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儒釋道“叁教的融合”

　　當我們問什麼是中國傳統文化時，大多數人會不加思索地回答道：儒家思想。這是由于有漢武帝接受衛绾、田蚡、董仲舒等人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又有自南宋末至清末約六百余年間，作爲官方思想的“理學”，是以批判佛老異端、繼承儒家道統爲旗幟的；以及作爲儒家思想文化的代表著作“五經”、以至“叁十經”，也一直被曆代封建統治者奉爲中華文化的基本典籍，儒家思想獲得了中國文化的正統地位，被視作中華文化的代表。

　　然而，在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著除儒家思想體系以外的其它許多學派思想體系，如道家、法家、名家、陰陽家、墨家，以及後來傳入的印度佛教等。這些學派在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中都起著作用，儒家並未獨占中華傳統文化的全部陣地，中華傳統文化並非單一的儒家文化。即使是儒家思想本身，在其發展進程中，自戰國時期起，也早已失去了它的原始單純性，而不斷地融入了其它學派的不同思想成分。漢代獨尊的所謂儒術，其實已經是嚴重地陰陽五行化了的儒家思想；魏晉時期的儒家則滲入了大量的老莊道家思想；隋唐儒家思想受到佛教理論的嚴重挑戰和影響；宋明理學則更是在排斥佛老的同時，大量吸收佛老理論以補充儒學的一種思想體系。可見，當我們說到所謂儒家文化傳統時，必須充分注意它所包含的複雜內涵。

　　因而，我們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深入考察時，絕不可忽視在中華文化發展過程中或多或少起過作用的各種思想、學派之間的對立和滲透，排斥和融合。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可以包括一整部中國哲學史、思想史或文化史。在這篇短文中，僅准備就在中華傳統文化發展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儒釋道叁家之間的矛盾鬥爭和相互融合，作一些簡單的介紹，並就此談一些想法。

　　我們先從儒道兩家的沖突和融合談起。

　　儒道兩家前後都形成于春秋末期。但在春秋末至戰國初，則是儒墨兩家的對立最爲尖銳，在社會上的影響也最大，被稱之爲當時的兩大“顯學“。道家學派發展至戰國中期莊子等人時，始蔚爲大觀，從而成爲先秦時期與儒墨鼎足而立的叁大學派之一。戰國中後期，在文化思想方面出現了一個諸子百家競相爭鳴的繁榮局面。這時，一方面是各學派內部的大分化，如《韓非子·顯學篇》中說的：“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叁，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莊子·天下篇》談到當時的道家，也有“彭蒙、田骈、慎到”，“關尹、老聃”，“莊周”叁家之別。此外，法家有齊法家和叁晉法家之分，名家有惠施合同異和公孫龍離堅白之爭等等。然而與此同時，也形成了一股各學派(主要是儒道法叁家)相互滲透、融合的發展趨勢。在今傳《管子》一書中，我們可以找到戰國中後期各學派相互融合的各類代表作。其中既有以儒爲主，儒道、儒法融合的作品；也有以道爲主，道儒、道法融合的作品；以及以法爲主，法儒、法道融合的作品。在荀子的思想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以儒爲主，融合法、道，兼采名、墨的傾向。在韓非的思想中，以法爲主，融合道家的特點也是明顯的。他的《解老》、《喻老》對老子道家思想有重要的發展。而形成于戰國中後期的易傳《系辭》，則明顯地是儒、道、陰陽思想融合的産物。

　　在不同學派的相互對立鬥爭中，必然會導致相互之間的滲透和融合，這是不以任何學派或個人的主觀意志爲轉移的，只是其中有自覺或不自覺，高明或拙劣的分別而已。

　　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之父司馬談，在論述先秦六家之要旨時，援引了《周易·系辭》中“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的觀點，詳細地分析了各家思想的優缺點，然後從道家的立場出發，認爲道家乃博采衆家之長而融會貫通之的最完善的學派。他說：“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采，事少而功多。”(《史記·自序》)

　　司馬談的分析論述，符合西漢初期盛行的黃老之學的真實情況，即以道家無爲而治思想爲主體，博采陰陽儒墨名法之長。

　　兩漢自漢武帝起，雖說推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方針，以期收以思想上“一統”之效。其實，終兩漢之期，道家思想始終與儒家並存，在社會上有著廣泛的影響。而陰陽五行學說，則深深地滲透了儒道兩家思想的血脈之中。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班固奉旨編定的《白虎通義》是兩漢正統儒家思想的範本，然兩者都是以陰陽五行學說作爲儒家政治、倫理理論的形上學根據的。從《文子》、《淮南子》到嚴君平《道德指歸》、河上公《老子章句》，這些兩漢的道家代表著述中，也都大量引入了陰陽五行學說。兩漢之際的揚雄，融攝儒道而作《太玄》，東漢的王充作《論衡》則聲言“雖違儒家之說”，然“合黃老之義也。”(《論衡·自然篇》)。被稱爲“經學”時代的兩漢，在文化思想領域中照樣呈現現出缤紛的色彩和沖突、融合的複雜局面。

　　魏晉時期的玄學，標志著儒道思想在沖突中的進一步滲透和融合。王弼所謂聖人體無，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于有，故恒致歸于無，已熔儒道有無之說于一爐。至于郭象，在《莊子注》中高唱“內聖外王”之道，所謂“聖人雖在廟常之上，然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逍遙遊注》)，則真可謂將儒道兩家主要思想，融會到了無法再分你我的極高明之地。因此，王弼、郭象的玄學體系，在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它對以後的宋明理學，有著極深的影響。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後，至東晉南北朝時開始在社會上，特別在思想文化方面，發生了廣泛的影響。在姚秦的首都長安(今西安)，以鸠摩羅什爲首的譯經場，形成了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翻譯佛教經典的高潮。其時南北高僧居士輩出，終于使佛教成爲足以與儒道相鼎立的一種理論勢力，且透露出壓倒儒道的趨勢。

　　佛教取得這樣的社會影響，是經過一個相當長的、在中華文化環境下自我調整的過程的。西晉以前，中國人信佛者極少[1]。東漢時期，佛教被視作與道家清靜無爲之道，以及民間神仙方術一樣的東西，對其教義理論的根本精神並沒有深切的了解。自東漢末至叁國時期，雖說也已翻譯了一些佛教經典，但大多是依傍道家思想和比附中國傳統的固有名詞概念，即使用所謂“格義”的方法。這也還不能使人們真正了解佛教的理論精神之所在。因此，不少人主張譯經當“以不閑方言，求識辭趣”爲上(道安《鞞婆沙序》，見《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卷一第５０頁)。又在玄學方法論的影響下，竭力提倡對佛經精神的了解，也必面以“得意”爲宗旨。如道生：“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竺道生傳》同上第２１６頁)鸠摩羅什及其弟子所翻譯的佛典，大致達到了這樣的要求，因此對于佛教的廣泛傳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當佛教在社會文化思想方面的影響越來越大之後，隨之而來就發生了作爲外來文化的佛教思想與傳統文化儒道思想之間的沖突。按照人們原先的了解，道家思想不應與佛教有多少沖突。此時的佛道沖突已變化爲道教與佛教之間爭奪社會地位的沖突。然而與此同時，佛道之間的相互影響和融合也十分突出。如東晉某種名僧人僧肇，深通道家莊子之學，他所作的《肇論》，用莊周汪洋恣睢的文辭、道家的名詞概念來宣揚大乘性空中道觀。在使用中國文辭和概念表達佛教理論方面，達到了不露一絲琢痕的高妙境地。在佛教中國化的進程中，有著重要的貢獻。此外，隋唐之際興起的天臺宗，唐代中期以後發展起來的密宗等佛教宗派，也都明顯受道教影響。同時，道教受佛教的影響尤爲明顯，諸如仿照佛藏而編造道藏等。唐以後的道教典籍中，包括許多基本道經的注疏，如唐成玄英的《老子義疏》、《莊子注疏》等，都大量地引入了佛教的要領和理論。至于道士談佛理，和尚注道經的現象，在曆史上也屢見不鮮。

　　東晉南北朝時期儒佛的沖突，開始主要集中于入世與出世的不同人生目的，以及佛教教規與傳統倫常關系的矛盾上，以後則又有神學理論上的爭論。這一時期佛教與傳統文化之間的沖突，大致可歸納爲叁方面問題：１．僧人棄父母而出家，是否與傳統的孝道抵觸；２．出家僧人是否應當禮拜王者；３．神滅還是神不滅。在相互尖銳的鬥爭中，隨之也出現了一股調和、融合儒佛的思潮。如東晉著名文學家孫綽，在其《喻道論》中即倡言所謂“周孔救極蔽，佛教明其本”(見《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卷一第２７頁)，又如著名僧人慧遠也說：“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同上第８４頁)

　　這一時期調和、融合佛儒者，主要來自佛教信仰者。一般講，他們對上述第一方面的問題，多以佛也有“報恩父母”、勸人爲孝的教導，佛教以立身行道，永光其親，因而是最根本的孝道等等，以此來證明佛教的出家並不違背傳統在家的孝道。對第二方面的問題，經過激烈的爭論，也是以調和解決的。慧遠的《沙門不敬王者論》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他聲稱，出家僧人雖“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所以凡是“悅釋迦之風者，辄先奉親而敬君。”又說：“變俗投簪者(指出家當和尚)，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同上第８２頁)慧遠的說法是以實際上的服從王者，換得免去形式上的“形屈之禮。”至于以後的僧人，連這一點形式上的方外之法也不能保存。在中國，王權始終是高于教權的。在以上兩方面問題上，基本上都是以佛教的妥協或迎合傳統而告終的。這也正是佛教能在中國站住腳，並得以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至于對第叁方面的問題，調和論者則竭力尋找各種資料，以趨附、證明佛教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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