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愷、真谛與早期唯識學的命運
徐文明
摘要：本文對于慧愷從學真谛的史事進行了考察，指出慧愷前後兩次從學真谛，但真正參與譯經並發揮核心作用始于第二次。真谛弘法非時、屢受挫折有多種原因，其不谙政治、所投非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條，這不僅決定了真谛本人及其僧團的命運，也使早期唯識學注定了偏居一隅、不絕如縷的悲慘遭遇。
關鍵詞：慧愷，真谛，唯識學，玄奘，命運。
慧愷(518-568)是真谛(499-569)最重要的弟子之一，也是他譯經的得力助手，二人是真谛僧團和早期唯識學派的核心人物，他們的命運也決定了早期唯識學派的命運。學界對于慧愷與真谛的關系及其在真谛門下的地位早有定論，然而對于他何時從學真谛尚有疑意，需要進一步的考察。
據《續高僧傳》卷一慧愷傳：
智愷，俗姓曹氏，住楊都寺。初與法泰等前後異發，同往嶺表，奉祈真谛。愷素積道風，詞力殷贍。乃對翻《攝論》，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並了，都合二十五卷。後更對翻《俱舍論》，十月便了，文疏合數八十叁卷。谛雲：“吾早值子，綴緝經論，結是前翻，不應缺少。今譯兩論，詞理圓備，吾無恨矣。”[1]
如此慧愷是與法泰等前後到達嶺南，在那裏奉事真谛的。據《法泰傳：
釋法泰，不知何人，學達釋宗，跨轹淮海，住楊都大寺。與慧愷、僧宗、法忍等，知名梁代，並義聲高邈，宗匠當時。有天竺沙門真谛，挾道孤遊，遠化東鄙。會虜冠勍殄，僑寓流離一十余年，全無陳譯。將旋舊國，途出嶺南，爲廣州刺史歐陽頠固留，因欲傳授，周訪義侶，擬閱新文。泰遂與宗、愷等，不憚艱辛，遠尋叁藏，于廣州製旨寺。筆受文義。[2]
這裏說得比較清楚，法泰與僧宗、慧愷等一起到達嶺南，從學真谛于廣州。又據《真谛傳》：
至文帝天嘉四年，揚都建元寺沙門僧宗、法准、僧忍律師等，並建業標領，欽聞新教，故使遠浮江表，親承勞問。谛欣其來意，乃爲翻《攝大乘》等論，首尾兩載，覆疎宗旨。而飄寓投委，無心甯寄，又泛小舶至梁安郡，更裝大舶，欲返西國。學徒追逐，相續留連。太守王方奢，述衆元情，重申邀請。谛又且修人事，權止海隅，伺旅束裝，未思安堵。至叁年九月，發自梁安，泛舶西引。業風賦命，飄還廣州。十二月中上南海岸，刺史歐陽穆公頠，延住製旨寺，請翻新文。谛顧此業緣，西還無措，乃對沙門慧愷等，翻《廣義法門經》及《唯識論》等。[3]
這裏的敘述有點顛倒。真谛由于在華弘法不順，又至晚景，故意欲歸國。于天嘉叁年(562)九月從梁安(今福建省南安市)泛舟西行，結果被風吹還廣州，于其年十二月中登岸，時刺史歐陽頠延住製旨寺，請譯新經。法泰、慧愷、僧宗、法准、僧忍等就是此時聞風來到廣州。
然據慧愷《攝大乘論序》：
愷昔嘗受業，已少滌沈蔽。服膺未久，便致暌違。今重奉值，倍懷蹈舞。複欲飡和禀德，訪道陳疑。雖殷懃叁請，而不蒙允遂，恍然失圖，心魂靡托。[4]
這表明慧愷于天嘉叁年末或四年正月來到廣州，是與真谛再次相見，以往曾經受業于真谛。然而慧愷何時初次見到真谛的呢？真谛于太清二年(548)首次來到建康，而慧愷爲都下阿育王寺僧[5]，二人相見，最早應在此年。據慧愷自述，二人初次相值時間不長，“服膺未久，便致睽違”。真谛太清二年(548)至京，不久侯景亂梁，他便東至富春。大寶叁年(552)他被侯景請入臺城，承聖叁年(554)二月他再次離開京城，來到九江、豫章。
據《真谛傳》：
以太清二年閏八月，始屆京邑。武皇面申頂禮，于寶雲殿竭誠供養。谛欲傳翻經教，不羨秦時；更出新文，有逾齊日。屬道銷梁季，寇羯憑陵，法爲時崩，不果宣述。乃步入東土。又往富春令陸元哲，創奉問津，將事傳譯，招延英秀沙門寶瓊等二十余人，翻《十七地論》。適得五卷，而國難未靜，側附通傳。至大寶叁年，爲侯景請還，在臺供養。于斯時也，兵饑相接，法幾頹焉。會元帝啓祚，承聖清夷，乃止于金陵正觀寺，與願禅師等二十余人，翻《金光明經》。叁年二月，還返豫章，又往新吳、始興。後隨蕭太保度嶺，至于南康。並隨方翻譯，棲遑靡托。逮陳武永定二年七月，還返豫章。又止臨川、晉安諸郡。[6]
這是真谛來華後到再次見到慧愷前的一段經曆，其間兩度居于京城。初以太清二年(548)八月至，然不久侯景叛亂，其年末攻建康，圍臺城。真谛遭此變亂，便步入東土，逃至浙江富春。雖然真谛何時離開京城不明，但從其來京到侯景入寇時間很短，慧愷這段時間從學的可能性很小。大寶叁年(552)，真谛爲侯景所請，重歸京城，然其年叁月侯景敗亡，其受請當在年初。從大寶叁年(552)初到承聖叁年(554)二月，真谛在京兩年，其時侯景已平，京城粗安，是以他在正觀寺與願禅師等名德二十余人翻譯了《金光明經》，慧愷從其受學當在此時。
令人驚奇的是，真谛偏偏在京城安定時選擇了離開，由此開始了他的顛沛流離之旅，這應當不是他本人的意願。對于他再次離京的原因，史傳皆未明述，然而他被侯景“請還，在臺供養”，肯定爲其主要原因之一。作爲一個外來僧人，真谛雖然學識淵博，但對政治卻是一竅不通。大寶叁年(552)初侯景已是窮途末路，此時真谛卻受其迎請，是十二分的不明智，當然以侯景之凶暴，不能直接拒絕，但稍事遷延亦無不可。梁元帝心胸狹隘，雖兄弟子侄不能見容，對于此事肯定心中不快，然初時天下未安，戰事頻發，顧不上管這類小事，等到武陵授首，長沙亂平，他就開始算帳了。承聖二年(553)末，王僧辯回到建康，叁年二月，王僧辯加官晉爵，爲太尉、車騎大將軍，就在此時，真谛被迫離開了京城，來到九江，不久又來到豫章。
真谛這次離開，事實上是被放逐，因此匆匆出行，慧愷很可能未及跟隨。真谛在豫章時，結識白馬警韶(508-583)。據《警韶傳》：
從危難後，世改情浮，乃往豫章，將通道務。時逢豫州黃司空等，素情所仰，請爲戒師。會外國叁藏真谛法師，解該大小，行攝自他，一遇欣然，與共談論。谛歎曰：“吾遊國多矣，罕值斯人。”仍停豫都，爲翻《新金光明》並《唯識論》及《涅槃》、《中百句》、《長解脫》、《十四音》等。朝授晚傳，夜聞晨說。世諺“瀉瓶重出，知十再生”者也。[7]
可見警韶也是在建康平定之後離開的，其理由是“從危難後，世改情浮”，可能也有難言的苦衷。在豫章，他受到占據新淦的黃法
的敬仰，受請爲菩薩戒師，還在這裏遇到了真谛，得到真谛的稱贊和指授，時以提婆、顔回譽之。他還協助真谛翻譯了《金光明經》、《唯識論》、《大般涅槃經論》、《中論》、《長解脫》、《十四音》等。
然而真谛在豫章時間也不長，後遷居新吳，他既然可能得罪了元帝，此地也在其勢力範圍。就在這時，真谛似乎遇到了一個新的機遇。其時元帝已經一統江南，但嶺南一帶原屬曲陽江侯蕭勃的勢力範圍，因元帝勢大，蕭勃不能自安，請求入朝，元帝乃以王琳代其爲廣州刺史，蕭勃于是退居始興以避之。蕭勃內心裏對元帝肯定不滿，又手握重兵，成爲當時嶺南唯一不受元帝直接轄製的力量。因此真谛于承聖叁年(554)九月來到始興，開始了與蕭勃的一段因緣。
據僞智愷《大乘起信論序》：
值京邑英賢慧顯、智韶、智愷、昙振、慧旻，與假黃钺大將軍太保蕭公勃，以大梁承聖叁年，歲次癸酉九月十日，于衡州始興郡建興寺，敬請法師敷演大乘，闡揚秘典，示導迷徒。遂翻譯斯論一卷，以明論旨，《玄文》二十卷，《大品玄文》四卷，《十二因緣經》兩卷，《九識義章》兩卷。傳語人天竺國月支首那等，執筆人智愷等。首尾二年方訖。[8]
此序爲僞托慧愷之作，自不待論，然陳寅恪以爲其中一段爲真實史料[9]，因爲承聖叁年(554)九月蕭勃、真谛確實在始興，完全有可能一起譯經。不過，慧愷當時不可能在始興，其爲筆受亦是妄傳。
慧愷已經說得很清楚，他初次從學真谛，時間很短。真谛離京西行豫章，情勢危急，慧愷應當未能從行。在此僞序出現以前的史料中，未有一言提到真谛流浪江西時與慧愷有涉，在《攝大乘論》、《俱舍論》二論翻譯之前亦未有一部譯著與慧愷有關。真谛自言“吾早值子，綴緝經論，結是前翻，不應缺少，今譯兩論，詞理圓備，吾無恨矣”，這表明真谛感歎早期的翻譯因爲缺少慧愷這樣得力的助手而頗多欠缺，足以證明慧愷此前未曾參與真谛譯事。
由于有了蕭勃這樣強勢的人爲外護，真谛度過了一生中難得的安定的日子。承聖叁年末，江陵覆沒，元帝被殺，蕭勃複據廣州，勢力再振。然而好景不長，由于陳霸先殺王僧辯，謀奪梁室社稷，蕭勃不得已，便于太平二年(557)二月起兵，派部下歐陽頠等度嶺至南康，真谛亦隨行，然而歐陽頠爲周文育所擒，送歸建康，蕭勃叁月便敗亡。真谛頓時又陷入無處安身的困境，永定二年(558)七月回到豫章，又到臨川，再到晉安，再次被迫過起了顛沛流離的生活。
真谛再到豫章時，警韶尚在，以他這樣曾經追隨叛臣的身份，不受追究就已經不錯了，自然無人敢于收留，幸好警韶曾受時任高州刺史、平南將軍、開府儀同叁司的功臣黃法
的崇尚，並爲陳武帝所重，自然可以對之照應。然陳文帝“敕請還都，戒範承仰”，其時大概在天嘉元年(560)，警韶自然無法再照顧真谛了。于是真谛又流落到臨川，再到福建晉安(福州)，後至梁安。天嘉叁年(562)九月，真谛從梁安出發，欲往故國，結果被大風吹到廣州，由此開始與慧愷的再度合作，這也是他晚年成就最大的一段時光。
與蕭勃的知遇，決定了真谛一生的命運。如果說他可能由于受侯景之招而不能見容于梁，而與蕭勃的因緣又決定了他終生不能受崇于…
《慧愷、真谛與早期唯識學的命運》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