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8页B。
[13]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4页C。
[14]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25，《大正藏》第53册，第475页A。
[15]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6页B。
四、老当益壮的精神
六十岁是目前我国规定的男性公民退休的年龄，在常人心目中，这个年龄本是颐养天年、不必进取的人生阶段。在中国古代，因为科学水平有限以及人们的物质生活落后等原因，人的寿命比现在要短的多，所以，个人退休养老的实际年龄和心理年龄都要比现在小的多。所以，六十岁，无论对古人还是今人来说，都是一个衰老退守的年龄。在这个时期，别说开创一番大事业，就是守护原来的事业也是力不从心了。可是，法显却是在六十多岁的时候萌生了去印度取经的年头，并在六十五岁的时候正式从长安出发，开始了他的伟大旅行[1]。这种年龄下进行的开拓荒途式的旅行，使我们不能不赞叹法显不怕老、不服老的品格，其老当益壮的精神用三国枭雄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来形容是非常恰当的。法显以老迈之躯，西度流沙，穿过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死亡之地，克服难以尽诉的困难，终于到达印度，取回大量真经，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连法显自己在回顾自己的旅行时也经常叹息不已。如有一次法显应人们的要求讲述自己取经经历后就曾自云：“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认为自己去印度是“乘危履险，不惜此形”[2]。法显所说的“危”可能主要是指他自己年老力衰，而这里的“险”则是指路途的艰险，所以，法显在说“乘危履险”后便说这是一种“不惜此形”的行为，即不惜其衰老之躯。法显这种老当益壮的精神中包含着不服老、不畏老、不惜老、不闲老等多重的品质。所谓不服老，就是年龄虽老而心理不老，照样作年轻人能作的事情；所谓不畏老，就是不怕年高岁衰，坦然面对，正面接受，不受影响；所谓不惜老，就是不顾怜自己的老迈之躯，不过分注重养体护身，颐养天年，正如法显自己所说的，“身命不期，出息非保”[3]，“不顾微命”[4]，所以，该行继续行，该作继续作；所谓不闲老，就是不让自己在老迈之年闲下来，即所谓“老有所为”也。现在，科技高度发达，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医疗水平和享受医疗保健的条件也空前提高，人类的寿命明显延长，老龄化的社会已经是全球的趋势。中国这几年迅速迈进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心理和日常生活成了全社会关注的对象，佛教也在这一背景下大力倡导生命关怀，以便为老年人健康的生活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借鉴。我认为，法显藐视老迈、老当益壮的精神，对今天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安详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五、百折不挠的意志
法显从长安出发，一路西去，出阳关，度流沙，翻山越岭数万里，亲践佛国各地，又渡海远达斯里兰卡，后来从海路返回，漂泊迷离，总算返回祖国，一路上可谓历尽艰辛。这些艰难曲折是我们今天怎么想象都难以切实体验的。我们只是借助史料的记载，知道法显曾经遭遇过诸如语言不通、经费短缺、战乱频生、沙漠迷路、高原缺氧、痛失同伴、山路险峻、孤身无伴、海浪袭击、同行迫害、海上漂流等一系列困难，我们也知道，法显一路前进，没有丝毫的退却，显示了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这是令今天每一个人都感到敬佩的。《高僧传》卷三记载：法显“西渡流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显任缘委命，直过险难。”[5]什么是“任缘委命”？我想就是任凭此种险恶之缘在前，也要坚持向前，宁愿把自己的生命交付出去。《高僧传》中对法显翻阅葱岭的经历也有详细记载：“有顷至葱岭。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昔有人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所，又蹑悬絙过河数十余处，皆汉之张骞甘父所不至也。次度小雪山，遇寒风暴起，慧景噤战不能前，语显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殒。”言绝而卒。显抚之泣曰：“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孤行，遂过山险。”[6]毒龙吐毒风，可能就是高原缺氧状态下的高山狂风。同伴不幸倒下了，法显“复自力孤行”，没有退却，终于翻越高山，抵达印度。在印度，法显依然经常遇到危险，但他始终保持勇往直前的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最能体现法显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精神的是法显巡礼耆阇崛山时的一番表态和经历。据记载，那次法显临出发时，“寺僧谏曰：“路甚艰阻，且多黑师子，亟经噉人，何由可至！”显曰：“远涉数万，誓到灵鹫，身命不期，出息非保，岂可使积年之诚，既至而废耶！虽有险难，吾不惧也！”众莫能止，乃遣两僧送之。显既至山，日将曛夕，欲遂停宿。两僧危惧，舍之而还。显独留山中，烧香礼拜，翘感旧迹，
--------------------------------------------------------------------------------
[1] 关于法显去天竺的年龄，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这里采用最常见的说法，即65岁出发去天竺。
[2]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6页B。
[3] ［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C。
[4] ［晋］法显：《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66页B。
[5] ［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C。另见：《高僧法显传》，《大正藏》第51册，第857页A。
[6] ［梁］慧皎：《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C。
如覩圣仪。”[①]因为法显“不惧”，所以“众莫能止”，即使送他前往的两个僧人畏惧而逃，他也没有退缩。在回国的海路上，“海中多有抄贼，遇辄无全。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所准。当夜闇时，但见大浪相搏，晃若火色，鼋鼍水性怪异之属。商人荒懅，不知那向。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处，至天晴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若值伏石，则无活路。”[②]这般艰辛真是难以想象！根据法显回忆，“涉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③]。这种排除万难、直至胜利的坚强意志是值得任何时期、任何地域的任何人学习的。
六、虛心好学的胸襟
异国求法对于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来说，陌生不明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在既没有前人的经验总结，也没有专业的梵汉词典的情况下，学习便成为法显西行求法的重要任务。法显秉承了中国人好学敏思的传统，一路西行，一路学习，最终不但精通了梵语，而且精通了印度的文化和社会，特别是印度的佛教戒律学，成为5世纪时期中国人当中绝对权威的印度学大师。法显善于向外国学习首先表现为学习印度佛教的戒律；其次表现为学习印度佛教的历史、造像与其他经典，尤其是大乘佛教的经典；第三表现在学习印度的语言，尤其是梵语；第四表现为学习印度的社会、民俗与历史。在古代，特别是在宋代以前，中国佛教界始终把印度当作权威，遇到佛教方面的问题，首先会想到向印度请教。法显在长安参学期间，遇到戒律残缺不全、僧人生活和修行制度不健全的问题时，中国人没有谁能够解决，只有向印度学习。法显为此远涉流沙，西去求律。为了对付语言的阻隔，法显一路学习梵语。到了印度依然继续学习，以便进行有效的交流。法显的主要目标是求取戒律，据他回忆说，他刚到北印度，发现那里都是师师口传，没有本子可写，于是就继续前进，到达更加遥远的中印度，在那里相继获得很多律本。《出三藏记集》卷十五记载：“后至中天竺，于摩竭提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诃僧祇律，又得萨婆多律抄、杂阿毘昙心綖经、方等泥洹等经。显留三年，学胡书胡语，躬自书写。”[④]为了这些戒律著作，法显在此留居三年，一边学习天竺的语言文字，一边亲自抄写这些律本。后来，他又去了其他一些地方，继续寻求律本，不断有所收获。如在狮子国，“法显住此国二年，更求得弥沙塞律藏本，得长阿含、杂阿含，复得一部杂藏，此悉汉土所无者。”[⑤]在“摩梨帝国，即是海口，其国有二十四僧伽蓝，尽有僧住，佛法亦兴。法显住此二年，写经及画像。”[⑥]可以想象，法显每到一地，只要可能，就会勤奋学习。这种虚心好学的胸襟在全球化时代值得我们继承，并不断发扬光大。
七、善于考察的习惯
从《佛国记》的记载可以看到，法显大师除了寻找戒律和其他经本外，还对沿途各国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考察和记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中国人根据自己的亲身游历而写成的西域和南亚各国的专门记载。法显对沿途的考察大致可以划分为佛教信仰状况、佛教寺院与僧人的生活、佛教活动与礼仪、佛教派系与传承、佛教经典与传播、佛教遗址及现状、佛教历史与传说故事、社会政治制度与人物、社会事件与动态、历史传说与民俗、地理地貌与交通、社会阶层与人民生活等等。我们仅以佛教界不太重视的社会记载为例，看法显对印度考察记录的价值。法显游历印度之时，正值笈多帝国统治时期。按照一般的看法，这时的印度，奴隶制度已经解体，封建制度开始萌芽。法显的记载提供了这方面的根据。 我的师兄尚劝余博士将其总结为五个方面[⑦]：其一，封建依附农民已经出现。如法显记载说：“惟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⑧]显然，这种劳动者不是自由佃农便是雇工，或者是农村自由农民。他们同主人的关系是契约关系，他们有人身自由，而不是从属于某…
《法显的内在品格及其当代启示》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