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的内在品格及其当代启示》
作者：李利安
法显是生活在一千六百多年前的历史人物，当我们今天面对他、纪念他时，我们既需要进一步考证、熟悉法显的经历与事迹，也需要总结与理解他的卓越贡献与影响，同时，我们还要从法显的信仰与事迹中提炼法显内在的品质与精神，这既有助于我们对法显一生的经历与作为得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也是对法显内在信仰与外在实践的升华，在大力倡导提升佛教素质、推动佛教与社会相适应、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今天，这应该是纪念法显本人、宣传法显精神的一个重要途径。
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总是其内在品格的流露，也总是依赖其内在精神的支撑与引导。品格是比较宏观而总体的内在心性特质，精神则是内在品格的凝练与提升，是升华了的内在品格。探寻一个人的精神，首先必须理解他的内在品格；理解了其内在的品格，精神的光辉也就在向你闪烁。法显以其卓越的旅行而名震史册，如此动人心魄的作为必然是其内在品格激发和塑造的结果，必然流溢着其精神的光辉。今天，当我们穿过历史的迷雾，再次接近法显这位历史老人时，我们不能不感慨时光的无情，因为留给我们关于法显的信息已经少的可怜。不过，在这些稀少的资料片段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法显那闪闪的个性光彩，“明杰”、“整肃”[1]、“雅操”[2]等评语既是历史留在法显身上的真实记忆，也是我们今天总结法显品格、感受法显精神的基本进路和总体把握。那么，法显志行之明杰以及操行之高雅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笔者以恭谨之心认真揣摩，希望尽可能接近法显大师的内在世界，尽可能理解法显大师的内在品格，从而为我们今天的日常修行与精神提升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坚定不移的信仰
法显内在品格与精神的形成应该是多种因素相互激发而促成的，所谓众因缘合和而成。但笔者总感觉到，像法显、玄奘这样的伟人，他们之所以能成就如此惊世骇俗的业绩，其心灵深处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应该是最终极的动力，也是其内在品格与精神的首要组成部分。所以，笔者应邀在去年的终南山夏令营中给学员们讲玄奘，便以《信仰的力量》为题，最后给玄奘的高度总结是“信佛人”。我认为这个定性是其他一切定性(如翻译家、旅行家、思想家等)的基础，也是理解其他一切定性的前提。面对法显，笔者同样感受到信仰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始终内藏于法显的心灵深处，是激发他不断前进的最雄厚、最持久、最深沉的动力。关于法显信仰的形成，除了佛教所认为的宿世因缘外，法显自幼居住寺院的熏染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当父亲去世后因为家中缺少人力、家人催逼他回家时，他曾说：“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远尘离俗故入道耳。”[3]可见，法显已经确立了追求最高解脱的坚定信仰。这种信仰一旦形成，就是内聚于心的一种力量和感情。《高僧法显传》卷一中说，法显到耆阇崛山巡礼时，“于新城中买香华油灯，倩二旧比丘送法显到耆阇崛山。华香供养，然灯续明，慨然悲伤，抆泪而言：“佛昔于说首楞严，法显生不值佛，但见遗迹处所而已。”即于石窟前诵首楞严，停止一宿。”[4]法显为何“慨然”？为何“抆泪”，为何在此要留止一宿诵经呢？我想其中的原因就是法显的虔诚信仰以及由此而来的真挚感情。《高僧法显传》中，法显就曾自己解释其西天取经的行为说：“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必死之地，以达万一之冀。”[5]因为“志有所存”，所以才呈现出“专其愚直”。这个“志”就是其内藏于心的信仰和为信仰所驱动的求法热情。法显返回途中，在海上“夜鼓二时，遇黑风暴雨。商人贾客皆悉惶怖。法显尔时亦一心念观世音及汉地众僧，蒙威神佑，得至天晓。”[6]在这里，我们再次感受到法显所具有的虔诚信仰。法显曾自己总结西行经验说：“诚之所感，无穷否而不通；志之所将，无功业而不成。”[7]在物质极大丰富、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我们需要借鉴法显的这一品格，树立自己的信仰或信念，并将其作为自己一生的精神动力和滋养身心的精神园地。
二、心系佛门的悲愿
大乘佛教是普度的法门，但中国自古以来大量存在着自度自了的现象，很多信徒不但对社会漠不关心，就是面对佛门的盛衰优劣与诸多问题，也是无动于衷。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法显不是这样，他呈现出一副佛门兴亡、匹夫有责的态势，密切关注佛门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他在通览临汾及附近寺院里所有经典后，来到当时的佛教文化中心长安，遍访名师，寻求佛典。通过潜心阅读和钻研后，发现佛教在经、律、论三藏的发展上极不平衡，律藏的数量极少，而且版本不一，使得出家僧人没有统一而完整的规矩可依，僧人的言行举止没有规范，在社会上造成许多不良影响，使有心向佛的百姓望而却步。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法显才决心亲赴天竺，求取完整戒律。《高僧传》卷三中这样记述这一历史：“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8]《高僧法显传》卷一则是这样记载的：“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9]“常慨”与“誓志”四个字把法显心系佛门的悲愿活然托出。在天竺，“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涉乃至中天竺，于此摩诃衍僧伽蓝得一部律”[10]。法显在此一住就是三年，抄写各种戒律。而“道整既到中国，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独还。”[11]回国后，在登陆地的青州，“青州刺史请留过冬。显曰：“贫道投身于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师，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经、杂阿毘昙心，垂百余万言。”[12]从法显不顾高迈之岁、毅然亲赴天竺求取戒律以及回国后的抓紧翻译等行为来看，法显心系佛门的悲愿中既包含着教门兴衰、匹夫有责的爱教情结，也有一旦发现问题就设法解决问题的执著与进取，这和我们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的知道有问题但因为各种原因而拖拉推诿的现象形成鲜明的对照，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三、开创荒途的胆略
在法显生活的年代，中国和天竺的交往还比较少，来长安弘扬佛法的人大多数来自西域，而当时中国，还从来没有人亲赴过天竺。法显知道，要在他的有生之年解决中土戒律不全的问题，靠被动地等待天竺或中亚僧人的传送是不可能的，只有自己亲自去天竺取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当时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去过天竺，大家只知道天竺在西域，到底怎么去，谁也不知道。可以想象，法显当时决定自己亲自去天竺，的确是一件非常之举，显示了法显的超群的胆略和惊人的魄力。《高僧法显传》中说，法显道整等人初到祇洹精舍时，“彼众僧出，问法显等言：“汝等从何国来？”答曰：“从汉地来。”彼众僧叹曰：“奇哉！边国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谓言：“我等诸师和上相承以来，未见汉道人来到此也。”[13]”可见，法显去印度从印度一方面来看，也是第一次见到中国人抵达印度，所以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实，不仅仅是印度，整个葱岭以西，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去过。《法苑珠林》卷25记载：“葱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昔有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所，又蹑悬絙过河数十余处，皆汉时张骞、甘父所不至也。”[14]汉代的张骞和甘英曾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开拓西域的探险者，被视为丝绸之路的主要开辟者而名垂青史。在中国人的取经史上，三国时期的朱士行也只是到了现在的南疆，翻过葱岭直至南亚地区的旅行，他们都没有尝试过。所以，当法显回国后，人们听了法显的介绍总是惊叹不已：“感叹斯人，以为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15]我认为，法显的这种开创精神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敢为天下先的胆略，即前人未想我敢想，前人未作我来作，这是一种创新的思维，是一种开拓的精神；二是开辟荒途的勇气，即敢为天下先的事是开辟前人未走之路，前往前人未至之境，所以，创新的思维在这里便又附加了内在的勇气和胆量。创新的思维和开创的勇气不但是佛教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现代人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重要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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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15，《大正藏》第55册，第111页C。
[2] ［唐］智昇：《續古今譯經圖紀》卷1，《大正藏》第55册，第370页A。
[3] ［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b-c。
[4] ［晋］法显：《高僧法顯傳》卷1，《大正藏》第51册，第862页C－863页A。
[5] ［晋］法显：《高僧法顯傳》，《大正藏》第51册，第866页B。
[6] ［晋］法显：《高僧法顯傳》，《大正藏》第51册，第866页A。
[7] ［晋］法显：《高僧法顯傳》，《大正藏》第51册，第866页C。
[8] ［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C。
[9]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7页A。
[10]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4页B。
[11]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4页B。
[12] ［梁］慧皎：《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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