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一奴隶主的奴隶，他们的义务只是交纳赋税。同时，这时已经出现了封建依附农民，法显记载道：“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券书录。后，王王相承，无敢废者，至今不绝。”[⑨]这里所说的国王、贵族、寺庙和殷富之家所拥有的“民户”，可以被当作礼物，同田宅、园圃、牛犊并列赠送给别人，不能随便离开主人和土地，他们的地位由永久性的文书固定下来，不可变更，他们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封建依附农民。其二，封建王朝土地分封制度已经出观。从前印度的赐地主要限于婆罗门贵族、佛教高僧和寺庙，而这时的封地不仅赐与上述阶层，而且扩大到了文武官员，如法显曾记载道，“王之侍卫左右，皆有供禄”。[⑩]这表明，王朝土地分封制在取代高级官吏的现金俸禄制。另外，从前的赐地一般不包括土地所有权，只限于赐地上的赋税征收权，而这时的赐地的实际所有权开始转移到受赐人手中，因而引起了土地关系性质的变化，演变为封建土地制度。法显所说的“铁券书录”即是铭刻在铜牌或书写在布帛上的赐地证书，是证明赐地领有人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法定文书。这种自上而下的王朝土地封赐制是印度封建土地的主要形式。其三，法显所说的“无户籍、官法”、“王治不用刑罔”[11]证明，由于王朝土地分封制的实行，永久赐地的出现，农民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形成，削弱了国家的权力，因而，国家不能严刑酷法，也不能向大多数农民征收田赋，政府无需登记全国户口。其四，迦蒂制度形成。法显在《佛国记》中描述“旃荼罗名为恶人，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搪突。”[12] 随着社会生产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从原来的瓦尔那中分化出很多以职业世袭和实行内婚制为主要特征的职业集团——迦蒂(阇提)，它是一些排他性的独立的社会小集团。在迦蒂形成过程中，一些社会地位最低，从事各种低残职业的贱民形成了各类不可接触者迦蒂，旃荼罗即是其中一类。迦蒂制取代瓦尔那制是印度封建社会形成的历史特征之一。其五，闭塞性的封建制经济特征出现。法显在《佛国记》中记述，笈多王朝时代中期，恒河流域许多古代以来的著名大城市，如华氏城、五舍城、毗舍离城和马土腊城的工商业经济衰落，货币交换停滞，人口减少。很多城市“城中都无王民，甚如丘荒，只有众僧民户数十家而巳”[13]，“其城中人民亦稀旷，止有众僧民户”[14]。总之，法显的考察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一副印度封建制度在笈多王朝时代中期逐步形成的基本图画，他的考察记录也成为世人了解5世纪印度的最重要的著作。
八、惜缘重友的情结
法显特别重视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并与他们团结协作，并肩而行。最早从长安出发时，法显就广泛寻找同道，“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15]“同契”即志同道合，情投意合。可见，与同志的合作是法显远征天竺的必要前提。到了张掖，参与合作的阵营进一步扩大。据法显的记载，他到达张掖时，“张掖大乱，道路不通。张掖王殷勤，遂留为作檀越，于是与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相遇，欣于同志，便共夏坐。”[16]这里所说的“同志”和上面所说的“同契”是基本相同的，法显获得更多的志同道合者，于是便一起参加夏坐，然后再一同前往天竺。一路上，法显与他们相互配合，协同互助，结下了深厚的情缘。最感人的莫过于过小雪山时的经历：“法显等三人南度小雪山，雪山冬夏积雪，山北阴中遇寒风暴起，人皆噤战。慧景一人不堪复进，口出白沫语法显云：“我亦不复活，便可时去，勿得俱死。”于是遂终。法显抚之悲号：“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前，得过岭南，到罗夷国。”[17]慧景知道自己支撑不住了，担心连累法显，而法显并没有离开，直到慧景断圆寂后，法显“抚之悲号”，说明他对慧景是深怀朋友之感情的。法显到达中天竺有名的祇洹精舍，曾非常感慨：“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伤生在边地，共诸同志游历诸国，而或有还者，或有无常者，今日乃见佛空处，怆然心悲。”[18]“共诸同志游历诸国”，真实地说明了法显珍惜缘分、重视朋友、结伴协作的风格。回国后，法显的翻译工作也是在和同道的合作中完成的。这种珍惜缘分、重视友情的品德无论在古代，还是当代，无论对从事什么工作的人，都是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九、惜时勤奋的作风
法显自从西行之后，除了按照佛教规矩，进行必要的夏坐之外，总是在不断地学习语言，抄写佛经，旅行寻访等。在完成寻求戒律的任务后，他没有滞留，而是尽快回国。回国后更是争分夺秒地工作。《高僧传》卷三记载，法显登陆到青州后，“青州刺史请留过冬。显曰：“贫道投身于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师，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经、杂阿毘昙心，垂百余万言。”[19]因为他回国后的志向就是翻译弘扬取回来的经典，所以，在没有完成这些任务之前，他是非常着急的，于是，尽管刺史盛情挽留，他还是“不得久停”，南下京师，开始工作，终于翻译出一百大多万字的经典来，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珍惜时光、勤奋进取的作风既是其“雅操”的表现，也是其“志行”的体现，在今天依然可作为我们学习效法的榜样。
十、眷念故土的情怀。
作为一个中国人，身在异国他乡的法显始终不忘祖国。他对故土的热爱随着在外漂泊时日的延长而不断加强。首先，法显虽然长期在外，但始终没有改变中国人的原有的生活习惯。根据唐代道宣的记载：“昔东晋沙门法显，厉节西天，历观圣迹，往投一寺，小大承迎，显时遇疾，心希乡饭。主人上坐，亲事经理，勅沙弥为取本乡斋食，倏忽往还。” [20]这个故事中包含着神通的信仰，我们且不去论证其真实性如何，但法显“心希乡饭”的生活习性依然没有改变则是事实。最能体现法显对故土之眷念的是，有一次法显意外看见来自祖国的一件物品时的感伤。据法显自己回忆：“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流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21]在接触的人员“悉异域人”，看见的山川草木皆“无旧”的情况下，突然看见来自祖国的物品，这一下子使法显想起自己的故土，不仅伤感落泪。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法显对故土的眷念是何等的情深意切。所以，当最后一个同伴要留住天竺时，他依然作出了独自回国的选择。《高僧法显传》中这样记载：“道整既到中国(指中天竺——笔者注)，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独还。”[22]法显对故土的眷念到后来已经上升到神圣的程度。例如他在海上遇到风暴、危机生命之时，除了向观音祈祷外，还向汉地众僧祈祷；既按照佛教观世音菩萨法门念观音圣号，也根据自己的感情，归命汉地众僧[23]。这体现了法显感情深处的皈依，说明了他对故土的归属感和对故乡僧众的信赖和热爱，这种故土之爱、汉僧之念，其实就是一种爱国的情怀。在当代国际交往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这种情怀依然值得我们每个华夏子孙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作者：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①] ［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C－338頁A。
[②]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6页A。
[③]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7页A。
[④]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15，《大正藏》第55册，第112页A。
[⑤]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5页C。
[⑥]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4页C.。
[⑦] 尚劝余：《从〈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看印度封建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南亚研究季刊》，1994年第4期。
[⑧]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9页B。
[⑨]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9页B。
[⑩]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9页B。
[11]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9页B。
[12]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9页B。
[13]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1页A。
[14]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1页C。
[15]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7页A。
[16]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7页A。
[17]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9页A。
[18]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0页C。
[19] ［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C。
[20]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九，《大正藏》第50册，第692页A。
[21]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4页C－865页A。
[22]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4页B－C。
[23]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6页A。
山西临汾法显学术座谈会论文集
《法显的内在品格及其当代启示》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