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兼传巴利佛教。为期五年。双方未达目的地前，及离目的地后，来回一切费用，皆由自备，到后，由订约双方，互供膳宿，并供每月三十罗比备用。中国已送两学僧住锡兰，但锡兰三位教师至上海后又回去，惟交来法舫法师代请的巴利文藏经一部，由善归从沪运陕保存在大兴善寺内。为此，太虚大师曾从中周旋。原来，锡兰僧人索麻等抵达上海后，要求在上海安居三月，中方另筹宿处及食费，约耗万余罗比(由上海佛教团体及信徒筹付)。然索麻等只热心传巴利佛教，对于学习华文佛教，并无兴趣。当安居初，西安已派善归比丘来接待。至安居将终，索麻等表示返港过冬，善归始返西安。太虚在给锡兰菩提会的信中说：“为修住处及种种筹备欢迎，与专员往返，结果不去，不惟大失人望，且空耗经费不赀矣!决返香港，系出索麻等自意，然苑长仍嘱香港信徒予以资助，并约春暖再至西安。后因索麻又怕西安寒冷，及疑地方不安等”，重庆、蛾眉、汉口，及宁波之延庆寺、雪窦山等，亦均表示可欢迎前去。乃索麻等突然来信，于一月六日，乘船经新加坡而返锡矣。今详告索麻比丘来华离华之经过于贵会者，非欲责以他事，但欲贵会明了种种违约行动，全出索麻等三比丘，而敝苑之西安巴利院，不仅忠实履约，且曾为种种额外之招待也”。太虚在此期间也多次致书康寄遥，转告并协商此中事由。印顺法师的《太虚大师年谱》主要根据大师给康寄遥的书信记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致康寄遥书》十五、《致康寄遥书》十八等)。
除了讲经与办学方面的大力协助外，太虚大师还在其他方面给西安佛教的复兴事业予以多种支持。1930年后，朱子桥将军募款补修玄奘塔院的三祖师塔并建塔亭三间，还依玄奘，窥基、圆测三师遗像刻石三尊供塔亭内，三师像赞皆欧阳竟无居士撰。两次工程各刻有卧碑在亭内，一碑即为太虚大师所书，另一碑则为宋菊坞所书，两碑皆为康寄遥居士所撰。这既是太虚大师与康寄遥居士的又一次合作，也是对太虚大师对康寄遥西安弘法的一种支持。在太虚等人的大力敦促和倡导下，经过陕西各界的努力，兴教寺成为西安城南最宏伟庄严的一座寺院。
太虚在陕西期间，还在康寄遥的陪同下，参拜了终南山观音应化塔以及旁边的印光大师舍利塔。太虚与印光法师之间曾经有过亲密的接触，除了诗文唱和之外，印光还曾为太虚封关，并有颇多赞美与激励。位于终南山的印光塔有林森主席的赐题“佛光宝塔”四字，刻石在塔的上层。塔为石造三层，下层影堂内有石雕的印光遗像。太虚大师为此专门撰写了印光的塔铭，由陕西著名将军张翔初书写。塔铭中说：“师本由儒人佛，历游禅、教而归专净业。适儒士被弃于民初欧化之际，故清季以来，曾读儒书而被导人净土法门者独多也。余识师普陀后寺于宣统元年，继此十年间，余每每居普陀前寺，与师往返普陀前、后山甚频，书偈赠答非一。近二十年始渐疏阔，师与余相契之深，远非后时起信缁素所了知。师志行纯笃，风致刚健，亲其教、览其文者，辄感激威德力之强，默然折服，翕然崇仰，为莲宗十三祖，洵获其当也”其中还盛赞印光法师：“清季民初，尽一生精力，荷担斯法(即净土法门)，解行双绝者。”(《印光大师全集)第七册第4页，大虚，(莲宗十三祖印光大师塔铭》)从如上之文言，既可见太虚与印光二师相契之深，也显示了太虚对陕西佛教高僧的赞美之心，而这对当时康寄遥所领导的陕西佛教复兴事业是很有意义的。
三、康寄遥居士对太虚思想的推崇
康寄遥居士既在政府部门担任过职务，社会经验丰富，又曾经在北京求学，学识广博，还曾在上海等地从事经济、文化方面的活动，社会资源丰富。对佛教，他不但信仰坚定，而且对当时的中国佛教界有深刻全面的观察。他对太虚大师的拥护不是出自名利的驱动，而纯粹是其内心对太虚大师佛教革新思想的推崇。
康寄遥对太虚整理佛教的三大主张特别推崇。我们从他在建国后撰写的《陕西省佛教志》中依然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推崇之心。在这本原本是专门记述陕西佛教的书稿中，康寄遥对太虚的三大主张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热情的歌颂。
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是太虚大师所倡导革新佛教的核心思想和实践。康寄遥深感太虚大师的教理革命既是非常及时的，也是非常确当的。按照他的理解，教理革命不是对佛家世界观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而言的，乃是针对佛家的人生效用论而言。他强调，佛成道后，反对印度各宗教世界观所主张的神造说，即人格神论，而认为本体与现象二者合一不可分离更为合理。佛如实而证，为证而说，并采用当时胜论师宇宙人生缘起论的道理，主张宇宙人生是因缘合而生起的。但佛教到中国后，如佛教各宗派，对于缘起说，有主张业感缘起的，如俱舍宗，有主张赖耶(第八识)缘起如玄奘倡导的慈恩宗。有主张六大缘起的如不空倡导的密宗，且还有主张法界缘起真如缘起的，虽说异曲而同工。因而，在康寄遥看来，佛家的世界观有唯物的部分，大体说来，是真常惟心论，是心物统一论，并不是一元唯物论，且不是辩证唯物论。他认为，太虚的教理革命是整个佛教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整理”运动。他说，佛灭后第一次整理为迦叶、阿难的综合整理。经过五百年许，有二十部派互相争论，后经龙树等破斥部争，抉择各派，以般若义，造(大智度论》、(中论》、《百论》等，为第二次的综合整理。其后学人不得真义，又起纷争，至八九百年，有无着又以《瑜伽》等论为第三次综合整理。佛教传至中国后，先有天台智者、华严贤首等的综合整理，后有西藏宗喀巴所著《菩提道次第》的综合整理，皆根据佛家教理，适应时代机宜，进行综合整理的工作。
康寄遥认为，历史发展到20世纪，也到了再次整理佛教的时期。他说，大概中国佛教尤其是陕中的佛教情况，可分为“死的佛教”与“鬼的佛教”。大家知道向来一般学佛的人，总希望死的时候死得好，同时死的时候有瑞相，其实这并非佛教的真正教理，不过是流布上的一种演变而已。还有说佛教重在离开人世的精神，就是死后不灭的精神，具体地说就是灵魂，就是神鬼。因此有些信佛的希望死后作个享福的鬼。这就是“鬼本位论”。惟应知道，若要死得好，若要做鬼好，先要做好人，所以与其重死鬼，不如重人生。孔子也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只限于人伦的教法，尚如此说，况佛家更有了明生死，了脱生死，乃至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建设人间净土的宏伟主张。所以，他认为应依据佛家教理的精要，针对历来各种错解及流弊，加以综合整理。正视本着这种认识，他认为太虚大师倡导的教理革命是及时而确当的。太虚的《人生佛教》一书就是主张教理革命的重要著作，因为佛家向来反对“神造说”及“命定论”，坚决主张自己种因自己受果的因果规律，尤其是一般学佛人，每偏于消极厌世逃避现实。人生佛教用积极利世人烦恼海的教义来对治这种消极思想与行为。所以，《人生佛教》出版后，康寄遥便预约百部，通过佛化社在西安广泛送阅宣传，产生不小的影响。
关于教制革命，康寄遥回忆说：太虚大师所著《整理僧伽制度论》主要对佛家戒律法规详明阐述，以对治当时僧界违反或脱离戒规的流弊，并涉及寺僧劳动附办社会救济等问题，且亦涉及教产问题。原来佛教僧众应守的戒规，是佛在世时所规定，佛灭后这类戒条传人各国，都不无变化，唯锡兰、缅甸、泰国出家犹行乞食制，所有沙弥戒十条，最后两条，即过午不食，手不捉金银，这样戒条到中国后就不易通行，在唐朝已由马祖道——禅师创建丛林，又由百丈怀海禅师为丛林制定法规，所有较大的佛寺可能挂单领众的都是丛林，都应依照法规办事，方丈与寺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法规内尤重要的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佛寺所谓“出坡”，就是方丈与寺众普遍出勤，而且每月朔望清结寺内账目，写账的人不能念账以防弊端。这样清规也称为“农禅制度”，就是参禅与农作两不误。照这样和尚也当然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意后来佛寺大都变成大地主或房主，专靠剥削地租房租生活。在城市的佛寺并靠应赴经忏的收入挥霍享用，各大寺的方丈，对经忏的收入，只给清众少分，又等于工头包工制来剥削大众，且时有压迫大众的不良作风，这种流弊普及各省，南方尤甚，陕西也不例外。太虚大师主张严整戒律，实行法规，且在农禅的基础上，更主张工禅，就是要僧人农作外还应作手工业自给自足。但是多年来并未有多大的转变，可见流弊积重难返。在国民政府时期，1929年改定监督寺庙条例，规定佛寺住持对寺产有管理权无变动权，且必须把寺内收支每年报告当地政府，并在寺公布。但以西安佛寺论，盗卖寺产的事实仍屡见不鲜，佛寺公布收支的向未见闻。康寄遥主持的佛化社对于太虚大师的主张十分赞同，在所编印的各种佛刊内，努力宣传。那时，受康寄遥影响的部分陕西法师如清莲禅师、宏纯法师等，也曾先后建议整顿清规，希望将剩余的寺产供终南山修行人，并主张对出家人恢复考试制，但僧人中有个别人不无反感，所以收效甚少。
关于教产革命，康寄遥认为，佛教建设丛林，实行农禅制度的本旨，原来在于寺僧自己劳动自食其力。可是，后来各佛寺广置田产，或接收各方捐产，逐渐成为大地主，专靠租粮生活，如江苏常州天宁寺，每年就要收两万石租粮，西安卧龙寺、广仁寺、兴善寺等所有土地大多数百亩不等。江南各大寺在民国年间多有创设佛学院的，如杭州及常熟先后办华严大学，武昌、厦门先后办佛学院，四川办汉藏教理院等，大都是利用寺产办僧学的，陕西三十余年来，曾由太虚大师发起，陕佛会筹办，先在大慈恩寺办慈恩学院，由杨虎城主席及朱将军协助开办费，但办了不到两年即停。后在大兴善寺办巴利三藏院，当时就是利用兴善寺及兴善寺下院海藏寺产及西安崇仁寺与小雁塔荐福寺产，巴利学院办了四年在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一次，即停办。据康寄遥回忆，当时荐福寺在先已允以寺僧生活有余的收入协助办僧学，后来该寺不肖的和尚，竞食前言，乃至与学院董事涉讼经年。那时，陕西佛寺僧人大都贪占佛寺，把持寺产，宁由私人滥用，也反对办学，南方这种情况更多。康寄遥慨叹道：“太虚大师曾说，僧为寺累，僧为产累，真是名言!”
综上所述，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事业虽然主要在南方展开，但其影响却波及全国，其革新佛教的思想更是广泛流传，深刻影响了近代西安的佛教复兴运动。康寄遥居士作为近代陕西的一位大居士，既因太虚而信仰佛教，也因太虚而选择了佛教革新的道路，所以，他们之间除了个人的情谊之外，在佛教革新的共同事业中遥相呼应，特别是在康寄遥回到陕西后，因受太虚思想的深刻影响，而在西安兴起佛教复兴的诸多活动，而太虚与康寄遥的密切往来与鼎力支持，对陕西的佛教复兴事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也正是因为康寄遥与太虚之间的这种深刻关系，在太虚圆寂火化之后，其舍利除了在奉化雪窦寺和武昌佛学院旧址建塔供养外，西安也分得舍利两粒，先供养于康寄遥主持的佛化社小银塔内，后又由佛化社移供于康寄遥居住的寂园佛堂。当太虚示寂周年时，佛化社还曾编印《大雄专刊》记念，显示了康寄遥居士对太虚大师的深切怀念以及对其人间佛教与佛教革新事业的继续追随。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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