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虛大師與康寄遙居士
李利安
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實踐與佛教革新運動曾經遇到很多的阻力，致其舉步維艱，屢遭挫折，所以，在那個時期，獲得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顯得尤爲珍貴。
西安作爲西北的重鎮和門戶，自從宋代以後，就喪失了其在全國的政治與文化中心地位，佛教文化也由此走向衰落．。到了民國時期，整個西北地區，軍閥割據，戰亂不甯，民不聊生，佛教也處于一片沈悶之中。康寄遙居士是陝西近代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傑出的佛教活動家和著名的佛教學者。他追隨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兩人遙相呼應，既促進了太虛的佛教革新運動，也使西安佛教出現了自唐末以來少有的嶄新氣象。
一、康寄遙居士對太虛大師的擁護
1906年，康寄遙從關中大學畢業，1909年又赴北京師範大學求學，1911年回陝參加辛亥革命，1912年被任命爲陝西軍政府財政司次長，同時兼任西北大學預科校長及國民黨秦支部副部長。1914年因袁世凱勢力控製陝西而辭去黨政各職。此後，他轉而熱衷于發展實業，曾赴京滬等地及日本東京等處實際考察並在上海德大紗廠實習。此間，他還在上海主編《國民雜志》月刊，爲西北工業之發展大聲疾呼。十月革命後，康寄遙又在上海租界內主編《正報》，抨擊時政，贊揚俄國十月革命。不久，他所主辦的日報與《新青年》雜志同被視爲過激派刊物而遭查封。就在康寄遙迷茫無措之際，與太虛大師的會面確定了他一生的信仰。
根據印順法師的《太虛大師年譜》記載，1920年7月(“仲夏之月”)，太虛大師回到上海。這時，廣州庚申講經會代表李觀初來到上海迎候。李觀初爲國會議員，前一年的秋天在北京曾經參加太虛大師舉辦的維摩法會，因聽太虛講《維摩诘經》而發心學佛，後來南下至廣州加入了支持孫中山的非常國會，當時廣州東堤有一國會議員俱樂部，由百余名議員組成，李觀初亦加入其中。于是他與廣州的一些議員一起，發起迎請大師前往講經。康寄遙與李觀初是同鄉，李觀初便帶著他前去拜見太虛大師，康寄遙由此才認識了大師，並經太虛的點撥，開始發心學佛。太虛大師的自傳裏也說：“民九叁四月間，武昌與廣州都來請我前往講經。武昌已由隱塵、元白邀李馥庭等百余人發起爲擴大的公開講演，爲我設榻龍華寺，即借龍華寺佛殿爲講堂，可容聽衆叁四百人，派陳性白到杭迎接。而廣州則由去秋在北平聽講維摩經時發心信佛的國會議員陝人李觀初，南去廣州加入爲非常國會議員，在東堤有一議員俱樂部，系百余議員組成，李觀初隸屬其中，與諸議員及財政廳龔廳長等百余人，發起庚申講經會，亦函電來請。我乃轉推開悟同學往廣州爲講大乘起信論，我則與性白同赴武昌，亦在龍華寺講起信論。……在武昌時，因接廣州函電，除已請開悟講起信論外，仍必須請我往講以慰渴望，並由李觀初親至上海迎候偕往。武漢人衆本再欲續講楞嚴經，至是鹹認爲非先一去廣州不可，乃將楞嚴約于秋間到武昌再講。我至上海，觀初已先到相迓，蔬宴邀康寄遙等陪席，康寄遙之信佛從此始。”康寄遙信仰佛教後，在深入經論、思考實踐的同時，一直關注著太虛大師的佛教革新事業，並始終懷抱同情，盡力給予聲援。
康寄遙對太虛的擁護體現在很多方面。其中早期最有影響的一次發生在1921年。那年3月，杭州淨慈寺來請太虛出任住持。當時淨慈寺負債累累，很難維持。副寺如惺對太虛景仰已久，便建議當時的住持鴻定請太虛接任住持。對太虛來講，入主淨慈寺正可實現自己多年的理想。太虛進院後，開始對寺廟進行全面整改，首先對寺院職事進行了調整，一些重要位置都安排了可靠人員掌管，然後便按事先設想對原淨慈寺各種弊端進行了全面整頓：首先是嚴禁僧衆吸食鴉片；其次，下令拆除各處寮口私設的小竈；其叁，爲重塑良好形象，太虛還非常重視寺廟基本建設。太虛大力推行的整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杭州佛教守舊勢力的既得利益，因而遭到各方面的暗中嫉恨。慧安、又度、鴻定等人找時任浙江駐軍第一師師長的潘國綱，各方勢力，糾集一起向太虛發難。太虛面對此番劫難，亦不肯稍作妥協。根據大師的自傳記載，當時的爭論與訴訟影響面頗爲廣泛，“從杭州的報紙辯論到上海的報紙，從杭縣的公署上訴到省長公署”，“而立在我一方面爲有力援助的，則爲杭縣王藹南——吉檀縣長及杭紳汪曼鋒等，在上海新聞界則康寄遙等，在北京則爲汪大燮、夏仲膺等，在內則玉皇、智信、大覺，亦皆忠心耿耿的維護”。可見，當時支撐他的核心力量，內部是玉皇、智信等人忠心耿耿的維護，外部則是杭縣王吉檀縣長、仁紳汪曼鋒的大力擁護，而來自上海新聞界的大力聲援也非常重要。這來自上海新聞界的聲援其實主要就是當時身居上海的康寄遙居土。那時，康寄遙在上海從事新聞業，在新聞界已經有了一定的影響。正是因爲有這些內外的支撐，太虛才能夠與慧安等人周旋。盡管太虛後來讓步了，但康寄遙當時的支持既是對太虛鬥志的鼓舞，也是對太虛改革佛教理念的宣傳，所以依然是十分可貴的。
太虛革新佛教的一些著作如《人生佛教》以及許多講經作品，康寄遙也借助佛化社的力量給予廣泛的流通。如太虛大師于民國十一年(1922)在武昌創辦佛學院，雖各宗並宏，但特重慈恩宗學，所著《因明概說》以及所編印的《慈宗叁要》與所講奘譯(能斷金剛般若經》，還有其學人印順所著《攝大乘論疏》及史一如所譯日文《因明講義》等，均由康寄遙主持的佛化社流通，且組織研習宣揚。
二、太虛大師對康寄遙居士
弘法事業的支持
就在太虛大師脫身杭州淨慈寺爭訟的那年年底，康寄遙回到陝西。那時的陝西佛教早已失去昔日的輝煌，正如康氏在其《陝西佛教志}中所說：“近代以來，陝西佛教衰敗已極，宗風不振，義學久荒，戒德消沈，僧才缺乏。諸祖塔寺雖尚保存在西安附近，但是只能抱殘守缺，所謂紹隆佛種，弘宣正法，殊覺暗淡無光，不過偶瞻古塔，隨時憑吊而已。”此時的康寄遙面對現實，心中充滿了振興陝西佛教的熱切願望。
1927年11月，康寄遙聯合路禾父等居士經多方奔走和聯系，終于成立了西北地區第一個佛教居士組織——佛化隨刊社。次年經政府備案批准後擴大組織，更名爲佛化社。社址設在西安市東大街東段路北(今西安市碑林區立新小學)。有兩進院，房舍40余間，園地20余畝。該社宗旨是研習佛學、振興佛法、棄僞揚真、除我法執，弘揚菩薩行，實踐佛陀真理。凡贊成該社宗旨，知見純正，信願研究行持佛學者，不論性別年齡，經社友一人介紹，並經常務董事會通過後，即可人社。佛化社內設事務、研究、社會服務、財務保管等組，每組下設各類專門機構，計有佛堂、講經堂、陳列室、會議室、藏經室、編輯室、辦公室、客房、香坊、刻經處、素齋室、赈災會、醫藥室、閱覽室等。
佛化社成立不久，康寄遙便創立講經會。該會爲佛化社下屬的專門的講經弘法機構，許多知名法師及戴季陶等上層人士皆在此講過佛學。尤其是1931年康寄遙商同楊虎城主席邀請太虛大師至陝講學，成爲近代陝西佛教振興曆程中最輝煌的一頁。
1931年10月，太虛至西安，居住在康寄遙的宅邸寂園，由康陪伴食宿。太虛在西安兩月余，除在佛化社講《辯中邊論》等經典外，又在民樂園宣講《大雄大力大無畏之佛法》，聽衆數千人；在高級中學講《佛教于中國文化之影響》；在臥龍寺宣講《金剛經》；在第一中學講《，日新思想之變遷與佛學之關系}；在化學院講《觀音化迹因緣及學生自立自治之要義》；在大慈恩寺講《彌勒上生經》；在總指揮部講《心理革命》；在建設廠講《“b理建設》。當時在西安臥龍寺還設立了辛未講經會，由太虛大師的學人與當地居士負責，經費由當時駐守西安的楊虎城、朱子橋兩將軍協助。太虛大師與其侍者始終住在東關寂園，由康寄遙居士供養。
太虛大師對康寄遙的支持還體現在興辦佛教教育方面。1931年大師莅臨西安弘法時曾在大慈恩寺講彌勒經典，並對彌勒一系的學說多有推祟。大慈恩寺作爲彌勒一系學說在華的總祖庭，太虛身臨其境，面對衰落之象，不免慨歎。于是，太虛大師與康寄遙協商，並連同朱子橋、李福田、唐慕汾以及慈善會的諸善長等陝西佛界知名人土一起，共同發起籌辦慈恩宗學院，並成立了慈恩學院董事會，康寄遙與楊子繁、朱子橋、康慕汾、饒聘卿、江能瑞、李福田、路禾文、高戒忍、雷仲南、壬子瑞、俞歐如等被推舉爲學院的董事，並分別擔任總務、會計、事務、文書等不同的校務之職。朱子橋還爲學院籌備《龍藏》一部、《大正藏》一部、《續藏》一部。大家公推太虛大師任院長，主持學院的總體規劃與運作，並延聘持松、妙闊等大法師主持學院教學工作。太虛離開西安後，留其學人化城法師與慈恩寺主持寶生法師、興教寺主持妙闊法師主辦慈恩學院，又電請丘希明居士來院主講，在大雁塔辦了一年，移興教寺續辦一年即停。爲時雖不久，但所教各學僧，在弘揚佛教唯識學方面也起到了一些作用。
“康寄遙居士等之宏願不僅欲興複西北佛教爲滿足，並欲積極進行世界佛化。先是民國叁十年康氏與太虛大師商定擬辦世界佛學苑巴利文學院于西安大興善寺，及至民國叁十四年，始于西安大興善寺設立巴利叁藏學院”(《中國佛教近代史》第342頁)，敦聘太虛大師任院長，妙闊法師任副院長，太虛大師的學人善歸法師教巴利文，康與楊叔吉、高培友、郭佛心、路禾父、段一了等人爲兼職教師。該校學製四年，第一期從1945年到1948年共招收學員40余人，畢業16人，其中有的後來還去緬甸等地深造。1949年學校停辦。當時曾與錫蘭佛學院訂約，互換師資，中國赴錫僧以學巴利佛教爲主，兼傳華文佛教；錫蘭來華僧以學華文佛教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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