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陳。然而後來蕭勃舊部歐陽頠因與陳霸先有舊，複主南海，真谛飄還廣州，又受到歐陽頠父子的支持。天嘉四年九月歐陽頠卒，其子歐陽纥繼爲廣州刺史，繼續充當真谛的外護。可謂成也蕭勃，敗也蕭勃。萬幸的是，真谛于太建元年(569)正月去世，因爲是年九月歐陽纥由于受到朝廷的猜忌，被迫舉兵造反，二年春便被平定，歐陽纥被誅，真谛算是避免了最後一次受到牽連。
由于在政治上缺乏頭腦，使得真谛始終過著艱難的生活。在廣州的最後近十年，雖然得到了慧愷等人的幫助，在譯經說法上成就很大，但生計依然難以保證。表面看來，真谛得到了歐陽纥的大力支持，生活應該不會出現問題。事實上卻不然，據《真谛傳》：
一日氣屬嚴冬，衣服單疎，忍噤通宵，門人側席。愷等終夜靜立，奉侍咨詢，言久情諠，有時眠寐。愷密以衣被覆之。谛潛覺知，便曳之于地。其節儉知足如此。愷如先奉侍，逾久逾親。谛以他日，便喟然憤氣，沖口者叁。愷問其故。答曰：“君等款誠正法，實副參傳。但恨弘法非時，有阻來意耳。”愷聞之如噎，良久聲淚俱發，跪而啓曰：“大法絕塵，遠通赤縣，群生無感，可遂埋耶？”谛以手指西北，曰：“此方有大國，非近非遠。吾等沒後，當盛弘之。但不睹其興，以爲太息耳。”[10]
真谛晚年還是過著幾乎是啼饑號寒的生活，冬天連衣服都不足，這恐怕不能簡單地說成他的“節儉知足”，雖然真谛對于艱苦的生活能夠忍耐，而對于“弘法非時，有阻來意”，卻是無法釋懷，至陳光大二年(568)六月，他因“厭世浮雜，情蔽形骸”，于南海北山“將捐身命”，雖然這體現了他“早生勝壤”的理想，而在俗世看來，這確實是企圖自殺。
這一事件對于真谛的門人是一個很大的刺激，他們充分感受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于是企圖設法解決問題,據《真谛傳》：
時宗、愷諸僧，欲延還建業。會楊辇碩望，恐奪時榮，乃奏曰：“嶺表所譯衆部，多明無塵唯識，言乖治術，有蔽國風，不隸諸華，可流荒服。”帝然之。故南海新文，有藏陳世。[11]
這段文字被廣泛引用，成爲唯識理論不能流行于中國的經典解釋。這裏有兩個方面需要解釋，一是不讓真谛回建業的主要責任人是誰，二是唯識理論是否真的在政治上有害。僧傳顯然是將阻撓真谛回歸的主要責任人歸之于佛教內部的“揚辇碩望”，以爲他們“恐奪時榮”，害怕真谛一來，他們的利益會受到損害，這些京城名僧當然是指當時最爲興盛的叁論宗和成實宗的大德，其實當時據說曾經和他共同譯《十七地論》的寶瓊(504-584)任京邑大僧正，其弟子警韶也是京城名僧，將責任推到京城名德身上不一定符合事實。換句話說，即便名德反對，如果皇帝執意邀請，他們又豈能力阻！最爲關鍵的是“帝然之”，朝廷對真谛一直心懷疑慮，根本沒打算讓他入京。
第二個方面，所謂“言乖治術，有蔽國風”，其實是針對有陳一國。真谛同蕭勃曾經合作，這是陳朝最爲不能容忍的，其後又受蕭勃的舊部歐陽頠父子的供養，難免會引起朝廷的疑慮。另外真谛所傳的唯識學說與陳朝所崇尚的空宗大相徑庭，這也是致命的因素。據《法泰傳》：
先是梁武宗崇《大論》，兼翫《成實》。學人聲望，從風歸靡。陳武好異前朝，廣流《大品》，尤敦叁論。故泰雖屢演，道俗無受，使夫法座絕嗣，閴爾無聞。[12]
法泰于太建叁年(571)回到建業，並攜帶了真谛新翻的經論，“創開義旨，驚異當時”，雖然他極力宣揚新說，但卻無人信受，以致“法座絕嗣”，默默無聞。帝王對宗教的幹預不可低估，梁武帝崇尚《大論》和《成實》，于是學人望風歸靡。陳武帝雖然在佛學的造詣上與梁武帝無法相提並論，卻有“好異前朝”、顯示自己的習氣，于是推崇《大品般若經》和叁論，這是叁論宗在陳朝極爲興盛的重要原因。真谛一派在政治上受到猜忌(“言乖治術”)，在學風上與朝廷所崇空有異趣(“有蔽國風”)，其在陳朝不能流行就非常自然了。
由于陳朝朝廷打定了讓真谛學說流于荒服的主意，因此“南海新文，有藏陳世”，基本上終陳一朝，真谛譯典在南方默默無聞，無人信受。這表明朝廷事實暗地裏采取了對真谛一派封殺的措施，即便是真谛卒後，其後學和思想依然受到影響。
非但法泰未能成功，其他門人亦然。真谛卒後，僧宗、法准帶著經論來到廬山，道尼也到九江，他們根本未回建業。真谛菩薩戒弟子曹毘晚年回到江都，在白塔寺等處開演諸論，聽講學士如禅定僧榮、日嚴法侃等都是名僧，然斯時已經到了隋朝。智敫在廣州“相續敷弘，最多聯類”可以說是當時影響最大的一個，“同聽谛席，未有高者”，但也只能限于嶺南一隅。
任繼愈等指出，瑜伽行“學派的性質，要求從事研究者必須有錢有閑有文化，叁者缺一不可……爭取一個政治穩定而又富有財産的權勢者的支持，是它得以傳播的最重要的條件”[13]。
由于唯識學派的特殊性，其生存發展對外部環境的要求更高，需要一個穩定的場所，豐厚的供養，還得有水平極高的老師和智商極高的一批人才，這些條件是真谛一系所無法完全滿足的。首先，由于遭逢亂世，真谛長期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根本沒有一個長期穩定的場所讓他安心譯經。其次，雖然也有有實力的外護的支持，但這種支持都是一時的，也未必都是真心供養，因此其生計經常陷入困境。雖然佛教徒不追求奢華的生活，但唯識學因其繁雜細密的理論體系研究起來極爲吃力，自古號稱難治，要耗費大量的腦力和時間，因此必須有足夠的供養，而這一點真谛一系始終不能具足。再次，真谛的水平是勿庸置疑的，但由于時艱世亂，飄泊不定，在他的早期無法在身邊聚積一批得力的人才，使得其翻譯和研究工作無法正常進行，直到晚期最後數年身邊才有了慧愷、僧忍、法泰、僧宗、法准等一批人才。
將真谛學派與玄奘學派相對比，就可以明了爲何二者在成果上差別如此巨大了。由于直接得到皇帝的信任和大力支持，玄奘可以集中精力從事翻譯工作，根本不必爲生計費神，身邊又有傾一國之力而集中起來的一大批優秀人才，人力、物力、財力樣樣具足，難怪會有如此巨大的影響了。而真谛一系除了他自身水平極高之外，其他樣樣不如玄奘，在政治方面甚至經常受到打壓，怎麼可能出成果呢！
北山神清曾對真谛、玄奘僧團及前後唯識學的遭逢進行過比較，據《北山錄》卷四：
南土四朝克尚玄理(宋齊梁陳)，資于龍樹提婆爲不拔之論。真谛雖譯《對法》、《唯識》等部(真谛叁藏陳朝至)，會王室多虞，天步孔艱(孔甚艱難也，後主變亂也)，承業學徒，所究未弘。有法遇鑽研講記，殆乎過半。惜哉短命，不極其志。將死之日，勒焚遺草，聞者爲之涕零。自後其徒沒沒焉(遇法師所討唯識未盡其旨，而至唐慈恩著《唯識疏》十卷)，洎真谛南回，綜習無聞。故色心之學終少聞于盡善，章疏之家必先意于空理(自真谛去後，少傳法相，多弘空性也)。
國初玄奘(貞觀年)譯《唯識》授門下基(窺某姓尉遲，字洪道，鄂公敬德之猶子也，造百本疏，慈恩和尚也)，兼之《瑜伽》也(並大乘論)。譯《俱舍》授門下光(未詳)，兼之婆沙也(並小乘論)。可謂法相光華，名數淵弘，精搜真俗，通乎大道。彼空宗之學悄若乎不纾其志也(奘叁藏，自貞觀年往西國，學經論法相。至貞觀回，大弘法相。空性之徒睹之，若風恬而波偃)。[14]
這段評述並不十分嚴謹准確，但也道出了空有兩宗在中國此消彼長的一段曆史。
生計的艱難，弘法的受阻，不僅使得真谛自己情緒低落，健康受損，還使他最爲得力的助手慧愷不幸早亡，這對真谛可說是致命的打擊，次年他便郁郁而終，也使得整個僧團“法侶凋散”。在兩個核心人物相繼去世後，早期唯識學派的命運事實上已經終結了。然而唯識法門並未徹底消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爲真谛四傳弟子(第一法泰，第二靖嵩，第叁道基)的玄奘遠走印度，回國傳法，終于使唯識學派大盛于天下，不僅實現了真谛的預言(西北大國，當盛弘之)，更是完成了他的心願，其于淨域亦應爲之欣然。
[1] 大正藏50冊，431頁中。
[2] 《續高僧傳》卷一，大正藏50冊，431頁上。
[3] 《續高僧傳》卷一，大正藏50冊，430頁上。
[4] 大正藏31冊，112頁下。
[5] 慧愷《律二十二明了論》後記，大正藏24冊，672頁下。
[6] 大正藏50冊，429頁下至430頁上。
[7] 《續高僧傳》卷七，大正藏50冊，480頁上。
[8] 大正藏32冊，575頁上中。
[9] 《梁譯大乘起信論僞智愷序中之真史料》，《金明館叢編二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0] 大正藏50冊，430頁下。
[11] 大正藏50冊，430頁中。
[12] 大正藏50冊，431頁上。
[13] 《中國佛教史》第叁卷，22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
[14] 大正藏52冊，599頁下、600頁上。
《慧愷、真谛與早期唯識學的命運》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