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無碑以傳，杖錫下山，遠涉征記。”
兩塊雲岩寺碑，一塊是立于明成化年間，喬缙撰文。喬缙，字廷儀，洛陽人。少颕敏，師事河東薛瑄。成化八年(壬辰， 1473)進士，授兵部主事，累遷郎中，出補四川參議。時馬湖府知府安鳌殺敘南衛千戶曹明，獄久不具，禦史檄缙，鞫治一訊即服。未幾，貴州苗蠻叛，命都禦史鄧廷瓒帥叁省兵討之，勅缙督饷。苗平，賜文绮寶鈔以旌之。久之不調，上疏乞歸，卒年七十二，所著有《性理解惑》、《河南郡志》及族譜若幹巻。[8]朱睦(木+契)作《喬公傳》。喬缙少小聰明，考上進士的年齡應不會太大。他于成化八年得進士，著有衆多的著作，也是一位文人與名人。他一生主要在外面做官，晚年才回到了故裏。此碑何時而作，沒有明確的記錄。成化一共二十叁年，即從1465至1487年間，這時喬缙可能還沒有回到老家，所以此碑文可能是在他告老還鄉之後，于成化之後的弘治年間所作。
從中國佛教史上看，從洪武到成化年間正是四川斷橋倫一系無際明悟的弟子楚山紹琦及其門下勢力廣爲傳播的時期。無際曾經“往河洛大乘山，谒獨空；入楚，禮無念。二和尚皆不遇。走繁昌山中，參古拙俊禅師。古拙，無准範五世徒也。其傳有自，見師大奇之，一言契合。以法授師，盡得其秘奧。”[9]無際到的大乘山在河洛地區，河是伏牛山地區的伊河，洛是洛陽的洛水，所以大乘山有可能是伏牛山地區的一座山巒。更重要的是無際到大乘山想谒拜的獨空和尚，在清代編的《釋鑒稽古略續集》[10] 裏“(永樂) 甲辰 二十二(1424)年”條，附有“國初名僧未見傳記者”21人，其中“獨空禅師”的名字就列入其中，說明當時獨空和尚的影響是有的。碑文提到的“獨空禅師”有可能屬于臨濟宗斷橋倫系一脈之後人。無際在世時，獨空和尚就已經有了名氣，這時無際還沒有名氣，應是一個年青人。無際于正統十一年(1446)溘然辭世。獨空禅師不應在晚于無際離世。伏牛山佛教本來就與無際明悟一系有很深的關系，喬缙于成化年間出名，在這之後才會有人來請他寫碑文，所以碑文的撰寫應有成化年間佛教的背景。喬缙有志撰寫了四十二卷的《河南郡志》，說明他對河南的曆史與鄉土習俗非常了解，因此此文有可能是在他到過伏牛山之後，應當地的僧人之請而撰寫的。碑文已經指出了，這篇文章撰寫因緣是“覺公照堂，禅棲歲久，稔達顛末，恐後世遂無碑以傳，杖錫下山，遠涉征記”，說明是在覺公照堂下山之後請喬缙撰寫的。遺憾的是喬缙雖然撰寫了這篇傳世的碑文，但是由于介紹寺裏的事情過于簡略，僅提到“亮公、廣公、覺公照堂”幾人的名字，還是使後人無法去做更多的曆史考察。
另一塊明碑有明確的撰寫年代，即于明政德十叁年(戊寅，1518)所出，應晚于喬缙碑數十年。碑文的撰寫者是王官之。碑文載王官之是“文林郎知河南府嵩縣事，前舉進士。”《河南通志》有“王官之，湖廣華容人，舉人，正徳十二年任。”[11]說明這是在他上任的第二年撰寫的文章。碑面陽文留下的“本寺住持僧興隆 執事僧澄惠思啓”是寺裏僧階最高的僧人，而“從住持 石僧伍景”應是寺裏次要人物，後面有“二十多個字的位置概無字迹”，可能是其它人的名字，由于字迹沒有，現在只能疑存，以俟後解。但是，將他們放在碑陽，是有特殊的意義，至少顯示了他們在寺院裏的地位。
碑面陰文列出的曆代禅師、庵主和功德主，應是寺裏的僧人與護法，將他們放在陰文之中，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他們都是處于次要的位置。“曆代禅師”是指曾經在寺裏住過的一些禅師的名字，然而喬缙碑裏所載的該寺的中興者歸空、廣公、亮公和覺公照堂等人卻不在此列，僅幾十年的時間過去，就被人遺忘，未免使人費解。“庵主”是一寺之主，就是住持，系宋代時的稱呼。《雲麓漫抄》卷六說：“漢明帝夢金人，而摩騰竺法始以白馬陁經入中國，明帝處之鴻胪寺，後造白馬寺居之，取鴻胪寺之義。隋曰道場。唐曰寺。本朝大曰寺，次曰院。在法寺有寺主，郡有僧首，總稱主首。宣和叁年禁稱主字，改曰管勾。院門同管勾。院門事供養主，作知事。庵主作住持。建炎初避禦名，改曰住持。”但是在這裏的庵主列了一大堆人，不知是根據爲何，有什麼意義？抑或是這些人都在不同的時期當過庵主，寺院實行的是庵主輪換製呢？又令人費解。按明代佛教的特點，這時的佛教特別強調正宗地位與傳承，如四川大足的《臨濟正宗碑》裏的僧人可以排列出“銘——惠——超——性——覺——悟——本——宗”之譜系，然而考察王官之碑陰的僧人名字，似乎是聯不起來這樣宗譜傳承和排不出譜系來。這或許和伏牛山的僧人走動太多有關系。
值得指出的是，碑文裏提到了“執事都提 都官監寺藏主副寺莊顯監寺典坐 庫頭西序 執事 前堂 首座後堂 西堂 首座立僧悅衆書記知慶(典)座”一系列的僧官僧職，說明雲岩寺是一座很正規的寺院，裏面的僧職一應俱全。喬缙碑又說該寺“攝梁入寺，大雄巍峨，左伽藍，右禅堂，鍾閣在前，左藏乘居殿，後鉛松茂卉，淩雲蔽日。”又曰“鍾鼓齊音，殿堂倫奂”，“約俊殿堂，煥乎整飾”，這無疑是一座大寺的風範，也應了“夫伏牛，天下名山也；雲岩，于下名刹也”之語，由是說明，雲岩寺的確是伏牛山上一座五髒俱全的規範寺院。
兩塊明碑都對伏牛山美侖美煥的自然山水與風景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喬缙碑雲：“野牛降伏而山名，白雲吐岫而寺號。山與寺相掩，寺與山相倚。扶草樹陰森，藤蘿交絡。”王官之碑雲：“蒼崖嶙峋，壁立萬仞，松柏陰森，競翠清馨襲人。僧舍散落，遍岩谷高下，陸下隱半見。遠眺諸山，巋然來朝，勢若星拱……則夫山川之美，風景之殊，民俗之淳溫，四境之內宣悉受知也。”溢美之詞增飾，遊人之心奔放，美景天下聞。同時兩碑都把雲岩寺的成立指向了唐自在禅師，說明在明代時，雲岩寺已經被天下公認爲是自在禅師的道場，也就成爲伏牛山佛教的實際源頭，有著重要的地位。
對雲岩寺的特點，兩碑也給予了非常明確的定位。王官之碑曰，雲岩寺“即(自在禅)師住錫明心之所，所以開勝名也。”雲岩寺僧人 “(良)以修心養性本納僧之家法。”喬缙碑則強調：“心因境靜，境逐心閑，可以修最上乘，解第一義。造乎其源，入乎無相，所謂轉惑見爲圓智，脫群迷爲正覺，舍大暗爲老明，必依此而得之也。”由是可見，以修心爲法門的煉魔法是雲岩寺，乃至整個伏牛山的突出代表，而雲岩寺的法門又應是整個伏牛山的重中之重。此外，我們還可以從前述的水齋法門得出雲岩寺的特點，這就是雲岩是一座實實在在的專用修心練魔的禅宗道場。
此外，王官之碑陰的文章也非常重要。明代佛教是我國佛教正在處于衰落的時期，這一時期佛教的特點，除了在理論上缺少創新之外，另一個特點就是世俗化的表現非常強烈。唐代自在禅師的師父馬祖道一建立了禅宗的道場，自在禅師的師弟百丈懷海立下了《百丈清規》，規定了禅宗的僧人要奉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理念，並且把它貫徹到寺廟的實際生活之中。碑陰首先就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迫于衣食，而荷镢操鋤日益開墾，所以山皆有田可種，而僧有果可食。”但是也正在這一點，宋元以後的佛教由于自食自力，僧團占有了大的量的土地，並積累了不少的寺産，富有的寺院經濟成爲一些人眼中觊觎的對象，爲此在各地的寺院裏面不斷地發生各種訴訟事件，許多寺院爲了保護自己的寺産，除了打官司之外，還將地界等刻在石碑上，以圖永遠保存，如大足的《寶頂常住田産》碑[12]《正堂示禁》碑[13]等即是。雲岩寺碑也是在這種形勢下僧人所做的一種圖存的努力而已。該文敘述了僧人與他人爭奪廟産的過程與來龍去脈，以及官府的斷案等等，爭奪的最後結果，則是寺産全部歸屬寺院，但不動産則永遠屬于官府，從另一個方面也說明了當時伏牛山佛教與官府之間的關系，由此可以進入研究政教關系的一面。總之，透過這件典型的事例，我們可以對伏牛山的佛教寺院經濟有一個更加詳細的了解，也爲伏牛山的佛教研究開拓了又一思路。
最後，明代嵩縣有名的寺院很多，記載在古籍裏的有慈光寺以及思遠寺等，特別是官方寺院在嵩縣古已有之，據說“龍興寺在嵩縣北思遠山，唐武後時嘗幸此，建乘涼閣，後改爲寺。”[14]兩塊明碑的記載，說明雲岩寺在明代已經有之，而且這時已經有上下二寺。但是經筆者所見，它應是在清代入于史籍之中。康熙年間的《河南通志》卷七曰：“伏牛山 在嵩縣叁百裏，即唐自在禅師修道處，接內鄉縣界。”卷七十中則記錄了雲岩寺，雲：“自在禅師學道既成，欲幽棲名山，問于師，師曰：逢牛則止。北行至嵩縣南山問道，或告曰此野牛嶺也。其牛據林莽噬人獵者，亦不敢施機爾，孤行且止。自在默然憶師語，而進至嶺，果見野牛，自在以法咒之牛馴伏，遂跨以行語曰，若到吾刹，即止行至下雲岩寺。牛止，自在曰，此地雖佳，而狹小，更進之乃行至上雲岩寺止，自在曰，可矣。下牛趺坐，而牛奔突，直上後山，絶頂躍入池中，俄而雲起晝晦，有龍現形，橫騰東西兩山之上，自在，祝雲娑伽娑伽夙性未化見大法身驚徒衆，可仍歸池中，吾爲說法，于是龍斂形，複入池中，今嵒頂小池，圍丈曰龍池。” 這裏的說法，明顯與明代的兩塊雲岩寺碑文相同，說明了經過數代人的努力，雲岩寺的影響已經增大，最終被載入史冊。所以到了乾隆年間的《大清一統志》卷一百六十叁收錄了該寺，記載“雲岩寺在嵩縣西南伏牛山上，有上下二寺。”此外，康熙和乾隆時期修的《嵩縣志》也記錄了這兩塊碑文。
雲岩寺的兩塊明碑，是伏牛山現存的最古老的文物了。經過數百年來的風風雨雨，它能夠被保存下來實屬不易。這兩篇碑文，爲研究伏牛山的個案提供了實例，在當前資料焏缺的情況下，這些資料的重要性是顯明易見的了。雖然這兩塊碑文還給我們留下了不少的不可理解的問題，但是隨著今後我國佛教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們相信有些問題會逐步得到解決與澄清的。
[責任編輯 劉繼保]
原載《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
作者黃夏年，1954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編審、世界宗教研究雜志社社長、《世界宗教文化》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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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康熙十二年刊本《嵩縣志》卷八，《雲岩寺》30-31頁，吳建設編著，嵩縣出版。
[2] 《雲岩寺》38-40頁，吳建設編著，嵩縣出版。
[3] 《雲岩寺》44-45頁，吳建設編著，嵩縣出版。
[4] 《續燈正統》凡例。
[5] 《續燈正統》凡例。
[6]《大足石刻銘文錄》第217頁，重慶出版社，199年8月初版。又本文中的銘文經過陳灼先生校補，文意和內容更全，故爲本文所用。參見陳灼《臨濟正宗記》碑跋，載《大足石刻研究》第58頁，2002年創刊號。另再參見拙文《大足寶頂始祖元亮曉山考——大足石刻〈臨濟正宗記〉碑研究》，載《中華文化論壇》，2005年第4期。
[7] 《終南山天龍會集缁門世譜》，《大正藏》第86卷。
[8] 《河南通志》卷五十九。《明史》沒有喬缙的傳記，但有其著書的記載，見《明史》卷九十七，志第七十叁。《行水金鑒》卷一百十一載喬缙督理山東泉源，使泉水大暢，漕運大濟的事迹，即“爲都水司，主事督理山東泉源。初漕由魚臺至臨清、行洸、汶沂、泗四水。其地複有泉百七十余道會于四水，而分流于漕渠。爲閘凡叁十有六，設守津吏，以時啓閉。爲淺二百二十，各有津老，以時疏治。然歲遠法弛，諸泉湮塞，或爲豪宦侵匿，漕運屢屢告艱。缙行郡，得堙塞泉四百，有奇侵匿泉二百，有奇合六百，余泉會于四水，漕運大濟。工部以績奏，改兵部職，方曆四川參議。”
[9] 王英《無際禅師塔銘》。
[10] 歸安杏溪蘧庵比丘大聞幻輪彙編，蘧庵居士嚴爾珪校梓。
[11] 《河南通志》卷叁十四。
[12] 《大足石刻銘文錄》第217頁。
[13] 《大足石刻銘文錄》第228-229頁。
[14] 《大清一統志》卷一百六十叁。
《伏牛山雲岩寺初探》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