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力。正如時在京師建業的支道林所言，後趙“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竟出家”。(《晉書》卷九十五《藝術傳》)石虎雖然不能盡從其所言，但仍得益不少。後人以“佛澄適趙，二石減暴；靈塔放光，苻健損虐”之語對此作了精辟的概括。(梁《高僧傳》卷七《慧嚴傳》)
二、道安的戒律觀和律學活動
釋道安(314—385)，本姓衛，常山扶柳人，十二歲出家，受具後遊學至北方佛教中心邺城，入中寺佛圖澄門下並受重視。道安對佛教義理有著精湛的把握，所以他起初講經時面對“疑難峰起”，而能“挫銳解紛，行有余力”。道安隨後遊方問道，備訪經律，又從業于竺法濟和並州支昙。四十五時，道安返還冀地住受都寺。此時道安英名遠播，被歎爲“安法師道學之津梁，澄治之垆肆矣”。不久四方學士競往師之，前秦國主苻堅也欲致之以爲輔佐，晉孝武帝也有诏，給其俸一同王公。
作爲中國佛教發展承前啓後的重要人物，道安不僅通過注釋經典、編寫經錄、組織翻譯、定音核文等活動廣布佛法，同時也爲中國佛教的規範化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一)道安的戒律學思想
道安著作繁多，據巨贊法師考證有如下幾類：其一是見于各大藏中的《人本欲生經注》一卷；其二是見于《出叁藏記集》中且標明爲道安法師所著的經序十四篇；其叁是載于《出叁藏記集》，未標作者但肯定爲道安作的經論序六篇，以及《新集安公疑經錄》和《新集安公注經錄》；其四，不載于《出叁藏記集》而存于《鼻那耶經》卷首的《鼻那耶經序》一篇。道安佚失的撰述更多，僅見于《出叁藏記集》存目的即有叁十種，另外存目于隋代《衆經目錄》、《隋書·經籍志》、《唐書·經籍志》以及篇名見于唐元康的《肇論疏》、《文選注》、《樂邦文類》中的還有八種。①這些經論序不僅敘述了經文翻譯的緣起和經過，也反映了道安對經文內容和精神的研習與領會。在諸多著作之中，與戒律相關的有《比丘大戒序》一篇(見于《出叁藏記集》卷十一)、《鼻奈耶序》一篇(見于《大正藏》第二十四冊)，今天失撰者被認爲是道安所作的《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和《關中近出尼二種壇文夏坐雜十二事並雜事》卷前中後叁記(均見于《出叁藏記集》卷十一)。道安另有今天已經佚失的《法集舊製叁科》等。
道安非常強調叁藏之中戒律的重要性。他說：“世尊立教法，有叁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禅定也，叁者智慧也。斯叁者，至道之由戶，泥洹之關要也。戒者，斷叁惡之幹將也；禅者，絕分散之利器也；慧者，齊(濟)藥病之妙醫也。”(《出叁藏記集》卷十一《比丘大戒序》)因此道安非常重視比丘的持戒修行，並貫徹以律製僧的精神。如他說：“若精進持戒，同亦當歸死，不精進持戒，同亦當歸死。甯持戒而死，不犯戒而生。”(《出叁藏記集》卷十一《比丘大戒序》)所以他做到“笃性精進，齋戒無阙”。(梁《高僧傳》卷二《道安傳》)同時，道安也不無羨慕地說：“外國重律，每寺立持律，月月相率說戒。說戒之日，終夜達曉，諷乎切教，以相維攝，犯律必彈，如鷹隼之逐鳥雀也。”(《出叁藏記集》卷十一《比丘大戒序》)
盡管此時律學經典翻譯不備，但道安通過研讀佛法大義，已經從更爲完整的層面上認識到了佛教的經律論叁藏的關系。對于戒定慧叁學，道安不僅認識到戒是斷叁惡之幹將，禅是絕分散之利器，慧是齊藥病之妙醫，他更強調說：“具此叁者，幹取道乎何有也。夫然用之有次，在家出家，莫不始戒以爲基址也。”(《出叁藏記集》卷十一《比丘大戒序》)既然戒爲能斷一切邪行之劍，所以他也強調戒爲叁學之首。如他說：“戒雖檢形，形乃百行舟輿也，須臾不矜不莊，則傷戒之心入矣。傷戒之心入，而後欲求不入叁惡道，未所前聞也。故如來舉爲叁藏之首也。”(《出叁藏記集》卷十一《比丘大戒序》)
鑒于當時真正的律學經典翻譯不完備，我們可以看到道安對這種現象的拳拳之心。他曾自歎說：“道安常恨，叁藏不具，以爲阙然。”(道安《鼻奈耶序》，《大正藏》第二十四冊)“雲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
此乃最急。四部不具，于大化有所阙”。(《出叁藏記集》卷九《漸備經十住胡名並書敘》)他還說：“吾昔得大露精比丘尼戒，而錯得其藥方一柙，持之自隨二十余年，無人傳譯。近欲參出，殊非尼戒。方知不相關通，至于此也。”(《出叁藏記集》卷第十一《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其對戒律之渴仰之情由此可見一斑。
當他得聞罽賓叁藏法師佛陀耶舍諷鼻奈經甚利，並已經來至長安時，隨即請其翻譯。在道安的努力下，于是佛陀耶舍誦出梵文，竺佛念爲譯，昙景筆受，兩月有余則譯出《鼻奈耶》四卷，長期困惑僧衆的二百六十事疑礙之滯，頓時謾然。此律譯成後，道安釋然，歎道：“二年之中，于此秦邦，叁藏具焉”，“而今而後秦土有此一部律矣。”欣喜之情躍然紙上。(道安《鼻奈耶序》)
道安那篇頗有先秦散文風格的《比丘大戒序》中說的：
昔從武遂法潛得一部戒，其言煩直，意常恨之。而今侍(按：指昙摩侍，于律特善)戒規矩同，猶如合符，出門應轍也……而嫌其丁咛，文多反複，即稱命慧常，令斥重去複。 常乃避席謂：“大不宜爾。……戒猶禮也，禮執而不誦，重先製也，慎舉止也。……此土尚書及與河洛，其文樸質，無敢措手，明祗先王之法言而慎神命也。何至佛戒，聖賢所貴，而可改之以從方文乎
恐失四依不言之教也。與其巧便，甯守雅正。譯胡爲秦，東教之士猶或非之，願不刊削以從飾也。”于是案胡文書，唯有言倒，時從順耳。(《出叁藏記集》卷十一《比丘大戒序》)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道安也是時常閱讀爲數不多的律學譯述的。
(二)道安的律學活動
道安非常重視對佛教戒律的整理與翻譯，曾尋請竺佛念、昙摩持、慧常等譯出《十誦比丘戒本》、《比丘尼大戒》等。
道安說：“世尊製戒，必有所因。六群比丘生于貴族，攀龍附鳳，雖貧出家，而豪心不盡，鄙悖之行，以成斯戒。”(《鼻奈耶序》)所以，他更爲重視對製戒因緣的研究，重視從其他經典中尋章摘句，以務僧衆修行之急需。
道安之世，《中阿含經》和《增一阿含經》已經譯出，其中有關戒律的論述和思想受到道安的重視。正是如此，他才說“《中阿含》首已明其旨，不複重序也。……外國岩岫之士，江海之人，于《四阿含》多詠味茲焉”。(《出叁藏記集》卷九《增一阿含序》)以及“《增一阿含》者，比法條貫以數相次也。……其爲法也，多錄禁律，繩墨切厲，乃度世撿括也”。(《出叁藏記集》卷第九《增一阿含序》)《中阿含經》和《增一阿含經》有著豐富的律學思想，道安對此極爲重視，如他說：“凡諸學士撰此二《阿含》，其中往往有律語，外國不通與沙彌白衣共視也，而今以後幸共護之，使與律同，此乃茲邦之急者也。”(《出叁藏記集》卷九《增一阿含序》)
顯然，正是基于當時戒律的翻譯不備，道安極爲重視從叁藏中的“經藏”中理解和挖掘佛教戒律的內涵。在對佛教戒律思想正確理解和把握的基礎上，道安創製出了中國化的戒律或“僧尼軌範”以及《法門清式》二十四條。(《佛祖曆代通載》卷六)此也是中國最早的“僧製”，惜今已不傳，僅能從後人對它的稱贊中了解其大概。
梁代慧皎說：““(道)安既德爲物宗，學兼叁藏，所製《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爲叁例：一日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日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叁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梁《高僧傳》卷五《道安傳》)其影響和作用可謂大也!正是有了道安的僧製，北地僧久的行爲才被納入到如法的規範中，使行香、定座、講經、上講、布薩、差使、悔過、六時行道、飲食、唱食等有了標准。·唐代道宣律師說：“行香咒願法，《四分》中食竟方爲咒願說法。而此土盛行並在食前，道安法師布置此法，依而用之于理無失。，，(《四分律刪繁補阙行事鈔》卷下，《大正藏》第四十冊)
對于道安“鑿空開荒，，的製定“僧製”，贊甯也說：“晉道安法師傷戒律之未全，痛威儀之多缺，故彌縫其阙，埭堰其流，立叁例以命章，使一時而生信。，，雖然僅以叁例，但是對于那些“過逾此法者，則別立遮防”。(《大宋僧史略》卷二)由此可見，道安的僧製是相對完整的，更是操作靈活的。所以習鑿齒在寫給時人謝安的書信中稱贊道安：“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伎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群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高僧傳》卷五《道安傳》)正因爲道安所創僧製的實用性，“安能肅衆，上之叁例，天下翕然奉行也”。(《大宋僧史略》卷二)這不僅有著道安的個人能力，也因爲道安法師憑自己的威儀和道德感召而折服僧衆，這與佛圖澄時以幻化攝人有著根本的不同。
道安的“僧製，，的意義是深遠的，此“僧尼軌範”不僅在一定程度上
解決了中國僧人在戒律缺失情況下的如法修行問題，也開創了中國僧
製的先河，影響了後世所傳之諸種僧製、清規。其後，中國化的僧製漸
興，如與其同時的支遁(314—366)著有《衆僧集儀度》、慧遠有《法社節度》。僧製的思想和行爲更開其後禅門規式之先河，成爲戒律中國化之先聲。贊甯曾對此有著高度的評價：“今出家者，以華情學梵事耳，所謂半華半梵，亦是亦非。尋其所起，皆道安之遺法是。”(《大宋僧史略》卷一)顯然，僧製的出現，是中國律學早期初步的、但是極爲重要的思想成果。
道安對中國佛教製度的最大貢獻之一可能即是他創以“釋”爲中國僧衆之姓，這對規範中國佛教的發展有著積極意義。從佛教入華至魏晉之時，中國沙門出家均依師爲姓，故僧衆姓各不同。道安認爲僧衆出家…
《律學的萌芽：兩晉時期的律學活動(王建光)》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