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顯的內在品格及其當代啓示》

　　作者：李利安

　　法顯是生活在一千六百多年前的曆史人物，當我們今天面對他、紀念他時，我們既需要進一步考證、熟悉法顯的經曆與事迹，也需要總結與理解他的卓越貢獻與影響，同時，我們還要從法顯的信仰與事迹中提煉法顯內在的品質與精神，這既有助于我們對法顯一生的經曆與作爲得出一個合理的解釋，也是對法顯內在信仰與外在實踐的升華，在大力倡導提升佛教素質、推動佛教與社會相適應、促進社會和諧進步的今天，這應該是紀念法顯本人、宣傳法顯精神的一個重要途徑。

　　一個人的所作所爲總是其內在品格的流露，也總是依賴其內在精神的支撐與引導。品格是比較宏觀而總體的內在心性特質，精神則是內在品格的凝練與提升，是升華了的內在品格。探尋一個人的精神，首先必須理解他的內在品格；理解了其內在的品格，精神的光輝也就在向你閃爍。法顯以其卓越的旅行而名震史冊，如此動人心魄的作爲必然是其內在品格激發和塑造的結果，必然流溢著其精神的光輝。今天，當我們穿過曆史的迷霧，再次接近法顯這位曆史老人時，我們不能不感慨時光的無情，因爲留給我們關于法顯的信息已經少的可憐。不過，在這些稀少的資料片段中，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到法顯那閃閃的個性光彩，“明傑”、“整肅”[1]、“雅操”[2]等評語既是曆史留在法顯身上的真實記憶，也是我們今天總結法顯品格、感受法顯精神的基本進路和總體把握。那麼，法顯志行之明傑以及操行之高雅到底體現在哪些方面？筆者以恭謹之心認真揣摩，希望盡可能接近法顯大師的內在世界，盡可能理解法顯大師的內在品格，從而爲我們今天的日常修行與精神提升提供有益的啓示。

　　一、堅定不移的信仰

　　法顯內在品格與精神的形成應該是多種因素相互激發而促成的，所謂衆因緣合和而成。但筆者總感覺到，像法顯、玄奘這樣的偉人，他們之所以能成就如此驚世駭俗的業績，其心靈深處對佛教的虔誠信仰應該是最終極的動力，也是其內在品格與精神的首要組成部分。所以，筆者應邀在去年的終南山夏令營中給學員們講玄奘，便以《信仰的力量》爲題，最後給玄奘的高度總結是“信佛人”。我認爲這個定性是其他一切定性(如翻譯家、旅行家、思想家等)的基礎，也是理解其他一切定性的前提。面對法顯，筆者同樣感受到信仰的強大力量，這種力量始終內藏于法顯的心靈深處，是激發他不斷前進的最雄厚、最持久、最深沈的動力。關于法顯信仰的形成，除了佛教所認爲的宿世因緣外，法顯自幼居住寺院的熏染應該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當父親去世後因爲家中缺少人力、家人催逼他回家時，他曾說：“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3]可見，法顯已經確立了追求最高解脫的堅定信仰。這種信仰一旦形成，就是內聚于心的一種力量和感情。《高僧法顯傳》卷一中說，法顯到耆阇崛山巡禮時，“于新城中買香華油燈，倩二舊比丘送法顯到耆阇崛山。華香供養，然燈續明，慨然悲傷，抆淚而言：“佛昔于說首楞嚴，法顯生不值佛，但見遺迹處所而已。”即于石窟前誦首楞嚴，停止一宿。”[4]法顯爲何“慨然”？爲何“抆淚”，爲何在此要留止一宿誦經呢？我想其中的原因就是法顯的虔誠信仰以及由此而來的真摯感情。《高僧法顯傳》中，法顯就曾自己解釋其西天取經的行爲說：“所以乘危履險，不惜此形者，蓋是志有所存，專其愚直，故投命于必死之地，以達萬一之冀。”[5]因爲“志有所存”，所以才呈現出“專其愚直”。這個“志”就是其內藏于心的信仰和爲信仰所驅動的求法熱情。法顯返回途中，在海上“夜鼓二時，遇黑風暴雨。商人賈客皆悉惶怖。法顯爾時亦一心念觀世音及漢地衆僧，蒙威神佑，得至天曉。”[6]在這裏，我們再次感受到法顯所具有的虔誠信仰。法顯曾自己總結西行經驗說：“誠之所感，無窮否而不通；志之所將，無功業而不成。”[7]在物質極大豐富、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我們需要借鑒法顯的這一品格，樹立自己的信仰或信念，並將其作爲自己一生的精神動力和滋養身心的精神園地。

　　二、心系佛門的悲願

　　大乘佛教是普度的法門，但中國自古以來大量存在著自度自了的現象，很多信徒不但對社會漠不關心，就是面對佛門的盛衰優劣與諸多問題，也是無動于衷。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法顯不是這樣，他呈現出一副佛門興亡、匹夫有責的態勢，密切關注佛門的發展與存在的問題。他在通覽臨汾及附近寺院裏所有經典後，來到當時的佛教文化中心長安，遍訪名師，尋求佛典。通過潛心閱讀和鑽研後，發現佛教在經、律、論叁藏的發展上極不平衡，律藏的數量極少，而且版本不一，使得出家僧人沒有統一而完整的規矩可依，僧人的言行舉止沒有規範，在社會上造成許多不良影響，使有心向佛的百姓望而卻步。爲了改變這一現狀，法顯才決心親赴天竺，求取完整戒律。《高僧傳》卷叁中這樣記述這一曆史：“常慨經律舛阙，誓志尋求。”[8]《高僧法顯傳》卷一則是這樣記載的：“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歲在己亥，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尋求戒律。”[9]“常慨”與“誓志”四個字把法顯心系佛門的悲願活然托出。在天竺，“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是以遠涉乃至中天竺，于此摩诃衍僧伽藍得一部律”[10]。法顯在此一住就是叁年，抄寫各種戒律。而“道整既到中國，見沙門法則，衆僧威儀，觸事可觀，乃追歎秦土邊地，衆僧戒律殘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不歸。法顯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于是獨還。”[11]回國後，在登陸地的青州，“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顯曰：“貧道投身于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禅師佛馱跋陀于道場寺，譯出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毘昙心，垂百余萬言。”[12]從法顯不顧高邁之歲、毅然親赴天竺求取戒律以及回國後的抓緊翻譯等行爲來看，法顯心系佛門的悲願中既包含著教門興衰、匹夫有責的愛教情結，也有一旦發現問題就設法解決問題的執著與進取，這和我們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的知道有問題但因爲各種原因而拖拉推诿的現象形成鮮明的對照，值得我們認真借鑒。

　　叁、開創荒途的膽略

　　在法顯生活的年代，中國和天竺的交往還比較少，來長安弘揚佛法的人大多數來自西域，而當時中國，還從來沒有人親赴過天竺。法顯知道，要在他的有生之年解決中土戒律不全的問題，靠被動地等待天竺或中亞僧人的傳送是不可能的，只有自己親自去天竺取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可是當時還沒有一個中國人去過天竺，大家只知道天竺在西域，到底怎麼去，誰也不知道。可以想象，法顯當時決定自己親自去天竺，的確是一件非常之舉，顯示了法顯的超群的膽略和驚人的魄力。《高僧法顯傳》中說，法顯道整等人初到祇洹精舍時，“彼衆僧出，問法顯等言：“汝等從何國來？”答曰：“從漢地來。”彼衆僧歎曰：“奇哉！邊國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謂言：“我等諸師和上相承以來，未見漢道人來到此也。”[13]”可見，法顯去印度從印度一方面來看，也是第一次見到中國人抵達印度，所以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其實，不僅僅是印度，整個蔥嶺以西，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去過。《法苑珠林》卷25記載：“蔥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所，又蹑懸絙過河數十余處，皆漢時張骞、甘父所不至也。”[14]漢代的張骞和甘英曾是中國曆史上最早開拓西域的探險者，被視爲絲綢之路的主要開辟者而名垂青史。在中國人的取經史上，叁國時期的朱士行也只是到了現在的南疆，翻過蔥嶺直至南亞地區的旅行，他們都沒有嘗試過。所以，當法顯回國後，人們聽了法顯的介紹總是驚歎不已：“感歎斯人，以爲古今罕有，自大教東流，未有忘身求法如顯之比。”[15]我認爲，法顯的這種開創精神至少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是敢爲天下先的膽略，即前人未想我敢想，前人未作我來作，這是一種創新的思維，是一種開拓的精神；二是開辟荒途的勇氣，即敢爲天下先的事是開辟前人未走之路，前往前人未至之境，所以，創新的思維在這裏便又附加了內在的勇氣和膽量。創新的思維和開創的勇氣不但是佛教事業發展的重要條件，也是現代人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重要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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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梁］僧祐：《出叁藏記集》卷15，《大正藏》第55冊，第111頁C。

　　[2] ［唐］智昇：《續古今譯經圖紀》卷1，《大正藏》第55冊，第370頁A。

　　[3] ［梁］慧皎：《高僧傳》卷叁，《大正藏》第50冊，第337頁b-c。

　　[4] ［晉］法顯：《高僧法顯傳》卷1，《大正藏》第51冊，第862頁C－863頁A。

　　[5] ［晉］法顯：《高僧法顯傳》，《大正藏》第51冊，第866頁B。

　　[6] ［晉］法顯：《高僧法顯傳》，《大正藏》第51冊，第866頁A。

　　[7] ［晉］法顯：《高僧法顯傳》，《大正藏》第51冊，第866頁C。

　　[8] ［梁］慧皎：《高僧傳》卷叁，《大正藏》第50冊，第337頁C。

　　[9] ［晉］法顯：《高僧法顯傳》，《大正藏》第51冊，第857頁A。

　　[10] ［晉］法顯：《高僧法顯傳》，《大正藏》第51冊，第864頁B。

　　[11] ［晉］法顯：《高僧法顯傳》，《大正藏》第51冊，第864頁B。

　　[12] ［梁］慧皎：《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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