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顯得淡薄了。
這一時期，日本佛教學者在對佛教梵文、巴利文原典、藏文譯經的研究，以及漢文藏經的收集、整理、出版方面；在對佛教史迹的考察方面；在對印度古代宗教哲學、印度佛教、中國佛教和日本佛教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中大部分重要的成果都先後傳譯中國，對中國近代佛教研究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如，在藏經方面，《大正新修大藏經》、《大日本續藏經》等，是一般佛教學者最普遍使用的原典讀本。在佛教史迹考察方面，由大谷探險隊整理出版的《西域考古圖》、《新西域記》，常盤大定的《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記》，松本文叁郎的《敦煌畫之研究》等，是研究西域佛教和中國佛教史迹、藝術不可或缺的參考書。在佛教史和佛教思想研究方面，高楠順次郎和木村泰賢合著的《印度哲學宗教史》，木村泰賢的《原始佛教思想論》，宇井伯壽的《印度哲學研究》、《支那佛教史》、《禅宗史研究》，境野黃洋的《支那佛教史綱》，鈴木大拙的《禅宗思想史研究》等，更是研究佛教史和佛教思想的中國學者最重要的參考書。
僅就中國佛教史研究方面來講，本世紀叁十年代以前中國學人所著之中國佛教史，大都脫胎于日本學者的著作。先是有各種翻譯書，如最早有楚南沙門聽雲、海秋于1912年共同譯的《叁國佛教略史》(日本島地墨雷、生田得能著于1890年)，最有影響的則是1922年慧圓居士爲武昌佛學院翻譯的《支那佛教史綱》(日本境野黃洋著于1907年)。其後開始出現中國學者自己編寫的著作，如在社會上有較大影響，出版于1929年的蔣維喬居士的《中國佛教史》，基本上是境野黃洋《支那佛教史綱》的改寫本，當然，其中蔣氏也增加了不少的新內容，如補充了北魏石窟造像、北京房山雲居寺石經，以及清代至民國時期佛教簡史等有關章節[11]。叁十年代以後，中國學人獨立研究的佛教史和佛教思想著作增多，其中一些作品對日本學人也頗有影響。如胡適先生的“神會和尚傳”和《神會和尚遺集》，盡管其中有不少武斷的結論，但其中提出的一些新觀點和新方法還是在學術界，包括日本學術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又如，湯用彤先生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更是以其豐富的資料、細致的分析、精辟的論斷，被中日兩國學者公認爲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方面的經典著作。
四
在中日近代佛教交流史中，兩國留學僧的往來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從現有史料看，近代來華留學日僧中似無特出者可記，然在中國留日僧中，卻有不少對中國近代佛教發展頗有影響的人。又，在近代留日僧中，又以學密教爲多，這是一個很鮮明的特點。
密教傳來中國有兩大支派，一支是由唐代開元叁大士(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傳入內地的密教，後人統稱之爲“唐密”。另一支也是在唐代，由蓮花生傳入西藏等地區的密教，後人統稱之爲“藏密”。傳入內地的密教，在唐中期曾盛極一時，然至晚唐已露衰微端倪。到了宋代，雖尚有法賢、施護、法天、天息災等一批譯師繼續譯出大量密部經論，然在教理上已無多發明。元代宏傳藏密，亦曾盛極一時。明清兩代亦嘗扶植藏傳佛教(藏密)，但主要是政治上的考慮，同時，其流傳也主要在宮廷和貴族階層，民間是不得隨意傳授真言密法的。因此，總起來說，唐密自元代以後，在中國內地基本上是中斷了。民國以來，先是，廣東潮安居士王弘願于1918年譯出日僧權田雷斧所著之《密宗綱要》，其後，權田雷斧又于1924年夏來華，在潮州爲王弘願等傳法灌頂，于是密教在內地民間開始流行，大有重興之勢，因而吸引了一批學僧學習、宏揚密教的熱情。其中，一部分學僧進藏專研藏密，一部分學僧則東渡日本求傳唐密。
日本所傳密法，都是在唐代由中國傳去的，然由于傳授師門之不同，到了日本又分爲“東密”和“臺密”兩派。唐時日本空海(弘法)大師來華求學，傳不空叁藏門下高徒惠果之大法，回日後于高野山建立密宗道場，大弘密教，至今不絕，稱爲“東密”。而與空海同時來唐求學之最澄(傳教)大師，則于天臺山國清寺師事道邃大師習天臺心法之同時，又從沙門順曉受灌頂法，習密教，回日後最澄把天臺教法密教化，創立了天臺密教，一般稱之爲“臺密”。或說空海所傳惠果之密法爲正統，而最澄所傳之臺密爲旁傳。因此，民國時期赴日學僧以學“東密”爲主，兼亦有學“臺密”者。
當時，學僧中赴日求學密法的很多，先後有大勇、持松、顯蔭、談玄等法師。大勇法師于1919年依太虛法師出家，次年于金山寺受具足戒後，赴五臺山頂禮文殊菩薩。1921年太虛在北京廣濟寺宣講《法華經》，大勇也前來聽講。是時，恰有日僧覺隨也在北京弘傳密法，他有意邀請太虛大師去日本，以傳授密法。然太虛大師無意于此，于是大勇即就此機緣而發願東渡。大勇于1922年冬入日本高野山密宗大學，專修密法，經一年左右，授阿阇黎位，乃于1923年10月回國。大勇法師本想回國後閉關專修數年，不料才到上海，即爲滬杭信徒懇請開壇傳法，隨即又爲武漢信徒請爲開壇。據雲，僅叁、四個月，大勇法師先後在上海、杭州、武漢等地開灌頂壇十余次，皈依及學法者達數百人之多。一時，中絕千年之久的唐密，頓顯重興之勢。
持松法師是與大勇法師同時赴日，于高野山依金山穆昭修學密法的。他在得阿阇黎位後，于1924年春回國。先于上海傳法，後于是年夏應邀至武漢主持洪山寶通寺，並開壇傳法。是年秋，由湖北督軍蕭耀南發起于寶通寺做《仁王護國般若經》大法會七日，並舉行結緣灌頂。在此七日法會中，每日來受法者有數百人，盛況空前。一時，洪山寶通寺，成了唐密重興之主要道場。
顯蔭法師于1923年冬到達日本高野山的，與持松法師一樣，依高野山天德寺穆昭阿阇黎修密法，受灌頂法。次年春回到上海，然僅過半年即因病圓寂了，年僅二十四歲。顯蔭法師天資聰明，慧解過人，可惜未能展其雄才，驟而英年早逝。
談玄法師東渡學密，不僅受日密兩部曼陀羅灌頂位，更重要的是他帶回了兩千余種密宗經典，以及不少密宗應用法物。這批密宗經典中，有不少是國內久已失傳者，彌足珍貴。
大勇、持松在武漢傳授密法的盛況，直接影響了武昌佛學院，當時佛學院內相當多的一批學僧都由此而歸向密教。然而，東密的興盛爲時並不長久。1924—25年間，班禅、白晉仁、多傑尊者等在北京宏揚藏密，一時聲勢浩大。其時大勇也在北京，于是他依白晉仁學藏密，改宗藏密。從此，東密開始衰微。然即此一度東密之複興，亦誠爲近代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五
1924年，由太虛大師聯合各界名流發起建立世界佛教聯合會，並于當年夏天在廬山召開籌備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歐洲只來了幾名代表，東南亞的一些佛教國家則沒有代表出席，唯有日本，派出了陣容強大的代表團，其中有日本法相宗長佐伯定胤，東京帝國大學著名佛教學者木村泰賢等。于是，這次會議實際上成了中日佛教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中日雙方商定，次年(1925)在日本召開一次東亞佛教大會，中國派出代表參加。這兩次會議是近代中日佛教界的重要交流活動。
廬山世界佛教聯合會後，日本代表團應邀赴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參觀訪問，受到了各地佛教信衆的熱烈歡迎。在上海，木村泰賢教授作了題爲“大乘特質”的學術報告，重點講述了法相宗的要義。佐伯定胤大僧正則作了題爲“日本所得中國文化影響”的學術報告，主要講述了佛教由中國經朝鮮傳入日本的過程，及日本佛教徒觀念變遷等問題。聽講者有二百余人。在南京，日本佛教代表團受到支那內學院的熱烈歡迎，並于南京毗盧寺召開了歡迎大會，到會者有叁百余人。會上，佐伯僧正作題爲“唯識淺義”之專題報告，木村教授則作題爲“日本佛教之近況”的專題報告。在南京期間，日本代表團還專程訪問了支那內學院，對內學院所取得的成績，極爲贊歎。當即以日本法隆寺與東京帝大印度哲學研究室的名義，與內學院簽訂了交換知識及書籍的協定。同時，又由藥師專橋本和尚與內學院簽訂交換藏文佛典的協議。又，水野曉梅聲明捐贈一部《大正藏》給內學院圖書館，並今後互贈圖書等。在北京，北京佛教會在大佛寺舉行歡迎大會，由佐伯僧正作“法相宗要旨”的演講。而在北京佛教青年會的歡迎會上，則由木村教授作“佛教與人生”的演講。
日本佛教代表團回國後，對中國佛學研究的情況也有很好的報導，介紹了內學院、武昌佛學院，以及一些大學中提倡佛學研究等情況，認爲中國佛教研究已呈複蘇現象，而其中尤以法相學最爲突出。由此可見，這次大會有力地推動了中日兩國佛教學者之間的相互了解，從而有力地推動了中日兩國佛教學者之間的交流。
第二年(1925)十一月，在日本東京召開了東亞佛教大會，中國派出了總計叁十人的代表團，道階和太虛分別擔任正副團長。會上太虛作了題爲“阿陀那識之研究”的學術報告。會後代表團參觀訪問日本各地，與各界人士廣泛接觸，特別是與當時日本佛教學術界的一流學者們，如南條文雄、木村泰賢、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常盤大定等的交流，以及在京都的一次聚會中，日方十多位佛學專家，與中國佛教代表團一起討論有關佛教中的一些疑難問題，這些都大大地增進了兩國學者之間的相互了解。
太虛大師通過這幾次與日本佛教學者的交流，以及對日本佛教的實地考察，形成了他對近代中日兩國佛教之間的差異，以及各自的優缺點，有了極爲深刻的了解和把握。1925年太虛大師在其“敬告亞洲佛教徒”一文中，對中日兩國近代佛教的異同和各自的優缺點，作了詳細的分析。他認爲，中日佛教各自分別有“四短四長”。中國佛教的“四短四長”是：
“利濟社會事業及教化社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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