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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日本佛教学者在对佛教梵文、巴利文原典、藏文译经的研究，以及汉文藏经的收集、整理、出版方面；在对佛教史迹的考察方面；在对印度古代宗教哲学、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大部分重要的成果都先后传译中国，对中国近代佛教研究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在藏经方面，《大正新修大藏经》、《大日本续藏经》等，是一般佛教学者最普遍使用的原典读本。在佛教史迹考察方面，由大谷探险队整理出版的《西域考古图》、《新西域记》，常盘大定的《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松本文三郎的《敦煌画之研究》等，是研究西域佛教和中国佛教史迹、艺术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在佛教史和佛教思想研究方面，高楠顺次郎和木村泰贤合著的《印度哲学宗教史》，木村泰贤的《原始佛教思想论》，宇井伯寿的《印度哲学研究》、《支那佛教史》、《禅宗史研究》，境野黄洋的《支那佛教史纲》，铃木大拙的《禅宗思想史研究》等，更是研究佛教史和佛教思想的中国学者最重要的参考书。
仅就中国佛教史研究方面来讲，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中国学人所著之中国佛教史，大都脱胎于日本学者的著作。先是有各种翻译书，如最早有楚南沙门听云、海秋于1912年共同译的《三国佛教略史》(日本岛地墨雷、生田得能著于1890年)，最有影响的则是1922年慧圆居士为武昌佛学院翻译的《支那佛教史纲》(日本境野黄洋著于1907年)。其后开始出现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著作，如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出版于1929年的蒋维乔居士的《中国佛教史》，基本上是境野黄洋《支那佛教史纲》的改写本，当然，其中蒋氏也增加了不少的新内容，如补充了北魏石窟造像、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以及清代至民国时期佛教简史等有关章节[11]。三十年代以后，中国学人独立研究的佛教史和佛教思想著作增多，其中一些作品对日本学人也颇有影响。如胡适先生的“神会和尚传”和《神会和尚遗集》，尽管其中有不少武断的结论，但其中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和新方法还是在学术界，包括日本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又如，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更是以其丰富的资料、细致的分析、精辟的论断，被中日两国学者公认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方面的经典著作。
四
在中日近代佛教交流史中，两国留学僧的往来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从现有史料看，近代来华留学日僧中似无特出者可记，然在中国留日僧中，却有不少对中国近代佛教发展颇有影响的人。又，在近代留日僧中，又以学密教为多，这是一个很鲜明的特点。
密教传来中国有两大支派，一支是由唐代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传入内地的密教，后人统称之为“唐密”。另一支也是在唐代，由莲花生传入西藏等地区的密教，后人统称之为“藏密”。传入内地的密教，在唐中期曾盛极一时，然至晚唐已露衰微端倪。到了宋代，虽尚有法贤、施护、法天、天息灾等一批译师继续译出大量密部经论，然在教理上已无多发明。元代宏传藏密，亦曾盛极一时。明清两代亦尝扶植藏传佛教(藏密)，但主要是政治上的考虑，同时，其流传也主要在宫廷和贵族阶层，民间是不得随意传授真言密法的。因此，总起来说，唐密自元代以后，在中国内地基本上是中断了。民国以来，先是，广东潮安居士王弘愿于1918年译出日僧权田雷斧所著之《密宗纲要》，其后，权田雷斧又于1924年夏来华，在潮州为王弘愿等传法灌顶，于是密教在内地民间开始流行，大有重兴之势，因而吸引了一批学僧学习、宏扬密教的热情。其中，一部分学僧进藏专研藏密，一部分学僧则东渡日本求传唐密。
日本所传密法，都是在唐代由中国传去的，然由于传授师门之不同，到了日本又分为“东密”和“台密”两派。唐时日本空海(弘法)大师来华求学，传不空三藏门下高徒惠果之大法，回日后于高野山建立密宗道场，大弘密教，至今不绝，称为“东密”。而与空海同时来唐求学之最澄(传教)大师，则于天台山国清寺师事道邃大师习天台心法之同时，又从沙门顺晓受灌顶法，习密教，回日后最澄把天台教法密教化，创立了天台密教，一般称之为“台密”。或说空海所传惠果之密法为正统，而最澄所传之台密为旁传。因此，民国时期赴日学僧以学“东密”为主，兼亦有学“台密”者。
当时，学僧中赴日求学密法的很多，先后有大勇、持松、显荫、谈玄等法师。大勇法师于1919年依太虚法师出家，次年于金山寺受具足戒后，赴五台山顶礼文殊菩萨。1921年太虚在北京广济寺宣讲《法华经》，大勇也前来听讲。是时，恰有日僧觉随也在北京弘传密法，他有意邀请太虚大师去日本，以传授密法。然太虚大师无意于此，于是大勇即就此机缘而发愿东渡。大勇于1922年冬入日本高野山密宗大学，专修密法，经一年左右，授阿阇黎位，乃于1923年10月回国。大勇法师本想回国后闭关专修数年，不料才到上海，即为沪杭信徒恳请开坛传法，随即又为武汉信徒请为开坛。据云，仅三、四个月，大勇法师先后在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开灌顶坛十余次，皈依及学法者达数百人之多。一时，中绝千年之久的唐密，顿显重兴之势。
持松法师是与大勇法师同时赴日，于高野山依金山穆昭修学密法的。他在得阿阇黎位后，于1924年春回国。先于上海传法，后于是年夏应邀至武汉主持洪山宝通寺，并开坛传法。是年秋，由湖北督军萧耀南发起于宝通寺做《仁王护国般若经》大法会七日，并举行结缘灌顶。在此七日法会中，每日来受法者有数百人，盛况空前。一时，洪山宝通寺，成了唐密重兴之主要道场。
显荫法师于1923年冬到达日本高野山的，与持松法师一样，依高野山天德寺穆昭阿阇黎修密法，受灌顶法。次年春回到上海，然仅过半年即因病圆寂了，年仅二十四岁。显荫法师天资聪明，慧解过人，可惜未能展其雄才，骤而英年早逝。
谈玄法师东渡学密，不仅受日密两部曼陀罗灌顶位，更重要的是他带回了两千余种密宗经典，以及不少密宗应用法物。这批密宗经典中，有不少是国内久已失传者，弥足珍贵。
大勇、持松在武汉传授密法的盛况，直接影响了武昌佛学院，当时佛学院内相当多的一批学僧都由此而归向密教。然而，东密的兴盛为时并不长久。1924—25年间，班禅、白晋仁、多杰尊者等在北京宏扬藏密，一时声势浩大。其时大勇也在北京，于是他依白晋仁学藏密，改宗藏密。从此，东密开始衰微。然即此一度东密之复兴，亦诚为近代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五
1924年，由太虚大师联合各界名流发起建立世界佛教联合会，并于当年夏天在庐山召开筹备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欧洲只来了几名代表，东南亚的一些佛教国家则没有代表出席，唯有日本，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其中有日本法相宗长佐伯定胤，东京帝国大学著名佛教学者木村泰贤等。于是，这次会议实际上成了中日佛教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日双方商定，次年(1925)在日本召开一次东亚佛教大会，中国派出代表参加。这两次会议是近代中日佛教界的重要交流活动。
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后，日本代表团应邀赴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参观访问，受到了各地佛教信众的热烈欢迎。在上海，木村泰贤教授作了题为“大乘特质”的学术报告，重点讲述了法相宗的要义。佐伯定胤大僧正则作了题为“日本所得中国文化影响”的学术报告，主要讲述了佛教由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的过程，及日本佛教徒观念变迁等问题。听讲者有二百余人。在南京，日本佛教代表团受到支那内学院的热烈欢迎，并于南京毗卢寺召开了欢迎大会，到会者有三百余人。会上，佐伯僧正作题为“唯识浅义”之专题报告，木村教授则作题为“日本佛教之近况”的专题报告。在南京期间，日本代表团还专程访问了支那内学院，对内学院所取得的成绩，极为赞叹。当即以日本法隆寺与东京帝大印度哲学研究室的名义，与内学院签订了交换知识及书籍的协定。同时，又由药师专桥本和尚与内学院签订交换藏文佛典的协议。又，水野晓梅声明捐赠一部《大正藏》给内学院图书馆，并今后互赠图书等。在北京，北京佛教会在大佛寺举行欢迎大会，由佐伯僧正作“法相宗要旨”的演讲。而在北京佛教青年会的欢迎会上，则由木村教授作“佛教与人生”的演讲。
日本佛教代表团回国后，对中国佛学研究的情况也有很好的报导，介绍了内学院、武昌佛学院，以及一些大学中提倡佛学研究等情况，认为中国佛教研究已呈复苏现象，而其中尤以法相学最为突出。由此可见，这次大会有力地推动了中日两国佛教学者之间的相互了解，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日两国佛教学者之间的交流。
第二年(1925)十一月，在日本东京召开了东亚佛教大会，中国派出了总计三十人的代表团，道阶和太虚分别担任正副团长。会上太虚作了题为“阿陀那识之研究”的学术报告。会后代表团参观访问日本各地，与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特别是与当时日本佛教学术界的一流学者们，如南条文雄、木村泰贤、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常盘大定等的交流，以及在京都的一次聚会中，日方十多位佛学专家，与中国佛教代表团一起讨论有关佛教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这些都大大地增进了两国学者之间的相互了解。
太虚大师通过这几次与日本佛教学者的交流，以及对日本佛教的实地考察，形成了他对近代中日两国佛教之间的差异，以及各自的优缺点，有了极为深刻的了解和把握。1925年太虚大师在其“敬告亚洲佛教徒”一文中，对中日两国近代佛教的异同和各自的优缺点，作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中日佛教各自分别有“四短四长”。中国佛教的“四短四长”是：
“利济社会事业及教化社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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