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愷、真谛与早期唯识学的命运
徐文明
摘要：本文对于慧愷从学真谛的史事进行了考察，指出慧愷前后两次从学真谛，但真正参与译经并发挥核心作用始于第二次。真谛弘法非时、屡受挫折有多种原因，其不谙政治、所投非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这不仅决定了真谛本人及其僧团的命运，也使早期唯识学注定了偏居一隅、不绝如缕的悲惨遭遇。
关键词：慧愷，真谛，唯识学，玄奘，命运。
慧愷(518-568)是真谛(499-569)最重要的弟子之一，也是他译经的得力助手，二人是真谛僧团和早期唯识学派的核心人物，他们的命运也决定了早期唯识学派的命运。学界对于慧愷与真谛的关系及其在真谛门下的地位早有定论，然而对于他何时从学真谛尚有疑意，需要进一步的考察。
据《续高僧传》卷一慧愷传：
智愷，俗姓曹氏，住杨都寺。初与法泰等前后异发，同往岭表，奉祈真谛。愷素积道风，词力殷赡。乃对翻《摄论》，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并了，都合二十五卷。后更对翻《俱舍论》，十月便了，文疏合数八十三卷。谛云：“吾早值子，缀缉经论，结是前翻，不应缺少。今译两论，词理圆备，吾无恨矣。”[1]
如此慧愷是与法泰等前后到达岭南，在那里奉事真谛的。据《法泰传：
释法泰，不知何人，学达释宗，跨轹淮海，住杨都大寺。与慧愷、僧宗、法忍等，知名梁代，并义声高邈，宗匠当时。有天竺沙门真谛，挟道孤游，远化东鄙。会虏冠勍殄，侨寓流离一十余年，全无陈译。将旋旧国，途出岭南，为广州刺史欧阳頠固留，因欲传授，周访义侣，拟阅新文。泰遂与宗、愷等，不惮艰辛，远寻三藏，于广州制旨寺。笔受文义。[2]
这里说得比较清楚，法泰与僧宗、慧愷等一起到达岭南，从学真谛于广州。又据《真谛传》：
至文帝天嘉四年，扬都建元寺沙门僧宗、法准、僧忍律师等，并建业标领，钦闻新教，故使远浮江表，亲承劳问。谛欣其来意，乃为翻《摄大乘》等论，首尾两载，覆疎宗旨。而飘寓投委，无心宁寄，又泛小舶至梁安郡，更装大舶，欲返西国。学徒追逐，相续留连。太守王方奢，述众元情，重申邀请。谛又且修人事，权止海隅，伺旅束装，未思安堵。至三年九月，发自梁安，泛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十二月中上南海岸，刺史欧阳穆公頠，延住制旨寺，请翻新文。谛顾此业缘，西还无措，乃对沙门慧愷等，翻《广义法门经》及《唯识论》等。[3]
这里的叙述有点颠倒。真谛由于在华弘法不顺，又至晚景，故意欲归国。于天嘉三年(562)九月从梁安(今福建省南安市)泛舟西行，结果被风吹还广州，于其年十二月中登岸，时刺史欧阳頠延住制旨寺，请译新经。法泰、慧愷、僧宗、法准、僧忍等就是此时闻风来到广州。
然据慧愷《摄大乘论序》：
愷昔尝受业，已少涤沈蔽。服膺未久，便致暌违。今重奉值，倍怀蹈舞。复欲飡和禀德，访道陈疑。虽殷懃三请，而不蒙允遂，恍然失图，心魂靡托。[4]
这表明慧愷于天嘉三年末或四年正月来到广州，是与真谛再次相见，以往曾经受业于真谛。然而慧愷何时初次见到真谛的呢？真谛于太清二年(548)首次来到建康，而慧愷为都下阿育王寺僧[5]，二人相见，最早应在此年。据慧愷自述，二人初次相值时间不长，“服膺未久，便致睽违”。真谛太清二年(548)至京，不久侯景乱梁，他便东至富春。大宝三年(552)他被侯景请入台城，承圣三年(554)二月他再次离开京城，来到九江、豫章。
据《真谛传》：
以太清二年闰八月，始届京邑。武皇面申顶礼，于宝云殿竭诚供养。谛欲传翻经教，不羡秦时；更出新文，有逾齐日。属道销梁季，寇羯凭陵，法为时崩，不果宣述。乃步入东土。又往富春令陆元哲，创奉问津，将事传译，招延英秀沙门宝琼等二十余人，翻《十七地论》。适得五卷，而国难未静，侧附通传。至大宝三年，为侯景请还，在台供养。于斯时也，兵饥相接，法几颓焉。会元帝启祚，承圣清夷，乃止于金陵正观寺，与愿禅师等二十余人，翻《金光明经》。三年二月，还返豫章，又往新吴、始兴。后随萧太保度岭，至于南康。并随方翻译，栖遑靡托。逮陈武永定二年七月，还返豫章。又止临川、晋安诸郡。[6]
这是真谛来华后到再次见到慧愷前的一段经历，其间两度居于京城。初以太清二年(548)八月至，然不久侯景叛乱，其年末攻建康，围台城。真谛遭此变乱，便步入东土，逃至浙江富春。虽然真谛何时离开京城不明，但从其来京到侯景入寇时间很短，慧愷这段时间从学的可能性很小。大宝三年(552)，真谛为侯景所请，重归京城，然其年三月侯景败亡，其受请当在年初。从大宝三年(552)初到承圣三年(554)二月，真谛在京两年，其时侯景已平，京城粗安，是以他在正观寺与愿禅师等名德二十余人翻译了《金光明经》，慧愷从其受学当在此时。
令人惊奇的是，真谛偏偏在京城安定时选择了离开，由此开始了他的颠沛流离之旅，这应当不是他本人的意愿。对于他再次离京的原因，史传皆未明述，然而他被侯景“请还，在台供养”，肯定为其主要原因之一。作为一个外来僧人，真谛虽然学识渊博，但对政治却是一窍不通。大宝三年(552)初侯景已是穷途末路，此时真谛却受其迎请，是十二分的不明智，当然以侯景之凶暴，不能直接拒绝，但稍事迁延亦无不可。梁元帝心胸狭隘，虽兄弟子侄不能见容，对于此事肯定心中不快，然初时天下未安，战事频发，顾不上管这类小事，等到武陵授首，长沙乱平，他就开始算帐了。承圣二年(553)末，王僧辩回到建康，三年二月，王僧辩加官晋爵，为太尉、车骑大将军，就在此时，真谛被迫离开了京城，来到九江，不久又来到豫章。
真谛这次离开，事实上是被放逐，因此匆匆出行，慧愷很可能未及跟随。真谛在豫章时，结识白马警韶(508-583)。据《警韶传》：
从危难后，世改情浮，乃往豫章，将通道务。时逢豫州黄司空等，素情所仰，请为戒师。会外国三藏真谛法师，解该大小，行摄自他，一遇欣然，与共谈论。谛叹曰：“吾游国多矣，罕值斯人。”仍停豫都，为翻《新金光明》并《唯识论》及《涅槃》、《中百句》、《长解脱》、《十四音》等。朝授晚传，夜闻晨说。世谚“泻瓶重出，知十再生”者也。[7]
可见警韶也是在建康平定之后离开的，其理由是“从危难后，世改情浮”，可能也有难言的苦衷。在豫章，他受到占据新淦的黄法
的敬仰，受请为菩萨戒师，还在这里遇到了真谛，得到真谛的称赞和指授，时以提婆、颜回誉之。他还协助真谛翻译了《金光明经》、《唯识论》、《大般涅槃经论》、《中论》、《长解脱》、《十四音》等。
然而真谛在豫章时间也不长，后迁居新吴，他既然可能得罪了元帝，此地也在其势力范围。就在这时，真谛似乎遇到了一个新的机遇。其时元帝已经一统江南，但岭南一带原属曲阳江侯萧勃的势力范围，因元帝势大，萧勃不能自安，请求入朝，元帝乃以王琳代其为广州刺史，萧勃于是退居始兴以避之。萧勃内心里对元帝肯定不满，又手握重兵，成为当时岭南唯一不受元帝直接辖制的力量。因此真谛于承圣三年(554)九月来到始兴，开始了与萧勃的一段因缘。
据伪智愷《大乘起信论序》：
值京邑英贤慧显、智韶、智愷、昙振、慧旻，与假黄钺大将军太保萧公勃，以大梁承圣三年，岁次癸酉九月十日，于衡州始兴郡建兴寺，敬请法师敷演大乘，阐扬秘典，示导迷徒。遂翻译斯论一卷，以明论旨，《玄文》二十卷，《大品玄文》四卷，《十二因缘经》两卷，《九识义章》两卷。传语人天竺国月支首那等，执笔人智愷等。首尾二年方讫。[8]
此序为伪托慧愷之作，自不待论，然陈寅恪以为其中一段为真实史料[9]，因为承圣三年(554)九月萧勃、真谛确实在始兴，完全有可能一起译经。不过，慧愷当时不可能在始兴，其为笔受亦是妄传。
慧愷已经说得很清楚，他初次从学真谛，时间很短。真谛离京西行豫章，情势危急，慧愷应当未能从行。在此伪序出现以前的史料中，未有一言提到真谛流浪江西时与慧愷有涉，在《摄大乘论》、《俱舍论》二论翻译之前亦未有一部译著与慧愷有关。真谛自言“吾早值子，缀缉经论，结是前翻，不应缺少，今译两论，词理圆备，吾无恨矣”，这表明真谛感叹早期的翻译因为缺少慧愷这样得力的助手而颇多欠缺，足以证明慧愷此前未曾参与真谛译事。
由于有了萧勃这样强势的人为外护，真谛度过了一生中难得的安定的日子。承圣三年末，江陵覆没，元帝被杀，萧勃复据广州，势力再振。然而好景不长，由于陈霸先杀王僧辩，谋夺梁室社稷，萧勃不得已，便于太平二年(557)二月起兵，派部下欧阳頠等度岭至南康，真谛亦随行，然而欧阳頠为周文育所擒，送归建康，萧勃三月便败亡。真谛顿时又陷入无处安身的困境，永定二年(558)七月回到豫章，又到临川，再到晋安，再次被迫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真谛再到豫章时，警韶尚在，以他这样曾经追随叛臣的身份，不受追究就已经不错了，自然无人敢于收留，幸好警韶曾受时任高州刺史、平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的功臣黄法
的崇尚，并为陈武帝所重，自然可以对之照应。然陈文帝“敕请还都，戒范承仰”，其时大概在天嘉元年(560)，警韶自然无法再照顾真谛了。于是真谛又流落到临川，再到福建晋安(福州)，后至梁安。天嘉三年(562)九月，真谛从梁安出发，欲往故国，结果被大风吹到广州，由此开始与慧愷的再度合作，这也是他晚年成就最大的一段时光。
与萧勃的知遇，决定了真谛一生的命运。如果说他可能由于受侯景之招而不能见容于梁，而与萧勃的因缘又决定了他终生不能受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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