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与康寄遥居士
李利安
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实践与佛教革新运动曾经遇到很多的阻力，致其举步维艰，屡遭挫折，所以，在那个时期，获得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显得尤为珍贵。
西安作为西北的重镇和门户，自从宋代以后，就丧失了其在全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地位，佛教文化也由此走向衰落．。到了民国时期，整个西北地区，军阀割据，战乱不宁，民不聊生，佛教也处于一片沉闷之中。康寄遥居士是陕西近代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杰出的佛教活动家和著名的佛教学者。他追随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两人遥相呼应，既促进了太虚的佛教革新运动，也使西安佛教出现了自唐末以来少有的崭新气象。
一、康寄遥居士对太虚大师的拥护
1906年，康寄遥从关中大学毕业，1909年又赴北京师范大学求学，1911年回陕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被任命为陕西军政府财政司次长，同时兼任西北大学预科校长及国民党秦支部副部长。1914年因袁世凯势力控制陕西而辞去党政各职。此后，他转而热衷于发展实业，曾赴京沪等地及日本东京等处实际考察并在上海德大纱厂实习。此间，他还在上海主编《国民杂志》月刊，为西北工业之发展大声疾呼。十月革命后，康寄遥又在上海租界内主编《正报》，抨击时政，赞扬俄国十月革命。不久，他所主办的日报与《新青年》杂志同被视为过激派刊物而遭查封。就在康寄遥迷茫无措之际，与太虚大师的会面确定了他一生的信仰。
根据印顺法师的《太虚大师年谱》记载，1920年7月(“仲夏之月”)，太虚大师回到上海。这时，广州庚申讲经会代表李观初来到上海迎候。李观初为国会议员，前一年的秋天在北京曾经参加太虚大师举办的维摩法会，因听太虚讲《维摩诘经》而发心学佛，后来南下至广州加入了支持孙中山的非常国会，当时广州东堤有一国会议员俱乐部，由百余名议员组成，李观初亦加入其中。于是他与广州的一些议员一起，发起迎请大师前往讲经。康寄遥与李观初是同乡，李观初便带着他前去拜见太虚大师，康寄遥由此才认识了大师，并经太虚的点拨，开始发心学佛。太虚大师的自传里也说：“民九三四月间，武昌与广州都来请我前往讲经。武昌已由隐尘、元白邀李馥庭等百余人发起为扩大的公开讲演，为我设榻龙华寺，即借龙华寺佛殿为讲堂，可容听众三四百人，派陈性白到杭迎接。而广州则由去秋在北平听讲维摩经时发心信佛的国会议员陕人李观初，南去广州加入为非常国会议员，在东堤有一议员俱乐部，系百余议员组成，李观初隶属其中，与诸议员及财政厅龚厅长等百余人，发起庚申讲经会，亦函电来请。我乃转推开悟同学往广州为讲大乘起信论，我则与性白同赴武昌，亦在龙华寺讲起信论。……在武昌时，因接广州函电，除已请开悟讲起信论外，仍必须请我往讲以慰渴望，并由李观初亲至上海迎候偕往。武汉人众本再欲续讲楞严经，至是咸认为非先一去广州不可，乃将楞严约于秋间到武昌再讲。我至上海，观初已先到相迓，蔬宴邀康寄遥等陪席，康寄遥之信佛从此始。”康寄遥信仰佛教后，在深入经论、思考实践的同时，一直关注着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事业，并始终怀抱同情，尽力给予声援。
康寄遥对太虚的拥护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早期最有影响的一次发生在1921年。那年3月，杭州净慈寺来请太虚出任住持。当时净慈寺负债累累，很难维持。副寺如惺对太虚景仰已久，便建议当时的住持鸿定请太虚接任住持。对太虚来讲，入主净慈寺正可实现自己多年的理想。太虚进院后，开始对寺庙进行全面整改，首先对寺院职事进行了调整，一些重要位置都安排了可靠人员掌管，然后便按事先设想对原净慈寺各种弊端进行了全面整顿：首先是严禁僧众吸食鸦片；其次，下令拆除各处寮口私设的小灶；其三，为重塑良好形象，太虚还非常重视寺庙基本建设。太虚大力推行的整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杭州佛教守旧势力的既得利益，因而遭到各方面的暗中嫉恨。慧安、又度、鸿定等人找时任浙江驻军第一师师长的潘国纲，各方势力，纠集一起向太虚发难。太虚面对此番劫难，亦不肯稍作妥协。根据大师的自传记载，当时的争论与诉讼影响面颇为广泛，“从杭州的报纸辩论到上海的报纸，从杭县的公署上诉到省长公署”，“而立在我一方面为有力援助的，则为杭县王蔼南——吉檀县长及杭绅汪曼锋等，在上海新闻界则康寄遥等，在北京则为汪大燮、夏仲膺等，在内则玉皇、智信、大觉，亦皆忠心耿耿的维护”。可见，当时支撑他的核心力量，内部是玉皇、智信等人忠心耿耿的维护，外部则是杭县王吉檀县长、仁绅汪曼锋的大力拥护，而来自上海新闻界的大力声援也非常重要。这来自上海新闻界的声援其实主要就是当时身居上海的康寄遥居土。那时，康寄遥在上海从事新闻业，在新闻界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正是因为有这些内外的支撑，太虚才能够与慧安等人周旋。尽管太虚后来让步了，但康寄遥当时的支持既是对太虚斗志的鼓舞，也是对太虚改革佛教理念的宣传，所以依然是十分可贵的。
太虚革新佛教的一些著作如《人生佛教》以及许多讲经作品，康寄遥也借助佛化社的力量给予广泛的流通。如太虚大师于民国十一年(1922)在武昌创办佛学院，虽各宗并宏，但特重慈恩宗学，所著《因明概说》以及所编印的《慈宗三要》与所讲奘译(能断金刚般若经》，还有其学人印顺所著《摄大乘论疏》及史一如所译日文《因明讲义》等，均由康寄遥主持的佛化社流通，且组织研习宣扬。
二、太虚大师对康寄遥居士
弘法事业的支持
就在太虚大师脱身杭州净慈寺争讼的那年年底，康寄遥回到陕西。那时的陕西佛教早已失去昔日的辉煌，正如康氏在其《陕西佛教志}中所说：“近代以来，陕西佛教衰败已极，宗风不振，义学久荒，戒德消沉，僧才缺乏。诸祖塔寺虽尚保存在西安附近，但是只能抱残守缺，所谓绍隆佛种，弘宣正法，殊觉暗淡无光，不过偶瞻古塔，随时凭吊而已。”此时的康寄遥面对现实，心中充满了振兴陕西佛教的热切愿望。
1927年11月，康寄遥联合路禾父等居士经多方奔走和联系，终于成立了西北地区第一个佛教居士组织——佛化随刊社。次年经政府备案批准后扩大组织，更名为佛化社。社址设在西安市东大街东段路北(今西安市碑林区立新小学)。有两进院，房舍40余间，园地20余亩。该社宗旨是研习佛学、振兴佛法、弃伪扬真、除我法执，弘扬菩萨行，实践佛陀真理。凡赞成该社宗旨，知见纯正，信愿研究行持佛学者，不论性别年龄，经社友一人介绍，并经常务董事会通过后，即可人社。佛化社内设事务、研究、社会服务、财务保管等组，每组下设各类专门机构，计有佛堂、讲经堂、陈列室、会议室、藏经室、编辑室、办公室、客房、香坊、刻经处、素斋室、赈灾会、医药室、阅览室等。
佛化社成立不久，康寄遥便创立讲经会。该会为佛化社下属的专门的讲经弘法机构，许多知名法师及戴季陶等上层人士皆在此讲过佛学。尤其是1931年康寄遥商同杨虎城主席邀请太虚大师至陕讲学，成为近代陕西佛教振兴历程中最辉煌的一页。
1931年10月，太虚至西安，居住在康寄遥的宅邸寂园，由康陪伴食宿。太虚在西安两月余，除在佛化社讲《辩中边论》等经典外，又在民乐园宣讲《大雄大力大无畏之佛法》，听众数千人；在高级中学讲《佛教于中国文化之影响》；在卧龙寺宣讲《金刚经》；在第一中学讲《，日新思想之变迁与佛学之关系}；在化学院讲《观音化迹因缘及学生自立自治之要义》；在大慈恩寺讲《弥勒上生经》；在总指挥部讲《心理革命》；在建设厂讲《“b理建设》。当时在西安卧龙寺还设立了辛未讲经会，由太虚大师的学人与当地居士负责，经费由当时驻守西安的杨虎城、朱子桥两将军协助。太虚大师与其侍者始终住在东关寂园，由康寄遥居士供养。
太虚大师对康寄遥的支持还体现在兴办佛教教育方面。1931年大师莅临西安弘法时曾在大慈恩寺讲弥勒经典，并对弥勒一系的学说多有推祟。大慈恩寺作为弥勒一系学说在华的总祖庭，太虚身临其境，面对衰落之象，不免慨叹。于是，太虚大师与康寄遥协商，并连同朱子桥、李福田、唐慕汾以及慈善会的诸善长等陕西佛界知名人土一起，共同发起筹办慈恩宗学院，并成立了慈恩学院董事会，康寄遥与杨子繁、朱子桥、康慕汾、饶聘卿、江能瑞、李福田、路禾文、高戒忍、雷仲南、壬子瑞、俞欧如等被推举为学院的董事，并分别担任总务、会计、事务、文书等不同的校务之职。朱子桥还为学院筹备《龙藏》一部、《大正藏》一部、《续藏》一部。大家公推太虚大师任院长，主持学院的总体规划与运作，并延聘持松、妙阔等大法师主持学院教学工作。太虚离开西安后，留其学人化城法师与慈恩寺主持宝生法师、兴教寺主持妙阔法师主办慈恩学院，又电请丘希明居士来院主讲，在大雁塔办了一年，移兴教寺续办一年即停。为时虽不久，但所教各学僧，在弘扬佛教唯识学方面也起到了一些作用。
“康寄遥居士等之宏愿不仅欲兴复西北佛教为满足，并欲积极进行世界佛化。先是民国三十年康氏与太虚大师商定拟办世界佛学苑巴利文学院于西安大兴善寺，及至民国三十四年，始于西安大兴善寺设立巴利三藏学院”(《中国佛教近代史》第342页)，敦聘太虚大师任院长，妙阔法师任副院长，太虚大师的学人善归法师教巴利文，康与杨叔吉、高培友、郭佛心、路禾父、段一了等人为兼职教师。该校学制四年，第一期从1945年到1948年共招收学员40余人，毕业16人，其中有的后来还去缅甸等地深造。1949年学校停办。当时曾与锡兰佛学院订约，互换师资，中国赴锡僧以学巴利佛教为主，兼传华文佛教；锡兰来华僧以学华文佛教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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