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陈。然而后来萧勃旧部欧阳頠因与陈霸先有旧，复主南海，真谛飘还广州，又受到欧阳頠父子的支持。天嘉四年九月欧阳頠卒，其子欧阳纥继为广州刺史，继续充当真谛的外护。可谓成也萧勃，败也萧勃。万幸的是，真谛于太建元年(569)正月去世，因为是年九月欧阳纥由于受到朝廷的猜忌，被迫举兵造反，二年春便被平定，欧阳纥被诛，真谛算是避免了最后一次受到牵连。
由于在政治上缺乏头脑，使得真谛始终过着艰难的生活。在广州的最后近十年，虽然得到了慧愷等人的帮助，在译经说法上成就很大，但生计依然难以保证。表面看来，真谛得到了欧阳纥的大力支持，生活应该不会出现问题。事实上却不然，据《真谛传》：
一日气属严冬，衣服单疎，忍噤通宵，门人侧席。愷等终夜静立，奉侍咨询，言久情諠，有时眠寐。愷密以衣被覆之。谛潜觉知，便曳之于地。其节俭知足如此。愷如先奉侍，逾久逾亲。谛以他日，便喟然愤气，冲口者三。愷问其故。答曰：“君等款诚正法，实副参传。但恨弘法非时，有阻来意耳。”愷闻之如噎，良久声泪俱发，跪而启曰：“大法绝尘，远通赤县，群生无感，可遂埋耶？”谛以手指西北，曰：“此方有大国，非近非远。吾等没后，当盛弘之。但不睹其兴，以为太息耳。”[10]
真谛晚年还是过着几乎是啼饥号寒的生活，冬天连衣服都不足，这恐怕不能简单地说成他的“节俭知足”，虽然真谛对于艰苦的生活能够忍耐，而对于“弘法非时，有阻来意”，却是无法释怀，至陈光大二年(568)六月，他因“厌世浮杂，情蔽形骸”，于南海北山“将捐身命”，虽然这体现了他“早生胜壤”的理想，而在俗世看来，这确实是企图自杀。
这一事件对于真谛的门人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们充分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企图设法解决问题,据《真谛传》：
时宗、愷诸僧，欲延还建业。会杨辇硕望，恐夺时荣，乃奏曰：“岭表所译众部，多明无尘唯识，言乖治术，有蔽国风，不隶诸华，可流荒服。”帝然之。故南海新文，有藏陈世。[11]
这段文字被广泛引用，成为唯识理论不能流行于中国的经典解释。这里有两个方面需要解释，一是不让真谛回建业的主要责任人是谁，二是唯识理论是否真的在政治上有害。僧传显然是将阻挠真谛回归的主要责任人归之于佛教内部的“扬辇硕望”，以为他们“恐夺时荣”，害怕真谛一来，他们的利益会受到损害，这些京城名僧当然是指当时最为兴盛的三论宗和成实宗的大德，其实当时据说曾经和他共同译《十七地论》的宝琼(504-584)任京邑大僧正，其弟子警韶也是京城名僧，将责任推到京城名德身上不一定符合事实。换句话说，即便名德反对，如果皇帝执意邀请，他们又岂能力阻！最为关键的是“帝然之”，朝廷对真谛一直心怀疑虑，根本没打算让他入京。
第二个方面，所谓“言乖治术，有蔽国风”，其实是针对有陈一国。真谛同萧勃曾经合作，这是陈朝最为不能容忍的，其后又受萧勃的旧部欧阳頠父子的供养，难免会引起朝廷的疑虑。另外真谛所传的唯识学说与陈朝所崇尚的空宗大相径庭，这也是致命的因素。据《法泰传》：
先是梁武宗崇《大论》，兼翫《成实》。学人声望，从风归靡。陈武好异前朝，广流《大品》，尤敦三论。故泰虽屡演，道俗无受，使夫法座绝嗣，閴尔无闻。[12]
法泰于太建三年(571)回到建业，并携带了真谛新翻的经论，“创开义旨，惊异当时”，虽然他极力宣扬新说，但却无人信受，以致“法座绝嗣”，默默无闻。帝王对宗教的干预不可低估，梁武帝崇尚《大论》和《成实》，于是学人望风归靡。陈武帝虽然在佛学的造诣上与梁武帝无法相提并论，却有“好异前朝”、显示自己的习气，于是推崇《大品般若经》和三论，这是三论宗在陈朝极为兴盛的重要原因。真谛一派在政治上受到猜忌(“言乖治术”)，在学风上与朝廷所崇空有异趣(“有蔽国风”)，其在陈朝不能流行就非常自然了。
由于陈朝朝廷打定了让真谛学说流于荒服的主意，因此“南海新文，有藏陈世”，基本上终陈一朝，真谛译典在南方默默无闻，无人信受。这表明朝廷事实暗地里采取了对真谛一派封杀的措施，即便是真谛卒后，其后学和思想依然受到影响。
非但法泰未能成功，其他门人亦然。真谛卒后，僧宗、法准带着经论来到庐山，道尼也到九江，他们根本未回建业。真谛菩萨戒弟子曹毘晚年回到江都，在白塔寺等处开演诸论，听讲学士如禅定僧荣、日严法侃等都是名僧，然斯时已经到了隋朝。智敫在广州“相续敷弘，最多联类”可以说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个，“同听谛席，未有高者”，但也只能限于岭南一隅。
任继愈等指出，瑜伽行“学派的性质，要求从事研究者必须有钱有闲有文化，三者缺一不可……争取一个政治稳定而又富有财产的权势者的支持，是它得以传播的最重要的条件”[13]。
由于唯识学派的特殊性，其生存发展对外部环境的要求更高，需要一个稳定的场所，丰厚的供养，还得有水平极高的老师和智商极高的一批人才，这些条件是真谛一系所无法完全满足的。首先，由于遭逢乱世，真谛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根本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场所让他安心译经。其次，虽然也有有实力的外护的支持，但这种支持都是一时的，也未必都是真心供养，因此其生计经常陷入困境。虽然佛教徒不追求奢华的生活，但唯识学因其繁杂细密的理论体系研究起来极为吃力，自古号称难治，要耗费大量的脑力和时间，因此必须有足够的供养，而这一点真谛一系始终不能具足。再次，真谛的水平是勿庸置疑的，但由于时艰世乱，飘泊不定，在他的早期无法在身边聚积一批得力的人才，使得其翻译和研究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直到晚期最后数年身边才有了慧愷、僧忍、法泰、僧宗、法准等一批人才。
将真谛学派与玄奘学派相对比，就可以明了为何二者在成果上差别如此巨大了。由于直接得到皇帝的信任和大力支持，玄奘可以集中精力从事翻译工作，根本不必为生计费神，身边又有倾一国之力而集中起来的一大批优秀人才，人力、物力、财力样样具足，难怪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了。而真谛一系除了他自身水平极高之外，其他样样不如玄奘，在政治方面甚至经常受到打压，怎么可能出成果呢！
北山神清曾对真谛、玄奘僧团及前后唯识学的遭逢进行过比较，据《北山录》卷四：
南土四朝克尚玄理(宋齐梁陈)，资于龙树提婆为不拔之论。真谛虽译《对法》、《唯识》等部(真谛三藏陈朝至)，会王室多虞，天步孔艰(孔甚艰难也，后主变乱也)，承业学徒，所究未弘。有法遇钻研讲记，殆乎过半。惜哉短命，不极其志。将死之日，勒焚遗草，闻者为之涕零。自后其徒没没焉(遇法师所讨唯识未尽其旨，而至唐慈恩著《唯识疏》十卷)，洎真谛南回，综习无闻。故色心之学终少闻于尽善，章疏之家必先意于空理(自真谛去后，少传法相，多弘空性也)。
国初玄奘(贞观年)译《唯识》授门下基(窥某姓尉迟，字洪道，鄂公敬德之犹子也，造百本疏，慈恩和尚也)，兼之《瑜伽》也(并大乘论)。译《俱舍》授门下光(未详)，兼之婆沙也(并小乘论)。可谓法相光华，名数渊弘，精搜真俗，通乎大道。彼空宗之学悄若乎不纾其志也(奘三藏，自贞观年往西国，学经论法相。至贞观回，大弘法相。空性之徒睹之，若风恬而波偃)。[14]
这段评述并不十分严谨准确，但也道出了空有两宗在中国此消彼长的一段历史。
生计的艰难，弘法的受阻，不仅使得真谛自己情绪低落，健康受损，还使他最为得力的助手慧愷不幸早亡，这对真谛可说是致命的打击，次年他便郁郁而终，也使得整个僧团“法侣凋散”。在两个核心人物相继去世后，早期唯识学派的命运事实上已经终结了。然而唯识法门并未彻底消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为真谛四传弟子(第一法泰，第二靖嵩，第三道基)的玄奘远走印度，回国传法，终于使唯识学派大盛于天下，不仅实现了真谛的预言(西北大国，当盛弘之)，更是完成了他的心愿，其于净域亦应为之欣然。
[1] 大正藏50册，431页中。
[2] 《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50册，431页上。
[3] 《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50册，430页上。
[4] 大正藏31册，112页下。
[5] 慧愷《律二十二明了论》后记，大正藏24册，672页下。
[6] 大正藏50册，429页下至430页上。
[7] 《续高僧传》卷七，大正藏50册，480页上。
[8] 大正藏32册，575页上中。
[9] 《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愷序中之真史料》，《金明馆丛编二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0] 大正藏50册，430页下。
[11] 大正藏50册，430页中。
[12] 大正藏50册，431页上。
[13] 《中国佛教史》第三卷，2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14] 大正藏52册，599页下、600页上。
《慧愷、真谛与早期唯识学的命运》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