝分散之利器也；慧者，齐(济)药病之妙医也。”(《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比丘大戒序》)因此道安非常重视比丘的持戒修行，并贯彻以律制僧的精神。如他说：“若精进持戒，同亦当归死，不精进持戒，同亦当归死。宁持戒而死，不犯戒而生。”(《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比丘大戒序》)所以他做到“笃性精进，斋戒无阙”。(梁《高僧传》卷二《道安传》)同时，道安也不无羡慕地说：“外国重律，每寺立持律，月月相率说戒。说戒之日，终夜达晓，讽乎切教，以相维摄，犯律必弹，如鹰隼之逐鸟雀也。”(《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比丘大戒序》)
尽管此时律学经典翻译不备，但道安通过研读佛法大义，已经从更为完整的层面上认识到了佛教的经律论三藏的关系。对于戒定慧三学，道安不仅认识到戒是断三恶之干将，禅是绝分散之利器，慧是齐药病之妙医，他更强调说：“具此三者，干取道乎何有也。夫然用之有次，在家出家，莫不始戒以为基址也。”(《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比丘大戒序》)既然戒为能断一切邪行之剑，所以他也强调戒为三学之首。如他说：“戒虽检形，形乃百行舟舆也，须臾不矜不庄，则伤戒之心入矣。伤戒之心入，而后欲求不入三恶道，未所前闻也。故如来举为三藏之首也。”(《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比丘大戒序》)
鉴于当时真正的律学经典翻译不完备，我们可以看到道安对这种现象的拳拳之心。他曾自叹说：“道安常恨，三藏不具，以为阙然。”(道安《鼻奈耶序》，《大正藏》第二十四册)“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
此乃最急。四部不具，于大化有所阙”。(《出三藏记集》卷九《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叙》)他还说：“吾昔得大露精比丘尼戒，而错得其药方一柙，持之自随二十余年，无人传译。近欲参出，殊非尼戒。方知不相关通，至于此也。”(《出三藏记集》卷第十一《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其对戒律之渴仰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当他得闻罽宾三藏法师佛陀耶舍讽鼻奈经甚利，并已经来至长安时，随即请其翻译。在道安的努力下，于是佛陀耶舍诵出梵文，竺佛念为译，昙景笔受，两月有余则译出《鼻奈耶》四卷，长期困惑僧众的二百六十事疑碍之滞，顿时谩然。此律译成后，道安释然，叹道：“二年之中，于此秦邦，三藏具焉”，“而今而后秦土有此一部律矣。”欣喜之情跃然纸上。(道安《鼻奈耶序》)
道安那篇颇有先秦散文风格的《比丘大戒序》中说的：
昔从武遂法潜得一部戒，其言烦直，意常恨之。而今侍(按：指昙摩侍，于律特善)戒规矩同，犹如合符，出门应辙也……而嫌其丁咛，文多反复，即称命慧常，令斥重去复。 常乃避席谓：“大不宜尔。……戒犹礼也，礼执而不诵，重先制也，慎举止也。……此土尚书及与河洛，其文朴质，无敢措手，明祗先王之法言而慎神命也。何至佛戒，圣贤所贵，而可改之以从方文乎
恐失四依不言之教也。与其巧便，宁守雅正。译胡为秦，东教之士犹或非之，愿不刊削以从饰也。”于是案胡文书，唯有言倒，时从顺耳。(《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比丘大戒序》)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道安也是时常阅读为数不多的律学译述的。
(二)道安的律学活动
道安非常重视对佛教戒律的整理与翻译，曾寻请竺佛念、昙摩持、慧常等译出《十诵比丘戒本》、《比丘尼大戒》等。
道安说：“世尊制戒，必有所因。六群比丘生于贵族，攀龙附凤，虽贫出家，而豪心不尽，鄙悖之行，以成斯戒。”(《鼻奈耶序》)所以，他更为重视对制戒因缘的研究，重视从其他经典中寻章摘句，以务僧众修行之急需。
道安之世，《中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已经译出，其中有关戒律的论述和思想受到道安的重视。正是如此，他才说“《中阿含》首已明其旨，不复重序也。……外国岩岫之士，江海之人，于《四阿含》多咏味兹焉”。(《出三藏记集》卷九《增一阿含序》)以及“《增一阿含》者，比法条贯以数相次也。……其为法也，多录禁律，绳墨切厉，乃度世捡括也”。(《出三藏记集》卷第九《增一阿含序》)《中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有着丰富的律学思想，道安对此极为重视，如他说：“凡诸学士撰此二《阿含》，其中往往有律语，外国不通与沙弥白衣共视也，而今以后幸共护之，使与律同，此乃兹邦之急者也。”(《出三藏记集》卷九《增一阿含序》)
显然，正是基于当时戒律的翻译不备，道安极为重视从三藏中的“经藏”中理解和挖掘佛教戒律的内涵。在对佛教戒律思想正确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道安创制出了中国化的戒律或“僧尼轨范”以及《法门清式》二十四条。(《佛祖历代通载》卷六)此也是中国最早的“僧制”，惜今已不传，仅能从后人对它的称赞中了解其大概。
梁代慧皎说：““(道)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日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日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梁《高僧传》卷五《道安传》)其影响和作用可谓大也!正是有了道安的僧制，北地僧久的行为才被纳入到如法的规范中，使行香、定座、讲经、上讲、布萨、差使、悔过、六时行道、饮食、唱食等有了标准。·唐代道宣律师说：“行香咒愿法，《四分》中食竟方为咒愿说法。而此土盛行并在食前，道安法师布置此法，依而用之于理无失。，，(《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下，《大正藏》第四十册)
对于道安“凿空开荒，，的制定“僧制”，赞宁也说：“晋道安法师伤戒律之未全，痛威仪之多缺，故弥缝其阙，埭堰其流，立三例以命章，使一时而生信。，，虽然仅以三例，但是对于那些“过逾此法者，则别立遮防”。(《大宋僧史略》卷二)由此可见，道安的僧制是相对完整的，更是操作灵活的。所以习凿齿在写给时人谢安的书信中称赞道安：“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伎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高僧传》卷五《道安传》)正因为道安所创僧制的实用性，“安能肃众，上之三例，天下翕然奉行也”。(《大宋僧史略》卷二)这不仅有着道安的个人能力，也因为道安法师凭自己的威仪和道德感召而折服僧众，这与佛图澄时以幻化摄人有着根本的不同。
道安的“僧制，，的意义是深远的，此“僧尼轨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中国僧人在戒律缺失情况下的如法修行问题，也开创了中国僧
制的先河，影响了后世所传之诸种僧制、清规。其后，中国化的僧制渐
兴，如与其同时的支遁(314—366)着有《众僧集仪度》、慧远有《法社节度》。僧制的思想和行为更开其后禅门规式之先河，成为戒律中国化之先声。赞宁曾对此有着高度的评价：“今出家者，以华情学梵事耳，所谓半华半梵，亦是亦非。寻其所起，皆道安之遗法是。”(《大宋僧史略》卷一)显然，僧制的出现，是中国律学早期初步的、但是极为重要的思想成果。
道安对中国佛教制度的最大贡献之一可能即是他创以“释”为中国僧众之姓，这对规范中国佛教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从佛教入华至魏晋之时，中国沙门出家均依师为姓，故僧众姓各不同。道安认为僧众出家…
《律学的萌芽：两晋时期的律学活动(王建光)》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