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傳》卷叁，《大正藏》第50冊，第338頁B。
[13] ［晉］法顯：《高僧法顯傳》，《大正藏》第51冊，第864頁C。
[14]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25，《大正藏》第53冊，第475頁A。
[15] ［晉］法顯：《高僧法顯傳》，《大正藏》第51冊，第866頁B。
四、老當益壯的精神
六十歲是目前我國規定的男性公民退休的年齡，在常人心目中，這個年齡本是頤養天年、不必進取的人生階段。在中國古代，因爲科學水平有限以及人們的物質生活落後等原因，人的壽命比現在要短的多，所以，個人退休養老的實際年齡和心理年齡都要比現在小的多。所以，六十歲，無論對古人還是今人來說，都是一個衰老退守的年齡。在這個時期，別說開創一番大事業，就是守護原來的事業也是力不從心了。可是，法顯卻是在六十多歲的時候萌生了去印度取經的年頭，並在六十五歲的時候正式從長安出發，開始了他的偉大旅行[1]。這種年齡下進行的開拓荒途式的旅行，使我們不能不贊歎法顯不怕老、不服老的品格，其老當益壯的精神用叁國枭雄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裏”來形容是非常恰當的。法顯以老邁之軀，西度流沙，穿過上無飛鳥、下無走獸的死亡之地，克服難以盡訴的困難，終于到達印度，取回大量真經，這實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連法顯自己在回顧自己的旅行時也經常歎息不已。如有一次法顯應人們的要求講述自己取經經曆後就曾自雲：“顧尋所經，不覺心動汗流。”認爲自己去印度是“乘危履險，不惜此形”[2]。法顯所說的“危”可能主要是指他自己年老力衰，而這裏的“險”則是指路途的艱險，所以，法顯在說“乘危履險”後便說這是一種“不惜此形”的行爲，即不惜其衰老之軀。法顯這種老當益壯的精神中包含著不服老、不畏老、不惜老、不閑老等多重的品質。所謂不服老，就是年齡雖老而心理不老，照樣作年輕人能作的事情；所謂不畏老，就是不怕年高歲衰，坦然面對，正面接受，不受影響；所謂不惜老，就是不顧憐自己的老邁之軀，不過分注重養體護身，頤養天年，正如法顯自己所說的，“身命不期，出息非保”[3]，“不顧微命”[4]，所以，該行繼續行，該作繼續作；所謂不閑老，就是不讓自己在老邁之年閑下來，即所謂“老有所爲”也。現在，科技高度發達，物質生活極大豐富，醫療水平和享受醫療保健的條件也空前提高，人類的壽命明顯延長，老齡化的社會已經是全球的趨勢。中國這幾年迅速邁進老齡化社會，老年人的心理和日常生活成了全社會關注的對象，佛教也在這一背景下大力倡導生命關懷，以便爲老年人健康的生活提供理論與實踐的借鑒。我認爲，法顯藐視老邁、老當益壯的精神，對今天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安詳都是具有啓發意義的。
五、百折不撓的意志
法顯從長安出發，一路西去，出陽關，度流沙，翻山越嶺數萬裏，親踐佛國各地，又渡海遠達斯裏蘭卡，後來從海路返回，漂泊迷離，總算返回祖國，一路上可謂曆盡艱辛。這些艱難曲折是我們今天怎麼想象都難以切實體驗的。我們只是借助史料的記載，知道法顯曾經遭遇過諸如語言不通、經費短缺、戰亂頻生、沙漠迷路、高原缺氧、痛失同伴、山路險峻、孤身無伴、海浪襲擊、同行迫害、海上漂流等一系列困難，我們也知道，法顯一路前進，沒有絲毫的退卻，顯示了百折不撓的堅強意志，這是令今天每一個人都感到敬佩的。《高僧傳》卷叁記載：法顯“西渡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准東西，望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5]什麼是“任緣委命”？我想就是任憑此種險惡之緣在前，也要堅持向前，甯願把自己的生命交付出去。《高僧傳》中對法顯翻閱蔥嶺的經曆也有詳細記載：“有頃至蔥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人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所，又蹑懸絙過河數十余處，皆漢之張骞甘父所不至也。次度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殒。”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果，命也奈何！”複自力孤行，遂過山險。”[6]毒龍吐毒風，可能就是高原缺氧狀態下的高山狂風。同伴不幸倒下了，法顯“複自力孤行”，沒有退卻，終于翻越高山，抵達印度。在印度，法顯依然經常遇到危險，但他始終保持勇往直前的精神，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難。最能體現法顯百折不撓、勇往直前精神的是法顯巡禮耆阇崛山時的一番表態和經曆。據記載，那次法顯臨出發時，“寺僧谏曰：“路甚艱阻，且多黑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誓到靈鹫，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欲遂停宿。兩僧危懼，舍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翹感舊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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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于法顯去天竺的年齡，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這裏采用最常見的說法，即65歲出發去天竺。
[2] ［晉］法顯：《高僧法顯傳》，《大正藏》第51冊，第866頁B。
[3] ［梁］慧皎：《高僧傳》卷叁，《大正藏》第50冊，第337頁C。
[4] ［晉］法顯：《高僧法顯傳》，《大正藏》第51冊，第866頁B。
[5] ［梁］慧皎：《高僧傳》卷叁，《大正藏》第50冊，第337頁C。另見：《高僧法顯傳》，《大正藏》第51冊，第857頁A。
[6] ［梁］慧皎：《高僧傳》卷叁，《大正藏》第50冊，第337頁C。
如覩聖儀。”[①]因爲法顯“不懼”，所以“衆莫能止”，即使送他前往的兩個僧人畏懼而逃，他也沒有退縮。在回國的海路上，“海中多有抄賊，遇辄無全。大海彌漫無邊，不識東西，唯望日月星宿而進。若陰雨時，爲逐風去，亦無所准。當夜闇時，但見大浪相搏，晃若火色，鼋鼍水性怪異之屬。商人荒懅，不知那向。海深無底，又無下石住處，至天晴已，乃知東西，還複望正而進。若值伏石，則無活路。”[②]這般艱辛真是難以想象！根據法顯回憶，“涉行艱難，所經之苦，人理莫比”[③]。這種排除萬難、直至勝利的堅強意志是值得任何時期、任何地域的任何人學習的。
六、虛心好學的胸襟
異國求法對于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來說，陌生不明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在既沒有前人的經驗總結，也沒有專業的梵漢詞典的情況下，學習便成爲法顯西行求法的重要任務。法顯秉承了中國人好學敏思的傳統，一路西行，一路學習，最終不但精通了梵語，而且精通了印度的文化和社會，特別是印度的佛教戒律學，成爲5世紀時期中國人當中絕對權威的印度學大師。法顯善于向外國學習首先表現爲學習印度佛教的戒律；其次表現爲學習印度佛教的曆史、造像與其他經典，尤其是大乘佛教的經典；第叁表現在學習印度的語言，尤其是梵語；第四表現爲學習印度的社會、民俗與曆史。在古代，特別是在宋代以前，中國佛教界始終把印度當作權威，遇到佛教方面的問題，首先會想到向印度請教。法顯在長安參學期間，遇到戒律殘缺不全、僧人生活和修行製度不健全的問題時，中國人沒有誰能夠解決，只有向印度學習。法顯爲此遠涉流沙，西去求律。爲了對付語言的阻隔，法顯一路學習梵語。到了印度依然繼續學習，以便進行有效的交流。法顯的主要目標是求取戒律，據他回憶說，他剛到北印度，發現那裏都是師師口傳，沒有本子可寫，于是就繼續前進，到達更加遙遠的中印度，在那裏相繼獲得很多律本。《出叁藏記集》卷十五記載：“後至中天竺，于摩竭提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诃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毘昙心綖經、方等泥洹等經。顯留叁年，學胡書胡語，躬自書寫。”[④]爲了這些戒律著作，法顯在此留居叁年，一邊學習天竺的語言文字，一邊親自抄寫這些律本。後來，他又去了其他一些地方，繼續尋求律本，不斷有所收獲。如在獅子國，“法顯住此國二年，更求得彌沙塞律藏本，得長阿含、雜阿含，複得一部雜藏，此悉漢土所無者。”[⑤]在“摩梨帝國，即是海口，其國有二十四僧伽藍，盡有僧住，佛法亦興。法顯住此二年，寫經及畫像。”[⑥]可以想象，法顯每到一地，只要可能，就會勤奮學習。這種虛心好學的胸襟在全球化時代值得我們繼承，並不斷發揚光大。
七、善于考察的習慣
從《佛國記》的記載可以看到，法顯大師除了尋找戒律和其他經本外，還對沿途各國的情況作了詳細的考察和記錄，形成了中國曆史上第一部由中國人根據自己的親身遊曆而寫成的西域和南亞各國的專門記載。法顯對沿途的考察大致可以劃分爲佛教信仰狀況、佛教寺院與僧人的生活、佛教活動與禮儀、佛教派系與傳承、佛教經典與傳播、佛教遺址及現狀、佛教曆史與傳說故事、社會政治製度與人物、社會事件與動態、曆史傳說與民俗、地理地貌與交通、社會階層與人民生活等等。我們僅以佛教界不太重視的社會記載爲例，看法顯對印度考察記錄的價值。法顯遊曆印度之時，正值笈多帝國統治時期。按照一般的看法，這時的印度，奴隸製度已經解體，封建製度開始萌芽。法顯的記載提供了這方面的根據。 我的師兄尚勸余博士將其總結爲五個方面[⑦]：其一，封建依附農民已經出現。如法顯記載說：“惟耕王地者，乃輸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⑧]顯然，這種勞動者不是自由佃農便是雇工，或者是農村自由農民。他們同主人的關系是契約關系，他們有人身自由，而不是從屬于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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